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易学第十六章》义理易学史2
作者 京都静源 教授/文学博士
二、两宋时期
义理派易学的第二个高峰是两宋时期。
胡瑷，他是北宋理学的先驱者之一，在易学史上地位甚高。程颐曾认为读易学书只须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这里的胡先生，即指胡瑗。胡瑗易学的特点是“解经至有要意”，重在以理胜。如他以五常和《乾卦》四德相互配合，又大讲理的作用。但是，他又经常怀疑经文内容记载和传承有误，时常提出新解，这一特点开始了北宋学术界的疑经风气。如，胡瑷在《周易口义》一书中对《河图》的质疑：
按此《河图》是天之瑞也。若圣人在上，至德动于天地，天下之人和洽，则和气充塞于天地之间，则河出图，洛出书，以为瑞应之验也。是故圣人之所以法则之者，盖法其时而行事，故曰“圣人则之也。”然按居偶之说，以谓《河图》、《洛书》出见下世，伏羲因得之而画成八卦，感上天之美应者也；且上古洪荒之世，典章法度未立，伏羲以圣人之才德居位，是以经纶天地，画成八卦，以为万世之法则。若《河图》、《洛书》未出现之时，伏羲亦当画为八卦，以为后世之法，且《河图》、《洛书》是天之大瑞；若果《河图》、《洛书》已有八卦，则八卦不当言伏羲所画也。又按《洛书》赐禹，是以八卦更有圣人画矣，且按《下系》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八卦，自是伏羲观天地、取诸物，而画成八卦也。又岂得谓伏羲感《河图》、《洛书》而画八卦哉！若果《河图》、《洛书》已有，则孔子不当言伏羲仰观俯察而成八卦也。又如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是孔子因其凤鸟而为书也；又曰“龟龙在郊薮。”河出图，洛出书，是亦因龟麟而至矣。此盖孔子言麟凤者，天下顼物难见者也。若圣人在上，锡五福于人，庶政行于国，和气充塞于天地，则《河图》、《洛书》、龟麟、龙凤出为瑞应之验收，是以圣人法则其时，以行其事也，故云“圣人则之。”
根据《宋元学案》的记载：胡瑗：
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旨意明白，众皆大服。
如果说，以王弼为代表的易学趋近于美学的话，那么，以胡瑗为代表的易学则趋近于伦理学。他借《易》理来阐述人事，并且又大讲道统。
义理派易学到了程颐才达到了空前的兴盛。他的易学核心是理一元论。他认为“有理而后有象”，这一观点修改了自先秦以来象数派易学家们“物生而后有象”的观点。他把胡瑗易学中的理学体系加以扩大，并使它更加严谨。这种理一元论的易学观把王弼开创的追求形而上的易学更推进了一步。他的时位观念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上，以“理”的概念来等同于“易”的概念。如果说，以陈抟为代表的象数派易学把河洛之学演绎成具有《易》上之《易》地位的图书派易学的话；那么，以程颐为代表的义理派易学则是把理看成是先于《易》而存在的《易》前之《易》。而《周易》的作用只是“尽天理”，只是作为演算他本人所建构的理一元论世界本体的筹码。自他以后，义理派易学虽然在心、理、气何者为一元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但却大都依照他的易学思想和世界本体模式而发展着。
他在《程氏易传•序》中提出：
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之矣。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意，则存乎人焉。
在该书中，他对《乾卦•彖》从理学的角度进行如下注释：
彖者，言一卦之义。故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大哉乾元，赞乾元始万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万物资始乃统天，言元也。乾元统言天之道也。天道始万物，物资始于天也。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天道运行，生育万物也。大明天道之终始，则见卦之六位，各以时成。卦之初终，乃天道终始。乘此六爻之时，乃天运也。以御天，谓以当天运。乾道变化，生育万物，洪纤高下，各以其类，各正性命也。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保合太和乃利贞，保谓常存，合谓常和，保合太和，是以利且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天为万物之祖，王为万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万汇亨，君道尊临天位而四海从。王者体天之道，则万国咸宁也。
再如，对于《坤卦•六四》，他注释为：
坤虽臣道，五实君位，故为之戒云，黄裳元吉。黄，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则元吉，谓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则元吉，不尽发其义也。黄裳既元吉，则居尊为天下大凶可知。后之人未达，则此义晦矣，不得不辨也。五，尊位也。在他卦，六居五，或为柔顺，或为文明，或为暗弱；在坤，则为居尊位。阴者臣道也，妇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犹可言也。妇居尊位，女娲氏、武氏是也，非常之变，不可言也，故有黄裳之戒而不尽言也。或疑在《革》，汤、武之事犹尽言之，独于此不言，何也？曰：废兴，理之常也。以阴居尊位，非常之变也。
这些注释已经不在谈易学，而是以易学的架构进行理学的解释。
易学到了宋代李光、杨万里那里，又成为以史解《易》的义理派易学。李光因触怒奸相秦桧而遭贬斥。他生于乱世，深深理解《周易》中所谓“忧患”意识。这使他的易学更多的是从史实解《易》，以明君臣立道之理。这种讲《易》方式，是将形而上的《易》理应用于人事，变成诸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类的处世哲学、求官之道。
