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著論弘化第一人——牟融
西漢末年，佛教從印度經西域傳入中國。佛教作為古印度文化的代表與本土中國文化是完全異質的兩種文化形態。因此，在其初傳之時，中國人對佛教的認識是不明確的。在當時人看來，佛教與中國本有的黃老之術相似。比如漢昭帝在給楚王劉英的詔書中稱說：“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浮屠與黃老相提並論，當時的一些佛教徒也稱其教為佛道、道術。而在此時，作為士大夫的牟融竭力維護佛教立場寫了《理惑論》，是我國第一部關於佛教的論著。
牟融。東漢蒼梧（今廣西蒼州）人，或雲融，或雲子融，史書上稱牟子。少時博學多聞，首孝悌，鄉里聞名，鄉人聘為教授，講習《大夏侯尚書》，生活在靈帝、獻帝之際，朝政腐敗，政權傾覆，戰亂紛飛，為避戰亂，便奉母於交趾。到二十六歲，戰亂稍息，又奉母返歸故里。太守知牟融之能，欲聘為府吏，因喘息未定，辭而不就。後母殯天，出任豐縣令。永平五年（公元62年）經司徒範遷推薦，任司隸校尉。八年代包鹹為大鴻臚，後歷任大司農、大司寇，靈帝即位，代趙熹為太尉與之同參尚書令決政之事。
牟融不僅對各家學派有造詣，而且對佛教尤有研究。居蒼梧、交趾之時，著有《理惑論》，提出“神不滅論”，這對當時和後世都有深廣的影響。他在論中寫道： “魂神固不滅矣，但自身朽爛耳。”又進一步地講“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其有終亡，得到身滅耳”。儘管有些理論與佛教教義不相吻合，但在佛教初傳時，能有這番見解，在那認識紛亂之中，卻起到糾弊的作用，故佛典講：“約當靈獻之季，著有《理惑論》，以正世人邪弊。為我國著論弘化第一人。”
官為都尉 譯經超人——安玄
東漢末年安玄，安息國（今伊朗）人。獲知身為太子的安世高，到中土出家為僧，安玄便在桓帝登位的當年，即建和元年（147），到洛陽佛寺翻譯佛經。後安玄受靈帝信任，因功官拜騎都尉，世人稱都尉玄。
都尉安玄，本是西土之人，來華本意不在官場，而在於弘揚佛法，只不過是借官場之階梯而達到弘法之目的。來華之始，學道於安世高，深得佛法奧義，並結識了安世高的高徒華人嚴佛調。嚴隨師出家之後，先是跟師譯經，漸誦梵語，且解禪法，遨遊性海，親證玄意。之後，獨立從事翻譯，註疏佛典成為東土註疏之祖。安玄遂於光和四年（181）辭官避世，與嚴佛調共譯《法鏡經》、《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等。所譯經籍，均皆符合佛意，譯語精當，時人稱說安玄譯的經典，後人難於超越。
七步詩人歸何處 梵唄之音始於斯——曹植
無論史書與小說（如三國演義）都曾講到三國時，曹操之子曹丕繼承王位之後，很忌曹植的才能，意欲加害，曾令七步作詩，若成則活，不然便死。曹植剛舉六步，即詠道：“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以煮豆燃豆萁為喻，諷其兄，手足相殘之毒。曹丕不食其言，植乃活命。故後人則將手足相殘的事以此詩作比方。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三子，沛國譙（今安徽毫縣）人，三國時魏國文學家。幼聰慧能文，十歲撰賦，才思敏捷，下筆成章，深受曹操寵愛，曾欲立為太子。及長，灑脫好飲，風流自賞，自以為文武兼具，被封為臨淄侯，常言以己之才能使天下大治，遂招失寵。公元220年曹丕繼位更忌其才，令七步作詩，雖未殺身，然終身不用。植便狂歌飲酒，樂近女色，引發疾病而卒。
