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拓片
金石學的發展與興盛為書法開闢出了一片新天地。碑學與帖學的對峙在清代一朝情況越加明顯。而清代碑學的發展則是經歷了三個階段：乾隆中期的前百餘年，習碑者多以漢碑隸書為主；乾隆中期到道光年間，漢隸與篆書得到了同期的發展，取漢碑樸拙高古之氣，篆書參以鐘鼎金文；道光到宣統年間，習碑者取法的對象進一步得到擴展，這一時期主要取法北碑。可以說北碑的興起是在嘉慶道光以後所發生的。但是晚清魏碑的興盛絕非不是偶然的發生的，碑學脈絡的延續，為清代書法家的創作與理論發展上起到了鋪墊作用。
阮元像
在碑學發展過程中，碑學理論開先河者當為阮元莫屬。阮元在書法史上的最重要的貢獻，是他關於南北書法流派的梳理及評析。阮元是乾隆五十四年的進士，先後擔任過山東、浙江學政，戶部、兵部、工部侍郎，浙江、湖南、江西巡撫，兩廣，兩湖，雲貴總督等等，可謂是封疆大吏，官運亨通。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經史、數學、天算、輿地、編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著非常高的造詣，被尊為三朝閣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在他任官之餘，收藏金石碑帖，重視經史考訂之學，是當時的樸學大師。清代碑學派理論的廣為流傳離不開阮元所做出來的努力。
拓片
嘉慶年間，阮元寫了兩篇文章名為《南北書派論》與《北碑南帖論》，鮮明地提出尊碑抑帖的主張，在理論上明確宣揚了北碑的書法價值，再上阮元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影響力，一時之間這兩篇文章可謂是為尊碑開了先路，所闡發的觀點可謂是震聾發聵，居功至偉。後世的包世臣與康有為在阮元的理論基礎上為碑學添磚加瓦，包世臣在他的《藝舟雙楫》中提出“萬毫齊力”“氣滿”諸說，為碑學的觀念普及推波助瀾，而康有為所做的《廣藝舟雙楫》更是碑學理論集大成者，同時也把尊碑抑帖的主張推倒了極端。
董其昌書法
“南北書派論”的產生有著固有的時代背景。清代以前書法尚未有明確的“南北分宗”一說。大家可能想到最為貼近的是明代董其昌在繪畫領域提出“南北宗”的論調，但是董其昌是“崇南抑北”，而阮元的“南北書派”則是帶有明顯的崇北抑南的傾向。雖然他沒有全面否定南派書法，但是其理論主旨無疑是用來推重北派書法的。
歐陽修行楷《集古錄跋》
“南北書風”前人有所提及，但沒有阮元提的那麼系統詳細。比如宋代歐陽修在他的《集古錄》中就有碑帖書風得比較，曾言“後魏，北齊時多若此，筆畫不甚佳”“其字畫頗怪而不精，似是東魏，北齊人書”。在歐陽修的眼力北朝書法是很不入流的東西。明末清初的馮班受到董其昌“南北宗”的啟發，再次提出了書法南北的問題：畫有南北，書亦有南北。然而卻一句帶過，沒有給予充分的論述。清代前期的陳奕禧和何焯也在不同程度上觸及到了南北書風的問題。然而絕不及阮元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阮元金石著作
阮元關於書法南北書派和北碑南貼的認知，是受到了他本身人治學思想的影響。前面說阮元是當時的樸學大師，一代學宗。他認為經學、史學皆有南北之分：南北朝經學,本有質實輕浮之別,南北朝史家亦每以夷虜互相詬詈,書派攸分何獨不然?文學上他提出文筆之辨,在書法領域,他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之上,也很自然地勾勒出南北書派兩個脈絡。除了治學理論影響以外，還得益於阮元的實地考察對於北碑實物的感知。阮元說：“元二十年來留心南北碑石，證以正史，期間蹤跡流派，朗然可見。”由此可見，正是由於豐富的實物和文獻雙重證據資料基礎上，阮元對南北書風的淵源流變有了清晰完整的認知。
《淳化閣帖》
在清代以前，大多數人只承認南派書法代表中國書法傳統的正宗，以二王和帖學的書風長期佔據著統治地位，並且對於北派書法存在著一定的偏見，就如上文所提到歐陽修在他《集古錄》中的論述那樣。而阮元第一次把南北書法放在一起進行比較談論，等量齊觀，可以說他已經打破了二王、帖學是尊的書法傳統審美觀念。阮元看來，南派書法之所以能夠獨領書壇千年風騷，離不開帝王的推手。唐太宗獨愛王羲之書法，宋太宗刊刻《淳化閣帖》讓刻帖之風在宋元明之際長期氾濫。帝王推手的作用實際上就是“揚帖抑碑”和“尊南貶北”。阮元讓北派與南派書法並駕齊驅，功不可沒。
