本世紀初，國內主要金融機構負責人在北京開會。席間某領導無意間問了一句，“在國內做金融最重要的是什麼？”各金融機構負責人回答，“人才”、“創新”、“風控水平”。領導一笑，悠悠說道“難道不是牌照嗎？”
毫無疑問，在改革開放之初，經歷了長時間的計劃經濟體制的中國，金融是一個高度管制、受到抑制的行業。特別是對於地方政府來說，擁有一家本地的金融機構，是區域發展獲得資金的重要途徑。
1988年，時任天津市主要領導上報中央，希望在本市組建地方區域性銀行。彼時，央行總行的劉副行長表示同意，並提出“由香港的金城銀行（或中銀集團）與天津採取合資、參股的方式，建立一家新的金融機構”的意見。中國銀行總行行長王德衍也認為“與中銀集團合資為宜”。據親歷者回憶，當時已經將此銀行取名為“中國長城銀行”，但最終因國內《合資法》沒有出臺而中止。
自主發起設立銀行不順利，則就需要引入外資，而當時正好有一個難得的契機。
在經濟學家周其仁看來，1990年代世界經濟的兩個“海平面”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一個“海平面”就是西方發達國家經過戰後高速發展，資本顯著過剩；另一個“海平面”就是新興市場國家，蘇聯模式勢微，中國、印度紛紛進行市場化改革，但苦於缺乏資本和技術。兩個海平面巨大的落差，意味著巨大的動能和潛力，這也是繼大航海時代以來，新一輪全球化發展的重要背景。
1981年，南洋商業銀行設立深圳分行，成為改革開放以來外資行在國內設立的首家營業性機構，這也被看作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內地市場的序幕。但在80年代，外資銀行的經營範圍被限定為對外資企業和境外居民開辦外匯業務，並且許多操作還要與內地合作銀行來完成。
1992年，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重要的一年。那一年歲首，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動身南巡。當時的國內，針對改革的諸多爭論、質疑聲不斷，但鄧小平在南巡過程中，發表了許多振聾發聵的講話，勇敢地為改革開放大業護航。
也正是在1992年，渣打銀行正式進入天津。1992年的10月份，渣打銀行天津分行錄用了6名本地員工，他們也成為改革開放後，首批進入外資銀行工作的天津人。
當時國內的金融開放也是競爭激烈，上海、天津和廣州都在積極爭取外資銀行設立網點。比如，當年日本太陽神戶三井銀行天津代表處負責人山本週治，就該行是否能在天津設立分行多次與本市有關部門溝通。在一份內部《情況彙報》中披露，山本週治表達了三井銀行總行對中國央行批准東京銀行、第一勸業銀行在上海設分行感到震動，特別是對於日本第一勸業銀行走在三井銀行之前（在中國設立分行）“感到不平衡”。
但平心而論，1994年至2001年這段時間，只能算是外資銀行在天津發展的起步期，當時國內對外資銀行的主要需求，就是帶來外匯資金，支持企業發展。因此，擴大對外資銀行的開放地域、業務範圍是當時管理層的發力點，而對外資銀行來說，尋找企業，健全網點是工作重心。
2002年，對天津金融行業來說，是另一個重要的年份。
這一年，人民銀行行長調任天津市長。據說，新來的市長喜歡在每天上班途中讓司機更換不同的路徑，以便儘快熟悉天津的城市建設情況。無論他沿途中發現了什麼，但他工作（解放北路附近）、居住（友誼路附近）的兩個區域，都是天津的金融聚集區，只不過一個代表著過去，一個代表著現在。
新市長到任後，天津金融開放的步伐明顯提速。
2003年，由世界500強英國標準人壽和天津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創立的恆安標準人壽成立。
2005年，渤海銀行成立，天津終於有了一家全國性的股份制商業銀行。
值得一提的是，渤海銀行是國內首家在發起設立階段就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的中資商業銀行。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作為渤海銀行的第二大股東，擁有19.99%的股權。
在這一階段，天津引入的不僅僅是外資的資金，也包括金融管理模式。比如，在渤海銀行成立初期，就按照渣打銀行的模式，建立了矩陣式管理架構。
直到今天為止，中資銀行的管理架構大多仍是“直線職能制”，各個等級嚴格分工，形成一條嚴格指揮鏈，也有人將之稱為金字塔式性的管理。而矩陣式管理的初衷是想讓管理“扁平化”，讓銀行的資源在管理者和職員之間更好的分配。