曹植博通經史，又諳釋典，兼通音律。特別是失寵之後，縱情山水，謳歌詠唱，樂近緇衣，並與高僧酬唱詠和。據傳，曹植曾嘗遊漁山，忽聞天上有詠唱之音，曹植深感音樂奇妙，心曠神怡，於是和其節拍，記於竹帛，教人詠唱，很快一傳十，十傳百，和唱者眾。這就引起黃冠之流的非議，誣說這是曹植捏造以欺世。其實黃冠之流根本不知道佛法有不可思議功德，而以己所不知去誣人之所知，真是大謬矣。自曹植傳出這梵唄之後，稱之謂漁山梵唄。
封疆大吏 見佛放光——陶侃
陶侃（259-334），字士衡，東晉廬江潯陽（今湖北黃梅）人。早年喪父，刻苦攻讀，後任縣吏。志潔高尚，為張華、顧榮器重，先後參與鎮壓張昌、杜弢起義，征討陳敏割據勢力，功高蓋主，王敦忌妒，除為廣州刺史。王敦亂平，以徵西大將軍還兵鎮守荊州。咸和三年（328）應溫嶠固請奉為主帥，平定蘇峻、祖約之亂，內任侍中、太尉，都督荊州、交州軍事。為政慎密，勤於職守，勵人惜時，清譽當世，事蹟譽於國中，傳於後世。
陶侃初對佛法不十分信任，在任廣州刺史時，經常夜夢五臺山眾僧跟從乞食。陶侃不以為意，及至在南海建築旗壇之時，漁人經常看見海濱流光數丈，經日不絕，往告陶侃。侃即派人打撈，不多時，便從海底撈起一座金佛像，抬上船。見金像座下刻有銘文，稱是阿育王所造的文殊菩薩像。陶侃讀梵書，梵書曰：“昔阿育王統閻浮，斆鬼王制獄，悲殘酷毒不堪。文殊菩薩乃在湯鑊之中現身，火滅湯冷，生青蓮華。地獄吏卒告訴阿育王，王心感悟，即日毀獄，造八萬四千塔，並文殊菩薩之像，散步天下，這一尊乃是其中之一”。
陶侃觀此瑞祥，便傾心佛法，將文殊金像安置在武昌寒溪寺，後欲遷荊州，即令一百民夫都不能移動，遂打消此一念頭。後東林寺慧遠大師駐錫廬山，請迎供養，
陶侃應允。派人起請，舉止飄然，運行之中，乃無艱難險阻，如此之靈感，唯是因人而已矣。即是說，陶侃有緣方獲海底文殊菩薩金像，慧遠有德才能有幸供養神聖之文殊像。所以，當時有諺語云：“陶唯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乎遙遙。”
文士學佛 以詩弘法——孫綽
東晉文士孫綽（314-371），字興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遙）人。博學能文，放情山水，隱而不仕，後屢徵始出，任著作佐郎。後為庾亮、殷浩、王羲之等引為參軍長史，轉任廷尉卿。永和十二年（356）桓溫北伐，收復洛陽，疏請東晉遷都。過江東後居住會稽，此時孫綽已無心官場，喜遊山水，是東晉士族中很有影響的名士。孫綽素信佛法，因之對佛教的弘傳影響很大。
