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or二里頭？

翻閱古籍，多數史書都會將夏朝當做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朝代，古人也常常將“夏商周”連用，用以表達中國最早的三個朝代，亦稱“三代”。也有史書將更加久遠的“虞朝”也算進去，“虞夏商周”四朝連用，比如今本《尚書》中就有《虞書》、《夏書》、《商書》和《周書》。此外，《尚書》中商湯伐夏桀的誓師之辭《湯誓》；《周書》各篇中，周人曾不止一次地談到要以夏朝的滅亡引以為戒。後世朝代的這些記載都表明，在進入信史年代之後，古人把夏朝作為比商朝更早的一個朝代，是確定無疑的事情了。尤其是近幾十年的考古發掘，已經充分證明，在殷商之前，是確有一個這樣的朝代存在。

儘管如此，由於年代久遠，當我們談論夏朝的時候，還是難免被“夏朝究竟存在不存在？”，“夏朝的核心區域在哪裡？”等諸如此類的問題所困擾。其實不單單我們，2000多年前的孔子其實也曾被此類問題所困擾。孔夫子距夏朝滅亡也就是1000年左右的時間，但孔子時不僅不能說清楚夏朝人使用什麼樣的禮儀，作為殷人後裔的他，甚至連距離他僅僅百年之久的殷禮都說不清楚了。孔子尚且如此，可見，對上古時期語焉不詳的記載帶來的歷史困惑，幾千年前的古人就已經有了。

在遠古，人們沒有將歷史記錄下來的意識，即便是商朝的甲骨文也不是記史或者敘事用的，而是用來占卜的。由於越早的文獻敘事越簡練，這類文獻也最稀缺（文獻不足故也）。而恰恰是越早的文獻，參考價值也越大，所以要想用文獻學來證明夏朝存不存在，恐怕是一個無解的命題了。

孔子尚不能言夏，夏之困惑，古已有之

文獻史學行不通，還好有考古學，它提供了另一種途徑，讓人們來了解文獻中看不到的歷史。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是古代人類在社會活動中遺留下來的遺蹟或遺物，通過分析這些遺蹟，考古學揭示和還原出來的古代歷史圖景，甚至比文獻史學還要真實。中國的考古人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已經形成了獨特的考古學體系，他們用雙手一層一層的撥開地底下堆積的“無字天書”，構建了出完整的考古學序列。

歷史學中的夏朝在考古學中的位置

在探討“夏朝”之前，我們首先約定：歷史記載中的夏朝是存在的。因為這是討論這個問題的前提，無論當時她叫不叫“夏”，我們均按照傳統史學的主流觀點，將商朝之前的那個朝代，稱之為夏。

多數考古學者，並沒有否認夏的存在

“夏朝”是一個歷史學術語，它代表著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時期。如，歷史學中的朝代順序是：

夏→商→周→秦→漢→魏→晉...

而在考古學中則是用一種考古學文化來表述一個時期，由於一個時期內的建築、墓葬、工具、陶器和裝飾品有著比較特定的類型，如，仰韶時代是彩陶大流行的時期，而稍後的龍山時代是黑陶盛行時期。考古學者就是通過地層或者文物的特徵來劃分考古學類型和進行分期的。目前，中國各地的考古學序列已經建立的比較完善了。由於史書中的夏朝是一箇中原王朝，本文就以中原地區的考古學文化來分析，誰最可能是夏王朝留下來的遺存。

中原地區是中華文明的核心發祥地，夏商周三代文明都濫觴於此，通過考古發掘，中原地區距今5000年-2000年的考古學序列已經清晰完整的呈現出來了，中原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完整、且不間斷，這在其他地區也是很少見的：

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中原龍山文化→新砦期→二里頭文化→二里崗文化→殷墟文化（晚商文化）→周文化→秦漢文化...

考古學序列年表，源自許宏《先秦城邑考古》

通過上面考古學文化的名字就能看出，考古學者已經能清楚的分辨出商朝中晚期以後的考古學文化了。早於這個階段的考古學文化，考古人還無法確定他們對應的朝代歸屬，而夏朝，正是處在這個無法界定的範圍內。之所無法界定某些考古學文化的朝代歸屬問題，根本原因在於沒有文字材料的出土，也即當有可以證明自己族屬和王朝歸屬的文字材料出現，這才可以將歷史朝代與考古學文化“對號入座”，商朝晚期、西周、東周、秦漢魏晉的考古學遺址，都出土有文字材料可以自證歸屬，但在前殷墟時代，如果我們把考古學遺存跟它的族屬、王朝歸屬相對應的話，都只能是推論和假說。

商朝之前的歷史與考古尚不能合流

由於沒有文字自證材料的出土，想要100%的確定夏朝，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我們雖然無法界定那個是真正的夏朝，但我們可以最大限度的迫近事實，找到最可能是夏文化的考古學文化。