而真正体现“参证史事”以解《易》这一特点的则大盛于杨万里的《诚斋易传》。如他对《丰卦·初九》的注释为：
禹稷当平世，君子之幸也。颜子当乱世，君子之不幸也。其有当丰盈明盛之世，而伏中昃盈虚之机者；其君子幸不幸之杂也与。初九以刚明之贤，当明盛之世，遇九四同德相应之迩臣，为己之所主，已往而从之，其功业成就必有卓然可尚者。岂非初九之幸也哉？然幸未久而灾至者何也？时虽明盛，而六五柔暗之君也，初九在下之远臣，与九四在上之迩臣，安能以已之昭昭，启君之昏昏乎？故四老能从子房以安惠帝，而不能振惠帝之柔。刘更生、张猛、周堪、能从望之以傅元帝，而不能开元帝之暗。诸君子岂不遇明盛之世哉？然明未久而昧生，盛未久而衰至。大则灾于而国，小则灾于而身。故汉再衰而望之死，惟子房四老幸免者，子房退而四老去也。故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这样的注释方法，如果围绕着卦爻辞中真实记载的历史如西邻、东邻、有易等等，那是老生常谈。如果三百八十四爻全部如此注释，则比附过甚。
对于此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
是书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传以证之。初名《易外传》，后乃改定今名。宋代书肆，曾与程《传》并刊以行，谓之《程杨易传》。新安陈栎极非之，以为足以耸文士之观瞻，而不足以服穷经士之心。吴澄作《跋》，亦有微词。然圣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从。箕子之贞，鬼方之伐，帝乙之归妹，周公明著其人，则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举矣。舍人事而谈天道，正后儒说《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证经病万里也。理宗嘉熙元年，尝给札写藏秘阁。其子长孺进状，称自草创至脱稿，阅十有七年而后成，亦可谓尽平生之精力矣。元胡一桂作《易本义附录纂疏》，博采诸家，独不录万里一字，所见盖与陈栎同。然其书究不可磨灭，至今犹在人间也。
在哲学上，他唯物地改造了周敦颐易学中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宇宙生成论。他以气一元论作为他的易学的哲学基础。他的易学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即以卦爻辞印证历史事实，用宋代以前各朝的历史事实去解卦爻辞，把远古时代的卦爻辞变成后代史实的前鉴。李光、杨万里二人的易学可说是史家易学。
朱熹是是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易学大家。他的《周易本义》成了南宋至晚清的官定易学教科书。如他在该书中对《乾卦》卦辞的注释为：
乾，渠焉反。六画者，伏羲所画之卦也。━者，奇也，阳之数也。乾者，健也，阳之性也。本注乾字，三画卦之名也。下者，内卦也；上者，外卦也。经文乾字，六画卦之名也。伏羲仰观俯察，见阴阳有奇耦之数，故画━奇以象阳，画
耦以象阴。见
阴━阳有各生一阴一阳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见阳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拟之于天也。三画已具，八卦已成，则又三倍其画，以成六画，而于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卦六画皆奇，上下皆乾，则阳之纯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贞，文王所系之辞，以断一卦之吉凶，所谓《彖辞》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文王以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于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变者，言其占当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后可以保其终也。此圣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开物成务之精意。余卦放此。
又见该书对《文言》的注释：
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在各足，故于时为冬，于人则为智，而为众事之干。乾，木之身而枝叶所依以立者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故足以长人。嘉其所会，则无不合礼。使物各得其所利，则义无不和。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谓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为事之乾。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贞。”此第一节，申《彖传》之意，与《春秋传》所载穆姜之言不异，疑古者已有此语。穆姜称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别以“子曰”表孔子之辞。盖传者欲以明此章之为古语也。
再如该书对《艮卦》卦辞的注释：