孫綽喜與名僧交往，並寫了許多稱讚的詩詞，儘管別人有微詞，他仍置之度外。當時名僧有竺道潛，支遁等都是孫綽的至交好友，除討論佛法外，還誦諷作詩，著有大量與佛教有關的詩文。其中《喻道論》，以問答的形式對佛和佛教、周孔之教與佛教的關係、出家僧徒是否違背孝道等問題進行了論證。這些問題，在當時來看很重要，因為關係到佛教在中國能否紮根的問題，許多排佛者都借孝道來反對佛教，說佛教反對孝道，有違人倫。他認為佛教教義高深，超過儒教學說，世人只是囿於傳統學說，而不認識佛教的高明。他認為佛所說的“道”，是超時空的宇宙主宰，無時不在監督眾生的行為，根據人的表現而懲惡揚善。同時，又認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二者是一回事，都著重內心教化，目的是治理天下。他認為。出家修行是比儒家更高的孝道，不單是在生活飲食上禮敬父母，更在於能出離生死，並將釋迦牟尼修行、傳教、後又返國探親的行為，看作是無上的孝道。孫綽這些“三教一致”的觀點，對後世有很大影響。
宰相誦經 終身不倦——何充
東晉之時，有一民謠曰：“二郗諂於道，二何侫於佛”。 二郗指郗超、郗愔兄弟；二何指何充、何準兄弟。
何充（292-346）東晉大臣，字次道，廬江潛（今安徽霞山東北）人。何充一生好佛，雖身在宦海，不落於俗。初任王敦椽屬，後任會稽內史。在郡有政聲，招賢納士，薦舉賢良虞喜。虞喜後成為天文學家，鑽研天文歷算，首次發現歲差，觀測出每50念冬至點西退一度，為後世制定精確曆法創造條件。晚年推薦褚裒、桓溫參政，亦不失其所舉。成帝時（337）出任宰相，永和初（345）輔佐幼主，凡所遷用，皆以功臣為先。何充雖無奇能治世，而尊王攘夷，以禮統率百僚，東晉為之一度安穩，何充功不可磨。
何充心性雍和，篤信佛法，喜讀佛典，崇修寺宇，雖靡費巨億，也不以為惜。比如東晉時南方有很多有名望的比丘尼，像明感、曇備、道儀、道容、妙音等，在佛法弘傳上很是活躍。康明感在永和四年（348）與楚湛等十人過江投奔何充，何充便在建康為她們建造了建福寺，成為建康第一座尼寺。同時何充還樂於助人，扶危濟困，親友們貧困時，向他借貸，分文不與，而卻把巨大錢財用以施捨僧侶。何充之弟何準乃是穆帝何皇后的父親，也是尚節寡慾。持佛淨戒，日誦佛經，不問世務。故當世人唱出開卷的兩句民謠。
舉家奉佛 三世將相——王導
王導（276-339），字茂弘，是琅牙臨沂（今山東臨沂北）人。不但有才學，而且很有政治軍事才能，出任之後，參贊琅牙王司馬睿軍務，任安東司馬。司馬睿初為安東將軍出鎮建鄴（今江蘇南京）時王導為之出謀劃策，聯合南北士族，擁睿為帝，建立了東晉政權。王導自然功高，官拜宰輔，總攬朝政，時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王導雖身為丞相，但信奉佛法，好與僧結交，特別是對西域來華高僧帛屍梨密多羅十分器重。據載：帛師“天資高朗，風神超邁，王導見而奇之曰：吾輩之徒也。由是名顯，賢達爭與締交。”那時江東未有咒法，乃譯《孔雀王經》、明諸神咒，又叫弟子覓歷高揚梵唄之法，傳響迄今不絕。王導學佛蔭被子嗣，三代榮昌。
王導之子王珣，字元琳，在父王導的影響下，自幼就喜愛佛教，故又名法護。弱冠之時，出類拔萃，即為大將桓溫特別器重。初任桓溫府椽，參與軍政，每謀必果。桓溫成為晉昭帝東床駙馬之後，權勢日重，桓溫毫無顧忌，推心置腹地推薦王珣，由是不斷得到升遷。東晉孝武帝即位後，更加信任王珣，晉升為尚書右僕射，卒後進號為獻穆。
