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子東來了，我卻沒有見上他。
看著朋友圈裡朋友們和許老師開心合影，隔著屏幕我也會心一笑。
2018年許子東推出了他的新書《許子東現代文學課》，雖然之前已經基本看過他在嶺南大學講課的視頻，我還是很認真的讀完了全書。
有人說許子東尖刻，狡黠還帶一點知識分子固有的迂腐，我卻很喜歡他。當代文學評論的學者中，許子東是我很欣賞的一位，除了學問本身，我始終覺得許子東身上有一種書生本色，甚至是很濃厚的士大夫情結，大陸成長美國求學香港工作的經歷給了他獨特的觀察視角，他豐富的學識使他以更幽默和睿智的表達一擊即中問題的關鍵。他還是巴薩球迷，喜歡看球，愛好旅行，熱衷追劇，對社會熱點和歷史過往保持著的少有的敏銳和熱情，並堅持發聲，這一切都很合我的胃口，他和竇文濤、梁文道、馬家輝是我心中圓桌派的最佳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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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子東出生於上海，他的父親是醫生，1937年淞滬會戰上海淪陷後辭職。幼年時，許子東並不知道自己家庭的特殊性。直到他上小學三四年級，看到二哥的入團申請書，這才知道三個哥哥中，二哥和自己是同母異父，大哥和三哥則是同父異母。只有自己這個小兒子，親生父母都健在。
1966年秋天的一個夜晚，許子東在大學任教的大哥毫無預兆地回到了家裡。此時，他已經是北京某個大學兩派造反組織之一的小頭目。臨走時，大哥壓低聲音對父母說，家裡那些西裝、旗袍的照片，儘量燒了，如果有金銀首飾之類，儘量處理掉……然後又恢復正常聲調說，一場大風暴即將來臨……大哥走後，家裡的煤爐確實燒了很多照片。不久，在東北石油學院上學的三哥給家裡來信宣佈，和父親、繼母劃清界限。小學最後一年，許子東也加入了造反的隊伍，成為了紅小兵，並去了自己班主任家裡抄家。當他和同學去上海第六人民醫院一條弄堂的別墅抄家時，另一個弄堂的小孩跑來叫許子東，說他家也被抄了。許子東一愣，趕緊跑回了家。
1970年4月，許子東和一車上海插隊知青一起歷經輾轉，到達了目的地——江西千善大隊古坊生產隊。古坊全都是梯田，而且彎彎曲曲。第一個人下去不能用繩子，必須靠目測，然後蹲下去插一條秧，要正好插到那個彎口，保證秧苗插得齊整，俗稱“開頭路”。
16歲的許子東，他不會犁田、耙田，但是插秧不錯，能夠“跟頭路”。在知青裡面，許子東插秧最好。插秧需要不斷後蹲，很傷腰，後來他的脊椎有問題，大概就是那時留下的病根。在勞動中，最可怕的是螞蟥，最多的一次28條螞蟥牢牢粘在了他的雙腿上，上了田埂後，滿腿都是血。
這段經歷，給許子東留下深刻記憶，多年以後，面對喧鬧的文化學術圈，他說，“今天所謂學術界、文化界的某些人，完全失卻專業水平，還自我感覺良好，彼此稱為大師，在我看來遠不如廣昌的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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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22歲的許子東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上海鋼鐵八廠。接著，他被推薦到上海冶金局自辦的“工農兵大學”——七二一大學學習電氣自動化。1977年恢復高考時，許子東報考了復旦大學中文系和新聞系，還有華東師大中文系和歷史系。按成績，他應該被錄取。但七二一大學隨之升格為上海冶金專科學校，屬於大專。這樣一來，許子東本身就屬於大專生，失去了高考資格。
一半時間讀電氣自動化，一半時間做文學夢的許子東心有不甘。正好他看到了大學招收研究生的消息。他找到了父親的朋友——20世紀著名作家、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許傑。他告訴許子東，考是可以考的，但外語一定要好。他和一百多人參加考試，作文題目是《給友人的一封信——談談中國現代文學》。許子東用書信體談到了自己對於郁達夫的閱讀經驗。最終，許子東成為六個被錄取的幸運兒之一。
