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西有南山，东有坪山。
知名度很高的南山区，号称“中国硅谷”，有腾讯、中兴、大疆等巨头公司。但对于2017年才挂牌的坪山区，了解的人就少多了。
坪山区西边是龙岗，西南是盐田，东边是惠州市惠阳区，东南是大鹏新区，面积168平方公里。
坪山区在2018年的GDP为706亿元。这个数据不如“老大哥”南山区（突破5000亿元）、龙岗区（突破4200亿元）那么耀眼，但考虑到坪山区成立至今只有两年时间，这个成绩是相当不错的。去年坪山区的人均GDP为2.1万美元，当年中国人均GDP是9630美元。放在世界范围衡量，坪山区的人均GDP和葡萄牙不相上下。
虽然设区仅有两年多，但坪山的历史可不短。从坪山走出去的人，对中国的影响，广泛而深刻。
客家文化
历史上，坪山是客家人从东边进入深圳的第一站。为什么深圳本地居民中，客家人这么多？
明亡之后，郑成功占据台湾反清复明。为防止郑成功势力进一步坐大，清政府在东南沿海采取“禁海”和“迁界”的隔离政策。深圳这个地方先后两次内迁，共向内迁移80里，造成数十万民众死亡。
平定台湾以后，1669年，康熙批准复界。但原迁之民死丧过半，归来者甚少，于是清廷鼓励外地农民复界垦殖。粤闽赣和东江流域客家人，尤其是梅州、惠州等地的客家人，在优惠招垦政策的感召下，纷纷奔赴深圳。
当年来到深圳的客家人，大都是来自今梅州市的梅县、兴宁、五华等县。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建起了数百座客家大围屋。其中，龙岗罗瑞合村的“鹤湖新居”和坪山大万村的“大万世居”，双雄并立，堪称200年前深圳的“京基大厦”。
以客家人为主的人口分布格局，一直保留到深圳特区成立前。据《宝安县志》记载：1979年前，客家人占56%，广府人占42%，潮汕人占2%。
改革先锋
1925年10月，周恩来率领黄埔学生军，东征陈炯明时，就曾入住坪山著名的光祖中学，并把光祖中学二楼东南面的办公室当作临时指挥部。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是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叶锋在回忆录中披露的。
坪山素有“东纵之乡”之称，是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的发源地以及重要活动地区，有深圳最好的红色资源。坪山党代会上，也首次把“东纵精神”写入区委工作报告。
1945年朱德在《论解放区的战场》中将东江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琼崖纵队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担任过东江纵队司令员、广州市长和国家交通部长的曾生，1910年出生在坪山石灰陂村一户华侨家庭。他领导了一支人数不多，但却具极大影响力的纵队—两广纵队。他的名字和纵队名字在《朱总司令命令冈村宁次投降信》中的关于投降事宜，就与华北聂荣臻、华东陈毅、鄂豫两省李先念将军一起并列作为广东指定代表。
从南海舰队副司令员岗位上转业后，1960年起，曾生担任了长达7年的广州市长。
1975年，时任交通部长的曾生，同时兼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的董事长。当时，主持招商局日常工作的袁庚，正是曾生东纵时期的老部下，两人又一同被关进秦城监狱长达5年半，感情深厚，配合默契。
1979年，招商局独资开发蛇口开发区。曾生全力支持袁庚的改革实施，并力排众议三下蛇口调查研究。
可以说，曾生为蛇口最初“杀出一条血路来”，打开一道改革的“口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3年，83岁高龄的曾生还亲自为龙华大浪工业村奠基。不久，富士康等企业进驻该工业村。
值得一提的是，袁庚曾任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他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成为改革开放的时代标志。
南方流派
抗战初期，广州和香港等大城市沦陷，华南的文艺中心转移到东江纵队活动的地区。深圳坪山是东江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有“小延安”之称。
这里聚集了保家卫国的东江子弟兵，也吸引了海内外、国统区爱国知识分子和港澳华侨文艺青年及文艺团体到来，包括茅盾、邹韬奋、范长江等知名文化人士。他们是1942年的省港大营救中，被东江纵队从日占区香港营救了出来。
讲中国新闻史，不能忽略抗日根据地的报纸。而在华南游击区报纸中《前进报》堪称佼佼者。
东江游击区办报始于1941年1月，后更名为《东江民报》，报头就是邹韬奋所题。1943年更名为《前进报》，社长为日后参与创办《羊城晚报》的杨奇。前进报社在坪山石灰陂村的时间较长。
1945年11月，部分东纵报人到香港创刊《正报》。1949年10月，黄文俞、杨奇等人秘密离开香港，转道惠阳回广州创刊《南方日报》，黄文俞任总编辑、杨琦任副社长。1957年10月，黄、杨等人创刊《羊城晚报》。
1987年，黄文俞曾经给《南方周末》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里面写下一句厚重的话：“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绝对不能讲假话。”直到许多年后，这句话仍影响着很多中国媒体人。
发源于坪山的东纵报人粤港两地办报，可视为新闻史的重要篇章。以东纵报人为主的“南方流派”，直到今天，仍然在影响着中国的传媒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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