王珣身為丞相，特好佛學，曾從師提婆學《毗曇經》。同時，有喜與僧人交遊論道，便把虎丘一座華宅施捨給佛門作為精舍，即就是後來的靈巖寺，召集大德在此譯經，一時成為江南譯經經法之所。
王導的另外兩個兒子，也是喜愛佛教。一個兒子叫王洽，曾跟名僧支遁學《即色遊玄論》；另一個兒子王珉跟從提婆學《毗曇經》。
王導的孫子王謐，由於世代奉佛，傳至謐時，謐更加精道。王謐有才幹，思維睿敏，深受宰官桓玄器重。桓因沙門不敬王者而憎惡，謐與桓玄一起討論“心無義”，以寬緩對佛教的隔閡。每有所疑，或親詣高僧之所聽教，或致書許多詢問，比如致書鳩摩羅什，“問涅槃有神不、問天度權實、問清淨國、問佛成道何時、問般若法、問般若知、問般若事實相智、問佛慧、問菩薩發意成佛”等等。
王導一家世代奉佛，三世為相，世所稀有。
宰官建廟 上流第一 —— 恆衝
東晉大將桓衝（328-384），字幼子，小字買德郎，乃大將桓溫之弟，譙國龍亢（今安徽懷遠）人，出身將門，自幼習武就文，文才武略兼備。及壯之後，隨兄桓溫從軍征伐，驍勇善戰，頗受依重，初任江州刺史。公元三七三年，桓溫三次北伐失利，擅弄朝政，意欲受禪自立，未遂病死。於是任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桓衝與兄桓溫秉性迥異，他之為官高風亮節，忠貞不二，比如謝安執政之後，自解揚州刺史之職，與謝安共輔晉室，又後遷任荊州刺史，鎮守江陵。
桓衝，雖為大將，成為宰相，然他宿信佛法。除自閱經藏之外，還拜佛圖澄大弟子道安為師，軍政之暇，總是邀道安到衙相聚，以師事之，參問法要。道安因勢利導，遂使桓充成為一代大護法，將軍護法，是時首推桓衝，在江南影響是非常之大。不僅如此，桓衝還意欲在襄陽建造名剎，但需高僧監造。指名請道安座下戒行第一、淹通三藏的得意弟子曇冀董其事，寶剎造成名“上明寺”。數載建成，寶閣連雲，僧房萬間，規模之大，並世無匹，佛教典籍稱上明寺為“上流第一”。
雖有管葛之才 然尤虔誠佛教——殷浩
在東晉之初殷浩，被當世同行之人稱為再生的管仲、諸葛亮，文武兼備。
殷浩（？-356），字淵源（或深源），陳郡長平（今河南西華）人。弱冠之時即負盛名，好易經老莊之學，喜野遊，好結交，尚清談，為當時名士所推崇。東晉簡文帝聞名，召入宮內，常侍左右，成為文帝心腹。官拜建武將軍，領揚州刺史。後趙石虎死，受命為中軍將軍，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率軍北伐，但因作戰失利，為政敵桓溫所不容，藉機解職，貶為庶民。
殷浩被解職之前，雄心勃勃，一心以勘定中原為己任。之後，心灰意冷，反觀過去，轉頭成空，過眼雲煙，於是避居道東陽信安（屬浙江）盡棄所學，塵封易老經籍，潛心鑽研佛經。初學《維摩詰經》又學大小品《般若經》。對佛教的概念有不理解的就夾上書籤，去向僧人請教。在他的宅府常是名僧聚首之所，談經論道，屢日不絕。永和年間，安詳而卒，並非史書上所說“抑鬱而逝”。
太守向道 著書弘法——郗超
東晉郗超（336-337），字景興，又字嘉賓，東晉高平金鄉（今屬山東）人。自幼卓爾不群，博學多識，博聞強記，儒士二道皆習。有辯才，好談論，喜交遊，雖在弱冠，已是才絕出眾，故被桓溫聘為參軍，累有升遷任司徒左長史。母親死，守孝三年，服滿任臨海太守。
