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曾引元稹为例，说明中唐的士人为了提升自身地位，以娶

这个风气的出现与制度的改变相呼应。从“长名榜”到“循资格”，唐政府为了解决在铨选上“杂色入流”，以及“员多阙少”两大问题，进行了一连串的改革。改革的原则为区分出身、按部就班。解决的方式就是先将每个开缺的官职列出，然后根据求官者的品位高下、年资多寡、考绩优劣、出身高低等因素，形成“官资”，在根据官资的清浊与否，来决定该授与什么样的官职，以及“待选”的选数，所谓“区分清浊”。在当时的概念里，能担任清官的，表示是出身清白的士人，因此担任清官者，地位也比“非清官”来的高，往往为士人所钦慕。

陈寅恪

与“清官”相对的，则是“浊官”。唐代浊官的概念源于魏晋，当时主要指一些专门的事务官，如医官、乐官、胥吏等等，往往由“寒士”、“寒人”担任。

唐代清官 狄仁杰

这些职官能迁转的范围很小，往往在某一个职位上服务很久，仍不得升迁。唐代“浊官”的性质大体仍和魏晋时期一样，由出身较低微的士人专任，且有世袭化的情形，本身就是个独立封闭的迁转序列。“循资格”之后，铨选上清浊分途的情形更加强化，出身较差的士人想任清官机会就越来越渺茫。

黄巢起义

“清浊区分”，使整个唐代的职官分成了“清”与“浊”。传统士族因为不论在科举或者荫补，乃至于声望都保有较高的优势，久之形成清官为士族独占的情形，引起了“孤寒”、“小吏”对“清流”的不满。这些“孤寒”、“小吏”既然无法透过科举、荫补的方式，迁转到人人钦羡的“清官”，只好另谋生路。唐末天下大乱，更有不少人投身黄巢等人，种下了“白马之祸”的原因。

“白马之祸”的发生，可以说是“浊官”的“胥吏”对“清官”一次沈重的打击。经过朱温等人对清官报复性的屠杀之后，中古带有门阀政治意味的“清官”制度，也随着唐王朝的瓦解，被胥吏政治取代，与门阀一同消解。

唐末的“文吏”与“清流”之争

唐代“清官”制度从“官以人清”变化成“人以官清”，由于低层士人能担任清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只得以出任“胥吏”、“直官”、“伎术官”之类的“浊官”。这些人既然无法进入令人称羡的“清官”序列，久之自然对朝廷感到不满。晚唐的大乱，为他们提供了出头的机会。

朱温

天祐二年（905年）五月，朱温于白马驿杀朝士，史称“白马之祸”，可以视为“浊流”对“清流”的一次猛烈的反击。《新五代史‧六臣传序》说当时：

而《旧五代史》则记下李振劝朱温大杀朝士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情形：

李振是屡试不第的士子，朱温出身对朝廷“清流”敌视的黄巢集团，这个集团聚集了许多应举失败的士人。“白马驿之变”正是他们对朝廷“清流”反感的表现。

关于晚唐“人以官清”之后，如何获得“清官”的位置，决定于科举。然而，晚唐的科举却越来越独厚权贵子弟，使得“清官”多为其所占。其他出身“孤寒”者，由于没有奥援，自然无法与权贵子弟们竞争，长期累积不满的情绪。

唐代科举

不同于日后的科举考试，唐代科举防弊并不严格，请托之风颇盛，能科举及第的，通常都必须在考前“通榜”，得到权贵的欣赏才有办法在考场出类拔萃。譬如《容斋随笔》所言：

在这种情形下，权贵的“子弟”们本来就具有优势，唐代的科举一直由士族子弟占上风。如王冷然所道：

要是“无媒无党”，这些应举士子也只好“吞声饮气”了。

由于科举取士“门生”与“座师”的人际关系，容易成为日后在政坛彼此应援的人际资本。因此，该取什么样的人科举及第，“子弟”、“孤寒”该以谁为优先，成为中唐以后政争争论的焦点之一。

及第

元和以后，由于科举出身者在“清官”竞争中容易取得优势，应举的公卿子弟越来越多，请托之风也越来越盛，到了长庆元年（821），更发生钱徽复试事件，从此开启了取“子弟”或“孤寒”的论争。该年，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为朝臣请托，人以为滥。”、“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西川节度使段文昌攻击。

看起来，复试事件是因为段文昌、李绅所请托的人选未能为知贡举的钱徽所取，引起段文昌等人攻击“以关节得之”。而继钱徽复试的王起等人，不敢自己取士：“及起考贡士，奏当司所选进士，据所考杂文，先送中书，令宰臣阅视可否，然后下当司放牓，从之。”但这就失去要他“知贡举”的意义了，

这次的复试事件凸显了请托之风的盛行，权贵们请托科举的行为，也引起了其他官员的不满。钱徽之后，几个知贡举的官员都能公平取人，造成“子弟”及第人数的减少。如崔偃“凡两岁掌贡士，平心阅试，赏拔艺能，所擢者无非名士。”郑澣也“选拔造秀，时号得人。”据吴宗国的研究，大和年间，共九年的进士只有十三人是“子弟”，“子弟”在科举的优势不再。到了开成年间，更进一步出现抑制子弟的情形。像开成元年到三年间（836-838）知贡举的高锴，《旧唐书》就说他“抑豪华，擢孤进。”到了武宗会昌年间，“放孤寒”更成为当时的一股潮流。

会昌三年到四年(843-844)，高龄84的王起再知贡举，这次取士以“大放孤寒”闻名。吴宗国统计会昌三年及第进士的身份，无一人有显赫门地。其门生称颂王起“孤进自今开道路，至公依旧振寰瀛。”、“常将公道选诸生，不是鸳鸯不得名。”

《旧唐书．王起传》也说：

宣宗即位以后，“子弟”在科举中的势力又再次抬头。宣宗为欲重振贞观旧貌之雄主，用人多重名臣之后。如贞观名臣魏征之后魏謩，便因耿直敢言，有乃祖之风而为宣宗所重。而元和年间的旧臣之后，大多受到重用，“追感元和旧事，但闻是宪宗朝卿相子孙，必加擢用。”又如大中年间的掌权的宰相令狐綯，引起皇帝重视与他是宪宗时宰相令狐楚的儿子有关。《资治通鉴》记载其事：

皇帝既然这么重视旧臣子弟，在科举取士上就不像武宗那样“不放子弟”。宣宗以后的科举多为“子弟”所把持。唐人也有类似的记载，孙綮《北里志．序》就说：

科举为权贵子弟所把持的情形，在宣宗之后更为严重，出身寒微的士人越来越不容易进士及第，逐渐引起了这些低层士人的不满，抱怨科举不公的诗文也越来越多。正常的升迁管道已经无法满足“孤寒”迁入“清官”，藉此转为“士人”的愿望，那么这些低层的士人只好另谋他图，唐末的大乱，正给了他们一个出头的机会。

参考文献：

• 《唐宋下层士人研究》
• 《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
• 《新五代史》
• 《旧五代史》
• 《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论》
• 《陈寅恪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 《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
• 《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 《容斋随笔》
• 《全唐文
• 《旧唐书》
• 《资治通鉴》
• 《全唐诗
• 《唐语林校证》
• 《东观奏记》
• 《唐史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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