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奠定五四青年運動，那個時代的優秀學者們。
陳獨秀、胡適、蔡元培，魯迅先生等一系列如今依然耳熟能詳的文學家、思想家們是那個時代的“新文化”運動發起者與奠基者，因為當時袁世凱的復辟帝制舉動引得舉國譁然，有志青年和學者們紛紛開展抵制活動，為之後的五四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
當時魯迅先生所著《狂人日記》發表於新青年雜誌上，這篇如今依然膾炙人口的作品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的奠基作品之一，其作品對舊封建制度進行了無情的批判。
同一時間出現了現代詩派：“嘗試派”，“創造社”等提倡白話創作詩歌，反封建重思想強調個人解放。
除此之外還有五四之後出現的“新月詩”派，胡適、徐志摩、林徽因、沈從文等皆是新詩派代表人物，成為現代詩歌一個重要流派。語文課本上徐志摩的《再別康橋》就是新月派詩歌典型作品。
有擁護者就有反對者，反對者可是國學大師！
沸沸揚揚的新文化運動時期，卻有這樣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學大師直言反對毫不妥協，這位就是被稱為清末怪傑的辜鴻銘。
在那個時代這位先生就已經在西方翻譯《論語》、《中庸》、《大學》，按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正兒八經的“文化輸出”，其人熱衷於向西方宣傳東方文化，當時在西方產生了極大影響，甚至還和泰戈爾一起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放到現在也不遑多讓。其代表作品還有《春秋大義》等向西方宣傳東方文化精神的作品。
辜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特立獨行提出異議，留著辮子對一眾譏笑其辮子的新文化運動支持者說：“我的辮子有形，而你們的辮子是無形的！”
後來林語堂評其為：“出類拔萃，人中錚錚之怪傑。”
雖是新文化運動的反對者，復古派。然而這位大師表現了出了中華文人的氣節風骨，敢說異議，雖與新派相爭，卻被後人尊敬。
百年後再看新文化運動，新舊皆有不可替代的意義和不可取之處。
無論是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還是當時的反對者，從現代角度來看他們皆有其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取之處。
清末民初的新文化運動是時代交替的必然產物，百年之後我們再看，他們也有許多不可取之處，因為其對西方的一位尊崇，完全反對傳統文化且直指矛頭向儒家思想，當然也是因為當時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浪潮，而在現在看來自然有著歷史的狹隘和侷限性。
百年後是否成了舊文化？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新文化運動也有了百餘年之久。當時的各路學者依舊被人津津樂道，而在今天我們所處的網絡時代，百年前的“新文化”是否就成了舊文化？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假如是“舊文化”，那麼新時代的“文化”路在何方？而新時代的“文化”，能否誕生像那個時代的大家？假如有，優秀人物都有誰？歡迎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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