郗超雖文武兼備，然無心仕途，棲心佛教，常與僧人談經論道。道安曾修書以示欽佩。竺法汰也曾寫信討論“般若本無義”。支遁則認為郗超“為一時之俊甚相知賞”。還與當時名僧如月支僧人支道林過從甚密，助譯《方等》、《法華》等經。親近善知識，如名士謝敷，精通佛典，經常相聚，探討“論本無意”，往還書函千古珍之。謝敷常年吃齋，註疏《安般守意經》，親手抄寫《首楞嚴經》，手工繪畫無量壽佛像，構思三載方成。對於謝敷虔誠，郗超十分敬重，心儀為師，與之效法。故郗超嚴持戒律，修習歲月齋，凡臨齋之歲月，不臨腥葷，不嘗魚肉，不臨妻妾，迎中而食，非食不食，既食之後，縱令美味甘香，一復不進，悉心念道，歸依三寶。郗超生活年代，戰亂頻繁，朝政不寧，人事難料，雖如此之世，繁亂之身，堅持修習，不辭辛勞，撰寫弘法書籍，著有《奉法要》、《明惑論》、《全生論》、《五戒文》、《東山僧傳》等，其中最重要的《奉法要》。
該篇對在家佛教信徒應當奉行的各種佛教信條、戒律、齋法及一些佛教基本教義都作了解釋。在修持齋戒方面。能與儒家孝道結合起來闡揚；在道法修煉方面，把儒家慎獨與佛教修行看作一回事；以為佛教的善惡因果報應與三世輪迴說是儒家天命論的補充；在對儒佛進行調和的同時。又以為般若學與道家玄學是相輔相成的。
參軍畫佛像 後世作圭臬——顧愷之
顧愷之（345-406），字長康，小字虎頭，是東晉傑出的畫家，人稱三絕（才絕、畫絕、痴絕），晉陵無錫人。他的父親顧悅之，先做揚州別駕，後任尚書左丞。他就生活在這樣的官僚家庭，自然有優裕的學習條件，所以自幼就打下了文學藝術修養的基礎，博學多才，名冠一方。興寧元年（363）被大將揚州刺史桓溫任為參軍，參與軍務。太和十七年（392）又被孝武帝親信荊州刺史殷仲堪任為參軍，併為殷畫過肖像，很是傳神。後回到揚州，公元405念被任為散騎常侍。
顧愷之所雖身在宦海，只不過作為繪畫練習場而已，故他一生官運不亨通，然而他在藝術上卻是很有成就的。在任散騎常侍時，結交了詩人謝瞻，常通夜對酌詠詩，故專心到連謝瞻找了替身都未察覺，故被稱為“痴絕”。他的“畫絕”更是播於朝野。興寧二年（364），慧力和尚決定在都城建康（現南京）興建瓦棺寺，向各界籌款，在朝官員和學士都捐了，多少不等，但最多也不過十萬 錢的。當籌到顧愷之名下時，他卻在功德簿上寫了一百萬，當時顧還僅二十來歲。眾人都以為是吹牛，慧力也懷疑，過一段時間，慧力到府上催款，他胸有成竹地說：“請你在新建廟裡為我預備一面牆壁，我欲在那裡畫畫，畫好了再說款項問題。”一切妥當之後，顧就搬到那裡住下，一月有餘，閉門謝客，專心致志地在那牆上畫了一幅維摩詰居士的畫像，但沒有點眼睛。
和尚不知其意，顧愷之說，三天以後我再來點睛。時間一到，他到畫前點了眼睛。這一點，畫像立即栩栩如生，神采飛揚，活人一般，呼之欲出，躍然壁上。對著和尚說：“從明天起，可以讓人來看壁畫，第一天看畫者捐資十萬，第二天減半，第三天以後隨喜功德。”消息傳出，很多人各懷心思爭先恐後來看。殿門一開，大幅畫像容光煥發，使廟宇殿堂富麗堂皇，看畫者各階層都有，絡繹不絕，很快就超過百萬錢。人們不解其意，便去問他，他說：“四體研蚩，本無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指這眼睛）。”故後世流傳一語：“傳神寫照之壁在於點睛。”現存古畫珍品《女史箴圖》，相傳為真手跡。當時謝安評價說：“蓋有生以來，得未嘗有之奇才。”