“我在入職時詢問人力部門，我這個行長具體負責什麼？”曾經的渣打銀行天津分行行長私下告訴記者，“得到的答覆是，你能做什麼，就負責什麼。”
毫無疑問，兩種管理模式的碰撞會產生摩擦，但哪裡不是這樣呢？
從2005年至2011年，圍繞天津濱海新區開放開放，天津金融做了很多工作，有成績也有不足，但總結起來最重要的就是金融改革創新發展主體顯著增加。直白一點，就是來天津的金融機構數量的顯著增加。
據原天津金融辦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從2005年至2011年，天津本市金融機構由95家增加到844家，其中金融總部機構由16家增加到40家，包括7家銀行、4家保險公司、7家證券和期貨公司、3家金融租賃公司、2家信託公司、6家村鎮銀行和1家消費金融公司等，這還不包括眾多信用評級公司、融資租賃公司、保理公司、小額外幣兌換公司、小額貸款公司和貸款擔保公司等。
如果說，在國內開展金融活動的核心競爭力是“牌照”的話，天津已經將能集齊的“牌照”都拿到了。
過去3年國內金融行業的主基調是“去槓桿”和“控風險”，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國內金融行業發展無疑是受到了影響。但站在當下這個時點，金融作為實體經濟的血脈，不會永遠停滯不前。
2019年5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對媒體表示，“金融管理部門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持續推動銀行業保險業對外開放。”在深入研究評估的基礎上，近期擬推出12條對外開放新措施。
2019年5月6日，天津市政府下發《天津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擴大開放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若干措施的通知》，呼應了金融管理部門的開放新舉措，具體內容是，“取消在津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外資持股比例限制，支持外國銀行在津同時設立分行和子行，支持外商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外國銀行分行在提交開業申請時一併申請人民幣業務。支持在津設立外資保險公司，探索降低外資保險公司設立的限制條件。”
前不久，黃奇帆在復旦大學進行了一場題為“新時代，國際貿易新格局、新趨勢”的演講中提到，在金融領域，目前國內開放度是很弱的。2000年，中國的外資金融機構的營業額佔整個中國金融資產量、營業量、業務量超過4%。但到了2018年，外資金融機構的業務量，資產量佔整個中國金融機構業務量資產量1.6%。
當然，這個縮小需要從兩方面來解讀：一方面說明近二十來年外資金融機構在國內發展不快；另外一方面說明國內各類金融機構成長飛快，即分母變大了，分子不動，比例也會縮小。
這種情況的問題在哪裡，正如央行前行長周小川所說，從全球經驗看，絕大多數金融行業都是競爭性服務業。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引入外資銀行，最開始期望引入資本，回頭來看，國內商業銀行從競爭中學到了很多內容，為我國金融業帶來產品演變、市場建設、業務模式、管理經驗等一系列變化。後又通過競爭性股改上市，國內銀行的經營效率、資產質量、公司治理等都有了較大提高。外資銀行的進入也對國內政策帶來改革壓力，包括會計準則、監管標準以及營改增等。”
簡而言之，金融服務業是競爭性服務業，受益於對外開放，還要進一步擴大開放。
對天津的金融行業同樣如此，我們耗費了大量的資源，集齊了國內金融行業最重要的龍珠（“牌照”），那麼如何才能召喚出“神龍”呢？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擴大開放，引入競爭，激發我們本地金融機構的活力。
這其實也是金融供給側改革所要求的。與傳統產業供給側改革“去產能”不同，金融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調結構”，即增加有效的金融供給，減少套利的金融供給。對應的政策無疑是支持能力強的，淘汰能力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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