王羲之《行穰帖》
南派書法主宰書壇，時間一長弊病就慢慢的顯露出來。壓抑，低沉和軟媚的書風，以及法帖翻刻失真的問題。阮元揭示書分南北的事實，只是一個鋪墊，而目的在於矯正唐，宋以來所盛行的帖學書風，他提倡中原古法，要求上追漢魏，表現出鮮明的申北絀南，揚碑抑帖的傾向。在阮元看來，北碑具有南帖所沒有的諸多優勢。北碑多的古人筆法，北派書法保留了很多的篆隸古意。而南派書法多以手札書信為主要形勢，“碑碣絕少，唯帖是尚。”由於南派書法表現形制與用途皆與北方古法不同，於是書風大變，用阮元的話來說：“研態多而古法少矣”，南派書家大多不習篆隸。阮元之所以重視北碑，原因之一就是能得中原篆隸之古法，而中原之古法則是根植於漢隸。
魏碑
阮元“揚碑抑帖”的另一個由於是因為從南北書法作品流傳的情況來看，北碑比南帖更為可靠一些。流傳後世的晉人法帖，大多都是經過多次的勾勒的摹本，反覆複製，雖然名為二王所做，實際上以相去甚遠。而北碑石刻皆為原碑原石，僅下真跡一等，所以可信度要比輾轉翻刻的南帖要高很多。在古代複印技術尚未象今天如此發達，書法作品的傳播主要依靠拓片的形式視人。原作墨跡只有一份，想要批量複製，刻帖便是主要手段。通過對原跡的描摹，在復刻在石板或者木板上，然後進行垂拓成拓片，成為取法的習字範本。但是在這一系列的過程中，書法面貌多有改動，與原作有所出入。阮元就看到的這一點，尤其是對於《淳化閣帖》帶來弊病,他深惡痛絕,在他所著的《復程竹盒編修書》中說道:“王菩草勒《閣帖》,全將唐人雙鉤響拓之本畫一改渾圓模稜之形,北法從此更衰矣,《閣帖》中標題一行曰“晉某官某人書,皆王著之筆何以王、郗、謝、庾諸賢與王著之筆無不相近,可見著之改變,多不足據矣。”《閣帖》所刻之所謂晉人傳世法帖被後人加以刪改加入其他筆法,不能反映其本來之面目。
《閣帖》
阮元所處的時代，董趙帖學書風書壇，習者用的書法範本都是經過多次翻刻的帖本，筆法模糊，面目雷同，多以行草書為主，篆隸鮮見，書風風格單調靡弱。北派書法則以遒勁和骨力見長，又是原碑原石，僅下真跡一等。這著北碑的優點長處更能夠增添碑學的魅力。
顏真卿書法
北碑的對於後世影響在唐代也是明顯的。阮元認為唐代的大書法家得自北派者為多，像初唐的歐陽詢，褚遂良等書家由隋入唐，自然能得北派薪火相傳。顏真卿書法也出自北派，他在顏魯公爭座位帖跋雲:
“即如魯公楷法亦從歐、褚北派而來,其源皆出於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顏魯公爭座位稿》如鉻金出治,隨地流走,元氣渾然,不復以姿媚為念,夫不復以姿媚為念者其品乃高,所以此帖為行書之極致,試觀北魏《張猛龍碑》後有行書數行,可識魯公書法所由來矣。”他認為將唐代諸家之書歸入二王的說法，是因為宋人不明書法有南北二派所導致的謬誤。
阮元書法
阮元在他對碑學進行整理的同時，在碑學書法的實踐上也取得了不凡的成績。阮氏書法在清代極富盛名，以行草、隸書居多。書法寬博大氣，沉厚古樸，博大，獨具淳雅之意。趙彥爾評阮氏書：“偶爾落筆，便見醇雅清古，不求工而自工，亦金石書籍之所成也”。他的行草書帶有金石氣，“碑中有帖，帖中有碑”，自然天成，高古樸實。
阮元書法
阮元的《南北書派論》與《北碑南帖論》給當時的書壇注入一針強心劑。對於書法後一百多年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至止今天他的理論在書壇上依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當今的書壇，碑學與帖學逐漸交融，碑帖融合的路子越來越開闊，碑學與帖學的隔閡在被逐步消磨。觀古人書學思想是為了很好的繼承發揚創新。願書友觀後有所體悟，更能有所進步作為。
參考文獻;《中國藝術批評通史》
《中國書法史》
《北碑南帖論》
《南北書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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