顧愷之不但本人是畫壇一絕，即是徒弟亦是上乘手筆。他曾教授河南武陽毛惠恆、毛惠秀（南齊人）兄弟畫畫，而弟惠秀尤優。毛惠秀善畫佛像人物，他按每本經書的大意，作全堂經像，列佛菩薩天人數百，雍穆生動，精細典雅，後世經變之畫，盡依此仿效。後毛惠秀在永明年間（南齊武帝蕭賾，元年即483）召入內廷封為秘閣史。
太守匡扶名剎——桓伊
淨業祖庭東林寺建成，除慧遠之力外還得益於桓伊。東晉將領桓伊，字叔夏，小名野王，譙國桎（今安徽宿縣）人。自幼熟讀經史，博覽群書，諳武庫，通戰略，故被召為諸府參軍，後任大司馬將軍。前秦苻堅強大，受任淮南太守，與秦相拒。因以禦敵有方，進督豫州十三郡及揚州江西五郡軍事，既而任豫州刺史。“淝水之戰”，與謝玄、謝安石等大破秦軍，功封永修縣侯，進封右軍將軍。桓衝死，繼任江州太守。
桓伊任江州太守時，沙門慧遠雲遊至廬山，伊與慧遠交往甚善。慧遠率眾開講《涅槃經》，感得山神顯靈，資助林木，雷雨劈地。於是對桓伊說：“我慧遠在此當弘道，因為自我來此，顯現許多瑞相，且徒屬很廣，來者絡繹不絕。然貧道所棲，十分狹小，居處艱難，該怎麼辦呢？”桓伊聞聽之後，十分感動。一方面帶頭施資，另方面草擬奏章上報朝廷，準立東林寺，成為淨業首所名剎，經歷千年而不衰。桓伊為政，寬厚仁和，體恤民情，減刑薄賦，萬民稱善桓又熟諳音樂，善於奏笛，被譽為“江左第一”。
史學家翼護佛子——習鑿齒
東晉史學家習鑿齒（？-383），字房威，襄陽（今湖北襄樊）人。少年之時，博學超群，以能文稱著。大將軍桓溫聞其名，召為僚屬，累有升遷，而任別駕。後偶爾違背了桓溫旨意，出為滎陽太守。習鑿齒屬文，尤好史學，無論常居和任所，注意收集史料，故在滎陽上任不久，就上表辭謝，歸住老家襄陽，悉心研撰史籍。著有《漢晉春秋》五十四卷，記東漢至西晉史事。書中敘三國曆史以蜀漢為正統，魏為篡逆。《全晉文》乃晉朝佚文專集。又撰《襄陽耆舊傳》。這些史籍，皆為裴松執著《三國志》所取材。
習鑿齒辭歸襄陽之時，引為戰亂緣故，當時著名緇衣佛圖澄之大弟子道安，在北方傳教多年，不得已率眾徒自陸渾遷至襄陽。但到達襄陽之後，並不如願，屢遭地方勢力的排擠騷擾，此時賦閒在襄陽而專著史籍的習鑿齒，多方翼護和接濟，道安方得穩便。是時，前秦苻堅勢力強大，本對襄陽虎視眈眈，又聽說佛圖澄大弟子道安和史學家習鑿齒在襄陽，更加強了發兵襄陽的決心。太元11年（383），苻堅發兵南下攻打襄陽之時，放言說：“我發兵襄陽只為一個半人而來，即是道安和習鑿齒（因習鑿齒是個俗人，只能算半個）。”苻堅攻陷襄陽之後，尋覓到道安和習鑿齒，一併迎入長安，以禮相待，視為上賓。後習鑿齒以足疾請還，不久，謝安指揮北伐，襄鄧二州恢復，晉庭欲以國史職事委任，但習已亡矣。
宰官家宅 悉舍佛門——王坦之
王坦之（330-375），太原晉陽人，字文度。出身世族之家，自幼飽讀詩書，一者家庭清貴，二者本人才情超絕，弱冠之年，便名聲大顯，吸引權貴慕名錄用。出仕之後，初與郗超併為大將桓溫參軍。郗超也是一位喜交遊、擅談論、信佛教、精佛理的人二人常是政務之暇切磋佛理。坦之以佛理處理時事，累有政績，步步升遷，後官拜中書令兼徐、兗都督，即既當宰相，又領軍事，爵封蘭田侯。桓溫死與謝安（字安石）同輔朝政，卒號為獻。