艮，止也。一阳止于二阴之上，阳自下升，极上而止也。其象为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状，亦止于极而不进之意也。其占则必能止于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见其人，乃无咎也。盖身，动物也，唯背为止。艮其背，则止于所当止也。止于所当止，则不随身而动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则虽行于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见其人矣。盖艮其背而不获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见其人者，行而止也。动静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静焉，所以得无咎也。
朱熹在《周易本义•筮仪》专有这一内容，努力想证明他并非只讲义理学，实际上，他本人也很关注象数学。因此，他在该书一开始就明确主张：
知所谓卦、爻、彖、象之义，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
因此，他继承了邵雍的先天易学，肯定了《周易》是卜筮之书的观点。他对占筮方法的注释为：
揲，时设反。奇，纪宜反。扐，郎得反。“大衍之数五十”，盖以《河图》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则又止用四十有九。盖皆出于理势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损益也。两，谓天地也。挂，悬其一于左手小指之间也。三，三才也。揲，间而数之也。奇，所揲四数之余也。扐，勒于左手中三指之两间也。闰，积月之余日而成月者也。五岁之闰，再积日而再成月，故五岁之中，凡有再闰，然后别起积分。如一挂之后，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后别起一挂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期，音基。凡此策数生于四象，盖《河图》四面，太阳居一而连九，少阴居二而连八，少阳居三而连七，太阴居四而连六。揲蓍之法，则通计三变之余，去其初挂之一。凡四为奇，凡八为偶，奇圆围三，偶方围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积而数之，则为六、七、八、九，而第三变揲数策数，亦皆符会。盖余三奇则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为居一之太阳。余二奇一偶则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为居二之少阴。二偶一奇则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为居三之少阳。三偶则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为居四之老阴。是其变化往来、进退离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为也。少阴退而未极乎虚，少阳进而未极乎盈，故此独以老阳、老阴计《乾》《坤》六爻之策数，余可推而知也。期，周一岁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举成数而概言之耳。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二篇，谓上、下经。凡阳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阴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数。“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谓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也。易，变易也。谓一变也。三变成爻，十八变则成六爻也。八卦而小成。谓九变而成三画，得内卦也。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长，丁丈反。谓已成六爻，而视其爻之变与不变以为动静，则一卦可变而为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
他还努力恢复图书学的本来面目，将他认可的卦图给予新的解释和定位。从此以后，他的易学成为封建社会官定的易学。
这一时期的张载、苏轼、欧阳修等人的易学著作也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欧阳修的《易童子问》一书，充分反映了他本人对易学的探索和对传统观点的怀疑：
童子曰：“敢问八卦之说？或谓伏羲已授河图，又俯仰于天地，观取于人物，然后画为八卦尔。二说虽异，会其义则一也，然乎？”
曰：“不然。此曲学之士牵合傅会，以苟通其说，而遂其一家之学尔。其失由于妄以《系辞》为圣人之言而不敢辨，故不得不曲为之说也。河图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则伏羲授之而已，复何所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须人力为之，则不足为河图也。其曰观天地、观鸟兽、取于身、取于物，然后始作八卦，盖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义，其创意造始其劳如此，而后八卦得以成文，则所谓河图者何与于其间哉？若曰已授河图，又须有为而立卦，则观于天地鸟兽、取于人物者皆备言之矣，而独遗其本始所授于天者，不曰取法于河图，此岂近于人情乎？考今《系辞》二说离绝，各自为言，义不相通，而曲学之士牵合以通其说，而悞惑学者，其为患岂小哉！古之言伪而辨、顺非而泽者，杀无赦。呜呼！为斯说者，王制之所宜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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