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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顾祖禹

你好，我是减水书生，与您一同品味历史、感悟思辨。

秦战国兼四川为资，出关中而鞭挞六国。

汉高祖取四川之资，凭关中而争霸项羽。

桓温据四川而入关中，驻兵霸上、威逼前秦。

苻坚平四川而略东晋，百万大军，傲视江淮。

自司马错并巴蜀之后，四川便突然热闹起来，屡屡出现身史书之上。

而四川虽然种种资霸之业，却从来都守不住，而且是谁也守不住。

无论是统一华夏的帝国政权，还是雄踞中原的胡人政权，甚至是偏居荆吴的南方政权，都能探问一下川地形胜。

而最夸张的就是三国刘备，凭半个荆州就能蛇吞益州。

纵有秦岭耸峻、纵有巫峡激流，而四川就是一个谁也守不住的地方。

1.谯蜀政权算是个本地政权

蜀汉政权，相对四川来说，是一个外来政权，荆州派与益州派、诸葛亮与李颜之间，存在着很难调和的主客矛盾。

成汉政权，相对四川来说，也是一个外来政权，关中六郡流民入益州，在获得土著豪族的支持下，才在四川立足。

而谯蜀政权，相对四川来说，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本地政权。

建立谯蜀的谯纵，出自益州世家大族。

纵为人和谨，蜀人爱之。

谯蜀是一个没有主客矛盾的四川政权。

同时，谯蜀自立，渊起于东晋内部矛盾对四川的转嫁。

公元403年，桓玄叛晋篡位，于是东晋益州刺史毛璩征发诸县氐人出川平乱。

此次征发引起了土著将领和诸县氐人的大暴动。

而暴动的结果就是川人拥立谯纵称王，这就有了谯蜀政权。

因为外部势力对四川的压榨，所以谯蜀立国的目的就是抵御外部危机、捍卫本地利益。

蜀汉政权、成汉政权，徒据四川形胜而败亡。

如果说是因为主客矛盾，那么谯蜀政权则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谯蜀这个本地政权，应该很稳定、应该很持久。

但事与愿违，它是一个仅仅持续了9年的短命政权。

2.谯蜀极为高明的外部战略

比之蜀汉和成汉，谯蜀的最大优势就是团结。

基本上没有什么内部矛盾牵扯精力，所以它可以专心于外部战略。

而谯蜀的外部战略，也是非常高明。

谯蜀面临来自北方关中和东方荆州的双向压力。

任何一个四川政权都是如此。

北方关中可以越秦岭而下、东方荆州可以逆长江而上。

蜀汉的策略是联吴抗魏，因为魏国是最大威胁。

而谯蜀的策略则是联关中后秦以抗南方东晋，因为东晋是最大威胁。

虽然背蜀汉而行之，但谯蜀的这个外部战略无疑极为高明。

东晋自士族政治垮台之后，一众北府军事贵族彪悍无前。

执掌朝堂后，他们就是四处攻略，而且无往不胜。

而关中后秦，虽然雄踞一时、占据关中和中原腹地，却三面受敌。

后秦西面有北凉和南秦，后秦东面有后燕和大夏，后秦南方有正值上升期的东晋。

所以，孰强孰弱、一目了然；何去何从、形势自判。

3.谯蜀对战略决策的彻底执行

方向选对了，执行还得有力度。

而谯蜀为了能够联秦，可以说自降身价；而为了抗晋，更是伐交伐战。

谯纵遣使称藩于秦，又与卢循潜通。

向秦称臣，是为了联秦；潜通卢循是为了乱晋。

战略决策政权、战略执行彻底，所以谯蜀也收获到了丰厚回报。

公元408年，东晋举兵五千伐蜀，而后秦立即举兵两万进攻荆州。

这才是军事同盟，你打我益州盟友、我便打你荆州重镇。

非但直接出兵出将，后秦还把桓谦送至谯蜀。

桓玄叛乱，桓氏家族死得死、逃得逃，而桓玄的堂兄弟桓谦逃到了后秦。

桓氏家族在荆州经营数十年，不仅有人脉而且有民心，所以桓谦不是一个人而是一股政治力量，能够成为博弈东晋的重要筹码。

公元410年，割据广州的卢循，趁刘裕北伐，立即叛乱，攻占建州、东威建康。

而战略高明、执行彻底地谯蜀，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谯纵联络后秦，邀兵共击荆州。