王坦之，在家致孝，兄友弟恭，為人寬厚仁慈，深信佛法，深通般若。為政之時常邀高僧探討佛理，與學佛之同僚共論佛法佛理。其母親卒後，便把家宅悉數舍與佛門，遂使信奉佛法者劇增。
太守疏注淨經——謝舉
謝舉，字言揚，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南安士族。其祖父謝安石。少為王導賞識，後寓居會稽，與名士王羲之和名僧支遁交往旅遊。屢辭朝廷徵召，年逾四十方出仕為官，歷任尚書僕射、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官至司徒。通兵法，太元八年（383），前秦苻堅大舉南下，朝野震恐，他沉著指揮，出奇制勝，取得中國歷史上有名的以少勝多的“淝水大捷”。謝安石喜好佛教，歸依三寶，精通佛旨，影響後世子孫，其孫謝舉，在佛學上更勝一籌。
謝舉，幼聰慧好學，博覽群籍，尤好佛學，年雖少，卻名譽宿彰。後雖出仕為官，然卻用佛教饒益有情為務，淡泊致心，勤勉治政，教化有方，官聲大震，由秘書郎，右遷晉陵太守。太清中（547）位至尚書令。他身在宦海，心在佛門，利在黎庶，一生信奉佛法，弘揚佛法。尤專心淨業經籍的鑽研。而為淨業經籍作註疏，使很多人上自大夫，下至黎庶，參修淨業。在任太守時，屢次請高僧演說淨業殊勝之法，四眾雲集，列席聽講，每逾千人。居士何點兄弟，乃當時之名士，亦自遠方趕來聽講，時皆稱此法會為盛會。
太守校訂《涅槃經》——謝靈運
謝靈運乃我國曆史上有名的文人，詩仙李白都非常羨慕效法，如在《夢遊天姥詠留別》中曾講：“腳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之語。
謝靈運（385-432），系東晉陽夏人，謝舉之子，謝玄之孫，廕襲封為康樂公，自幼天資聰明，文才出眾，名冠鄉邦，勤奮好學，博覽群書，兼工字畫，詩文之美，江左第一。曾出仕為官，任過太尉參軍，後任永嘉太守，但自恃才賦，孤傲矜誇，直言招妒，而自卻不知。性格豪放，寄情山水，傲視權貴，後被貶官到廣州，又有奸人誣其謀叛，晉文帝也嫉妒謝靈運的才名，遂於元嘉十年（433）十一月，無端藉故誅於廣州，年僅四十九歲。
謝靈運，自幼歸依三寶，喜好佛學，深入經藏，窮究佛理。先前隨龍光寺和尚道生遊學，膺服道生所講頓悟之義。後到廬山與當時名僧慧遠相會，與同慧遠等人，在寺中創蓮社集眾唸佛。後聽說和尚慧睿通梵語，前往諮詢佛經諸字的讀音和所表示的意義。當時《北本涅槃經》初傳之時，有因為版本較多，疏注各異，初學之者難認難解，修行困難。便在慧睿的幫助下校訂了《大涅槃經》，後世學人有了依據。謝靈運便與東安寺的慧嚴、蓮社的慧觀等共同修改訂正，現今流通的《南本涅槃經》便是該本。同時還撰有《辯宗論》、《金剛般若經注》、《涅槃經注》等。慧遠圓寂之後，謝靈運為之撰寫了碑文。
國子博士 著書弘法——周顒
南朝齊周顒（？-485）是音韻學家，字彥倫，汝南安城（今河南正陽）人氏。出身名門，家世顯貴，初為劉宋益州主簿，愛成都草堂寺幽靜莊嚴，每自發心仿建，意欲日後靜修佛法。是時，宋明帝愛惜周顒才能，常召入內宮密談，明帝性慘毒好殺戮，顒輒引佛經因果罪福事理以勸慰，明帝好殺之性稍減，不少鯁直之士因之而倖免於難。