許子東的研究生導師是錢穀融先生。他並不專門給學生授課，學生平時在下午都可找他閒談。但是，一個月有一次討論課。其他幾位都比許子東大十來歲。後來研究趙樹理很出名的同學戴光宗，第一次作報告，就拿出了一份上萬字研究胡適的講稿。講完以後，許子東就傻眼了。下個月就輪到許子東，他找到了錢穀融，錢先生說，你考試的時候說對郁達夫感興趣，那你就寫寫郁達夫。許子東就用一個月的時間看郁達夫的作品，以自己的觀察角度寫了一篇讀書報告。作報告的時候，許子東高度緊張，他戰戰兢兢地讀完了幾千字的報告，錢先生幫他改了6個錯別字，接著說，你去送到學報看能不能發表。
一個一年級的研究生，居然在學報發表了第一篇論文，這對許子東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勵。他陸續寫了十來篇有關郁達夫的論文，發表在《文學評論》、《文學評論叢刊》上。許子東研究郁達夫的成果，後來結集為《郁達夫新論》一書，因為這本書，許子東在29歲就被破格提升為副教授。在此期間，他認識了上海電視臺節目主持人陳燕華，二人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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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9月，許子東第二次赴香港講學，遇到了海外學者李歐梵，李告訴他，自己已經獲得了魯思基金會資助，請許子東赴芝加哥大學做為期一年的訪問研究。在芝加哥，以李歐梵為中心，聚集了一批中國學者，如甘陽、杜維明、林毓生、杜邁克、鄭樹森、王德威等，大家經常聚集在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進行討論，從形式主義、雅各布森、布拉格學派到德里達、巴赫金以及福柯等。1990年9月，已經是副教授的許子東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攻讀博士學位。
學習中有一門中國現代文學與女性主義的討論課，一半是討論張愛玲。在那個時候，他開始寫關於張愛玲的論文，同時講上海小市民社會。此時，兩岸三地的張愛玲熱還沒有完全開始，臺灣已經有一點苗頭。張愛玲在內地比較受注意，是在她去世以後的事。
1992年，家在洛杉磯的香港大學教授陳秉亮被聘為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主任，兩人一起吃飯時他告訴許子東，可以到香港來。
第二年秋天，許子東進入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任教，從此他走上了大學的講臺。“去了以後我就懶了，不願意再回美國拿學位，因為還要考法文，寫什麼報告。因為你不拿博士學位就不能做教授，所以我就在港大讀博士，學費也是學校給的，拿到博士學位的時候，我的那些原來寫作的朋友都已經是博導了。這些都是為稻粱謀，比起我在鄉下的經歷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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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衛視的《鏘鏘三人行》節目開始籌劃時，曹景行給許子東打電話，說有一個三個人的談話節目，知識分子話題，邀請他參與。許子東問怎麼錄像，曹景行說每天都要錄像，許子東說他去不了，因為要上課，就掛掉了電話。當時，隨許子東一起來港後，一直在無線電視臺播普通話新聞的太太陳燕華知道後說，有人找你做節目，你問都不問就拒絕了，做電視的人不會這樣，就好像拍片的人，有片約你至少要拿過來看一看。2000年，梁文道給許子東打來電話，說“三人行”節目想訪問他一次，話題隨意，許子東才答應了。
這期節目是和竇文濤和女嘉賓鄭佩芳一起談話。錄完以後，竇文濤和許子東一起在附近的茶餐廳吃午飯，問許子東以後可不可以再來，比如說每週一兩次，每次兩個小時，就這樣閒聊，話題隨意。就這樣，許子東由大學教授成了鳳凰的常任嘉賓，一做就是十多年。
關於許子東，有一段他在鏘鏘三人行裡的講述我印象很深刻。竇文濤問嘉賓，如果知道自己生命還剩下最後一年，你會選擇做什麼？
許子東說他會去寫書，當然不是寫一般意義上的暢銷書或者學術研究。他會去寫一些活著的時候不能說的話，他會寫一些自己最真實的想法，他會去得罪一些人，給未來留下一些遺產和記錄。
那一刻，許子東對這個世界的真誠、熱情和憤怒特別感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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