我們知道，夏朝是早於商朝的一箇中原王朝，而商朝對應的考古學文化分別是：二里崗文化（早商）和殷墟文化（晚商）。這樣看來，比商朝時間更早的二里頭文化甚至中原龍山文化，都可能對應的是史書中所說的“夏朝”的考古學文化。就目前的學術界主流觀點而言，多數考古人認為，二里頭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依據主要有兩點：

一、與傳世文獻中夏王朝的位置與時間吻合

《尚書》、《竹書紀年》、《國語》、《史記》等文獻從不同側面相互佐證了夏朝的核心區域就是在如今的伊洛河之間，也就是二里頭文化的核心區域，更為關鍵的是，二里頭遺址的C14測年結果約為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1500年，其時間與夏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存在時間也有重合。

具體文獻記載，可參閱以下文章：

二、二里頭與二里崗文化（早商文化）的傳承關係，像極了夏商傳承

僅僅從考古學文化上看，二里崗文化是商王朝早期階段，那麼二里頭文化就應當是最大、最主要的“先商文化”了，換言之，二里頭文化是二里崗文化的直接前身，兩者在禮制文化的內涵與王朝社會政治結構乃至控制區域上都一脈相承（許宏《最早的中國》，P233）。二里崗和殷墟時期的商王朝，對二里頭時代的諸多文化內涵都進行了吸收，他們之間傳承的方式，像極了夏商傳承。

各家“夏文化”歸屬的觀點彙總

她開始和消失的樣子，像極了一個王朝

雖然在諸多考古學文化當中，二里頭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遺存，但是，二里頭文化真有王朝的氣象嗎？在二里頭文化之前的中國，正值是一個“城頭變幻大王旗”的龍山時代，雖然華夏大地到處城邦興起如滿天星斗，但考古學上還看不到與傳世文獻對應的“王朝氣象”，因為一個朝代內部，絕不可能存在這麼多風格迥異甚至對立的文化類型，嵩山南北的王城崗和古城寨；大河之北的陶寺；陝晉高原的石峁；東方的海岱龍山等等，都處於“敵對”的姿態，顯然，龍山時代如一副春秋戰國的樣子。

“滿天星斗”的龍山時代，像極了春秋戰國

這一情況，在進入了二里頭時代之後戛然而止，大約在距今3800年左右，一群掌握了青銅文化的人，在洛陽盆地建立起了一個面積超過100萬平方米的聚落；幾十年後，一座座宮殿在此拔地而起，最大的宮殿面積大10000平方米（二里頭1號宮殿），同時聚落的面積也擴大為300萬平方米（許宏，《何以中國》P112-120

在二里頭都邑壯大的同時，以其為中心的二里頭文化也以前所未有的勢頭向四方輻射開來，北抵沁河、西到關中中部，南到漢水流域，東到豫東地區，二里頭文化擴展到了整個黃河中游地區，在這些區域內分佈著大小約250個與二里頭遺址的文化面貌遺址的遺址（可視為二里頭都邑在外的二級據點），在這些遺址中有超過20個遺址中出土有與二里頭遺址類型一樣的陶禮器（重要的一級據點）。由此可見，在二里頭文化的輻射範圍內已經形成了一個政治和文化秩序統一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二里頭是都城；東方的大師姑、望京樓等遺址是中原面向東方的軍事中心；黃河北岸的東下馮和漢水流域的盤龍城是王朝在南北方的軍事據點和資源（鹽和青銅原料）轉貢中心。這就是以二里頭為頂點的中原王朝秩序架構和疆域範圍。

考古學上的廣義王權氣象，形成於二里頭時代

持續輝煌了近200年的二里頭遺址，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大約在商朝建立的前夜，也就是二里頭遺址晚期，除了王室專用的綠松石器製作作坊和鑄銅作坊仍在使用外，二里頭遺址城市道路系統、宮城城牆、主要宮室建築等，被外來勢力摧毀，廢棄後也並未再修建新的宮室，並且上面挖了很多垃圾坑

在二里頭都邑被摧毀時，大約在同一時期，王朝東方的兩處較為發達的城址大師姑、望京樓遺址也相繼廢棄，這說明二里頭王朝的都城及其據點，都被外來勢力滅亡了。二里頭都邑、大師姑和望京樓城邑同時徹底廢棄、衰敗，以它們為代表的二里頭時代終結。同時，在離二里頭不遠的地方，偃師商城建立起來了，中國歷史從此進入了商紀年，考古學來到了二里崗時代。考古學中觀察到的這些動向，像極了史書中的商湯代夏。二里頭時代興起和衰落的方式，都像極了一個王朝，像極了史書中提到的夏王朝。

二里頭開啟了青銅時代，與史書中記載的夏朝也頗為吻合

參考文獻：

1. 《最早的中國》，許宏，2009年，科學出版社；
2. 《何以中國》，許宏，公元前2000的中原圖景，2014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3. 《先秦城邑考古》，許宏，2017年，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
4. 《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遺存探析》，趙海濤，《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
5. 《龍山文化和龍山時代》，嚴文明，《文物》198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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