而盟友后秦，立即派前将军苟林率骑兵入荆州作战。

同时，谯蜀的重要筹码桓谦，也趁乱进入荆州，瞬间召集了两万荆州旧部。

内有卢循作乱，十万大军已经兵威建康；外有蜀秦来犯，两路大军正在袭取荆州。

所以说，此时的东晋，当真是生死一瞬间。

4.挽狂澜于即倒、刘裕兴兵伐蜀

但是，早已完成政治洗牌的东晋，已经脱胎换骨，早已不是旧时颓废。

执政东晋的不是腐败的士族和司马氏，而是人人堪为英雄的北府军。

于是，太尉刘裕，组织建康保卫战，击退了卢循的十万大军，同时挥军追至江州。

刘裕的异母弟刘道归，组织荆州保卫战，阵杀桓谦、击溃苟林、逼退蜀兵，同时进兵江州。

一年时间，卢循作乱便被平定。

而接下来就是王镇恶的江陵一日，刘裕灭刘毅、完成北府军的内部整合。

公元412年12月，刘裕任用新秀将领朱龄石为统帅、领兵伐蜀。

关中伐蜀是越高山，而南方伐蜀则是走水路。

剑指成都，总共有三条水路，分别是中水、内水和外水。

中水即沱江；外水即岷江；内水即涪江。

按照刘裕的部署，三路大军同时出击，而以外水为主攻、以中水为辅功、以内水为疑兵。

固山河之险而以逸待劳，当真不是胜过天时的地利。

因为形势的天时，从来只属于攻方而不属于守方。

因为攻方是主动方，可以实施战略选择。

打哪里和不打哪里、在哪打和不在哪打，攻方说了算。

而守方呢？只能赌一把，三个方向、多个战场，只能选择一方重兵部防。

在晋军主攻方向这个问题上，刘裕选对了而谯蜀赌错了。

晋军主攻方向是外水，而蜀军重点防御却是内水。

5.有人才还得人才契合成精英团队

公元413年6月，朱龄石的主力晋军由外水抵达彭模（今四川彭山）。

这个时候，就显示出了北府军事集团的勃勃生机，他们不仅有人才而且人才契合得相得益彰。

天气炎热、蜀兵万余、壁垒严守，见此形势，主将朱龄石便不愿强攻，而要等待战机。

而下邳太守刘钟却认为：

既然内水疑兵而外水主攻，晋军选对了彭模战场而蜀军错配了防御力量；

那么，此时就得不畏险阻、强攻破寨；

而犹豫等待，不仅浪费了避实就虚的战机，而且会给谯蜀重新调整布防的时间。

所以，刘钟的建议是强攻要塞壁垒。

在强攻与否的问题上，刘钟的意见占据上风，晋军选择强攻。

彭模坚城，蜀军的布防是：重兵据守北城而轻兵据守南城。

所以，众将领的意见是先易后难，攻克南城、再下北城。

而主将朱龄石则力排众议，其认为：

虽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尽锐以拔北垒，南城不麾而自散也。

在南北选择的问题上，朱龄石的意见占据上风，晋军强攻北城。

七月，龄石率刘钟、蒯恩等攻城，诘朝战，至日昃，焚其楼橹，四面并登。

蜀军壁垒坚城，而晋军竟能一日破城。

五胡乱华之时，晋军屡战屡败；东晋即将国灭之时，晋军却屡战屡胜，爆发了强大的战斗力。

原因就是新的政治力量。

伐不伐蜀的问题，刘裕的意见是伐蜀。

内水外水的问题，刘裕与朱龄石的意见是外水。

强攻与否的问题，刘钟的意见是强攻。

南城北城的问题，朱龄石的意见是北城。

乱世征伐，某个英雄的一枝独秀只能是悲歌一首；而一群英雄的相得益彰才能无限接近成功。

而此时，以刘裕为首的北府军就是如此。

6.谯蜀灭亡与谁也守不住的四川

晋军外水主力，攻破彭模，而后兵向成都。

晋军中水别军，攻破广汉，而后略地益州。

至此时，谯蜀只能翘首待亡了。

谯蜀国主谯纵，弃成都而逃，后为巴西人王志所杀，并将首级送往晋军。

谯蜀尚书令马耽，封存府库，在成都等待晋军受降。

谯蜀大将谯道福，所部士卒怯战逃亡，后为巴西人杜瑶捕获送至晋军。

之后，谯蜀残余势力全部被剿灭，东晋再次占领四川。

晋灭谯蜀之战，没有波澜，灭蜀似乎就是必成之事。

所以，结果无悬念。

至于战争过程，没有曲折，彭模强攻便就胜利在望。

所以，过程也老套。

但问题是：到底怎么才能守住四川？

外来政权不行，本地政权也不行。

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关中可以制中原、草原可以制中原、山西可以制中原、河北可以制中原，甚至朱元璋竟是以荆吴制蒙元。

那么，四川呢？能否制霸一下中原？

《四夷居中国》认为足够的物质交换是边缘征服中心的关键，辽西走廊、河西走廊、茶马古道等自然形成的关键通道，就是实现这种物质交换的前提。

《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强调战争的地理逻辑，聚焦于不变的地理形胜以及变动的经济基础，来解释战争的底层逻辑。

那么，它们是否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关键通道和物质交换的解释，四川虽然形胜却缺乏关键通道，难以形成足够的物质交换。

没有物质交换就没有战争的物质基础，而没有关键通道也就无法进入中原、争霸天下。

地理形胜和经济基础的解释，四川虽然富饶，却远非争霸天下之资；四川虽然形胜，却没有出击中原的战略要道。

四川富庶是一种蜀中乐，比不过外部世界；而四川形胜，形胜了外部也形胜了自己，蜀中出兵首先遭遇是大山大江。

一个是博弈天下的关键通道；一个是出兵天下的制霸资本，四川都不具备。

所以，四川只是徒有形胜的骨架，而没有形胜的肌肉，四川制不了中原天下。

而世事往往都是逆水行舟，四川争霸不了天下；而天下就要争霸于四川。

因此，以咄咄逼人之势、以遒劲武勇之气，甚至以天下为雄厚之资，来制服但有骨架而无肌肉的四川，外来者可能艰险但多会胜利。

除了关键通道而物质交换、除了地理形胜且物质基础，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遗憾，是四川所不具备的。

那就是足够刺激系统自组织的大战争。

战争塑造国家的底层逻辑，是因为刺激了系统的自组织。

河北之地天下精兵，并非河北尽是“燕赵游侠子”；而是北接草原、南联中原，河北是一个战略大通道、古今大战场。

炎帝与黄帝战于阪泉、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河北是一个屡经大战洗礼之地。

所以，战争塑造了游侠、战争塑造了天下精兵，而后战争才能再去塑造国家。

而闭塞之四川，恰恰缺乏这种大阵仗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