後周顒入齊，為長沙王參軍、山陰令、中書郎等官。其時，將其鐘山宅第，仿草堂而改建，亦名草堂寺，後成為名剎。晚年恆居佛寺靜修，不樂塵囂，杜絕俗事。周顒學貫諸子，對佛教、道教、玄學均頗有研究。又精通聲律，永明年間，於著名學者沈約等探究漢字平上去入四聲變化，因之而撰著《四聲切韻》。同時，撰寫了《三總論》，成為後學者之導學讀本。
都督講佛法 眾兵悉歸依——陸法和
南北朝時候景由北魏投奔梁朝，被梁武帝蕭衍封為河南王。太清二年（578）武帝派去攻東魏失利，奔壽春，聞武帝對他有反覆，於是勾結覬覦王位的蕭正德叛粱。侯親自圍攻粱臺城，又派部將進犯江陵。而梁軍屢屢戰敗。這時，隱居江陵沙洲寺院當執役的陸法和，挺身而出，號召僧人和山洞裡的土著少數民族奮起反抗，率領義軍戰於江上。眾義軍見和尚陸法和身穿緇衣，奮不顧身，身先士卒拼殺敵軍，個個義兵意氣風發，衝鋒陷陣，敵軍大敗，生擒敵將，確保荊襄的安寧。
陸法和，家世不詳。最初隱居江陵沙洲，住在僧舍，給寺院從事雜役，為眾和尚瞧不起，或有人呵斥，從來未曾表現出不悅的神情，有見識的僧人議論說：“此人非凡夫可比。”此次侯景部犯境，陸法和所為，正應有識之士的看法。平亂之後，梁元帝蕭繹，任陸法和為郢州刺史，都督江北軍事，進爵為江乘縣公，加賜司徒，真是平步青雲。
陸法和雖一步登天，進爵一等，但他歸依三寶，從不毀犯，虔心向道，以部曲數千人，悉數受戒為弟子。他以佛法治軍，以佛法教化，從不用刑獄，即使違犯軍法者均用戒律規範，軍隊大治。其後西魏寇境，陸法和請戰，元帝不允，後元帝敗亡。陸法和避芒江北，在得不到梁朝支援情況下乃率眾入齊朝。北齊文宣帝高洋遂拜任陸法和為大都督，家賜太尉。但每在朝拜之時，陸法和從不稱臣，只雲荊山居士。即使平素之時，總是集合大眾講授佛法，從不談論什麼政務，後預知時至，沐浴更衣，端然坐逝。
文學批評家 幫助校佛經——劉勰
《文心雕龍》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的文字批評著述，其作者叫劉勰。
劉勰（465-539），字彥和，東莞莒（今山東莒縣）人，世居京口（今江蘇鎮江）。幼年失怙失恃，家裡貧困，不得已，投靠定林寺，由寺院僧侶收養。僧見聰明，教授文化，凡僧所教，他都能記識且領會其意，及長博通內外，善能撰文，尤工吟詠。在寺院受佛教熏習，歸依三寶，不殺生，不謀妻室，樂善好施，不積錙銖以肥己。梁武帝聞其名，乃徵召為太末縣令、東宮通事舍人、步兵校尉等。為昭明太子蕭統及文士沈約所器重。蕭統是梁武帝的兒子，被立為太子，名昭明太子。很有才學，亦嗜好釋典，《金剛經》分為三十二品，即昭明太子所分，沿襲至今。為弘布佛法，大量刊印佛經。昭明太子知劉勰讀了大量佛經，深諳佛法奧義，於是推薦劉勰，幫助僧人慧震在定林寺刊刻校印佛經。住寺之日，決意解脫出離，請求剃染，賜名慧弟。剃度不久，湛然圓寂。
劉勰所撰《文心雕龍》五十篇，是我國古代第一篇文學批評著述。他主張文學作品應有“風骨”（充實的內容）、華美的形式（文采），並提出文學批評的六條標準（“六觀”）及其必須具備的修養，系統闡述先秦以來文學批評理論，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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