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来了，我却没有见上他。
看着朋友圈里朋友们和许老师开心合影，隔着屏幕我也会心一笑。
2018年许子东推出了他的新书《许子东现代文学课》，虽然之前已经基本看过他在岭南大学讲课的视频，我还是很认真的读完了全书。
有人说许子东尖刻，狡黠还带一点知识分子固有的迂腐，我却很喜欢他。当代文学评论的学者中，许子东是我很欣赏的一位，除了学问本身，我始终觉得许子东身上有一种书生本色，甚至是很浓厚的士大夫情结，大陆成长美国求学香港工作的经历给了他独特的观察视角，他丰富的学识使他以更幽默和睿智的表达一击即中问题的关键。他还是巴萨球迷，喜欢看球，爱好旅行，热衷追剧，对社会热点和历史过往保持着的少有的敏锐和热情，并坚持发声，这一切都很合我的胃口，他和窦文涛、梁文道、马家辉是我心中圆桌派的最佳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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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出生于上海，他的父亲是医生，1937年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后辞职。幼年时，许子东并不知道自己家庭的特殊性。直到他上小学三四年级，看到二哥的入团申请书，这才知道三个哥哥中，二哥和自己是同母异父，大哥和三哥则是同父异母。只有自己这个小儿子，亲生父母都健在。
196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许子东在大学任教的大哥毫无预兆地回到了家里。此时，他已经是北京某个大学两派造反组织之一的小头目。临走时，大哥压低声音对父母说，家里那些西装、旗袍的照片，尽量烧了，如果有金银首饰之类，尽量处理掉……然后又恢复正常声调说，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大哥走后，家里的煤炉确实烧了很多照片。不久，在东北石油学院上学的三哥给家里来信宣布，和父亲、继母划清界限。小学最后一年，许子东也加入了造反的队伍，成为了红小兵，并去了自己班主任家里抄家。当他和同学去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一条弄堂的别墅抄家时，另一个弄堂的小孩跑来叫许子东，说他家也被抄了。许子东一愣，赶紧跑回了家。
1970年4月，许子东和一车上海插队知青一起历经辗转，到达了目的地——江西千善大队古坊生产队。古坊全都是梯田，而且弯弯曲曲。第一个人下去不能用绳子，必须靠目测，然后蹲下去插一条秧，要正好插到那个弯口，保证秧苗插得齐整，俗称“开头路”。
16岁的许子东，他不会犁田、耙田，但是插秧不错，能够“跟头路”。在知青里面，许子东插秧最好。插秧需要不断后蹲，很伤腰，后来他的脊椎有问题，大概就是那时留下的病根。在劳动中，最可怕的是蚂蟥，最多的一次28条蚂蟥牢牢粘在了他的双腿上，上了田埂后，满腿都是血。
这段经历，给许子东留下深刻记忆，多年以后，面对喧闹的文化学术圈，他说，“今天所谓学术界、文化界的某些人，完全失却专业水平，还自我感觉良好，彼此称为大师，在我看来远不如广昌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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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22岁的许子东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上海钢铁八厂。接着，他被推荐到上海冶金局自办的“工农兵大学”——七二一大学学习电气自动化。1977年恢复高考时，许子东报考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和新闻系，还有华东师大中文系和历史系。按成绩，他应该被录取。但七二一大学随之升格为上海冶金专科学校，属于大专。这样一来，许子东本身就属于大专生，失去了高考资格。
一半时间读电气自动化，一半时间做文学梦的许子东心有不甘。正好他看到了大学招收研究生的消息。他找到了父亲的朋友——20世纪著名作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许杰。他告诉许子东，考是可以考的，但外语一定要好。他和一百多人参加考试，作文题目是《给友人的一封信——谈谈中国现代文学》。许子东用书信体谈到了自己对于郁达夫的阅读经验。最终，许子东成为六个被录取的幸运儿之一。
许子东的研究生导师是钱谷融先生。他并不专门给学生授课，学生平时在下午都可找他闲谈。但是，一个月有一次讨论课。其他几位都比许子东大十来岁。后来研究赵树理很出名的同学戴光宗，第一次作报告，就拿出了一份上万字研究胡适的讲稿。讲完以后，许子东就傻眼了。下个月就轮到许子东，他找到了钱谷融，钱先生说，你考试的时候说对郁达夫感兴趣，那你就写写郁达夫。许子东就用一个月的时间看郁达夫的作品，以自己的观察角度写了一篇读书报告。作报告的时候，许子东高度紧张，他战战兢兢地读完了几千字的报告，钱先生帮他改了6个错别字，接着说，你去送到学报看能不能发表。
一个一年级的研究生，居然在学报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这对许子东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他陆续写了十来篇有关郁达夫的论文，发表在《文学评论》、《文学评论丛刊》上。许子东研究郁达夫的成果，后来结集为《郁达夫新论》一书，因为这本书，许子东在29岁就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在此期间，他认识了上海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陈燕华，二人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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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9月，许子东第二次赴香港讲学，遇到了海外学者李欧梵，李告诉他，自己已经获得了鲁思基金会资助，请许子东赴芝加哥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在芝加哥，以李欧梵为中心，聚集了一批中国学者，如甘阳、杜维明、林毓生、杜迈克、郑树森、王德威等，大家经常聚集在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进行讨论，从形式主义、雅各布森、布拉格学派到德里达、巴赫金以及福柯等。1990年9月，已经是副教授的许子东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
学习中有一门中国现代文学与女性主义的讨论课，一半是讨论张爱玲。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写关于张爱玲的论文，同时讲上海小市民社会。此时，两岸三地的张爱玲热还没有完全开始，台湾已经有一点苗头。张爱玲在内地比较受注意，是在她去世以后的事。
1992年，家在洛杉矶的香港大学教授陈秉亮被聘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两人一起吃饭时他告诉许子东，可以到香港来。
第二年秋天，许子东进入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任教，从此他走上了大学的讲台。“去了以后我就懒了，不愿意再回美国拿学位，因为还要考法文，写什么报告。因为你不拿博士学位就不能做教授，所以我就在港大读博士，学费也是学校给的，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我的那些原来写作的朋友都已经是博导了。这些都是为稻粱谋，比起我在乡下的经历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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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开始筹划时，曹景行给许子东打电话，说有一个三个人的谈话节目，知识分子话题，邀请他参与。许子东问怎么录像，曹景行说每天都要录像，许子东说他去不了，因为要上课，就挂掉了电话。当时，随许子东一起来港后，一直在无线电视台播普通话新闻的太太陈燕华知道后说，有人找你做节目，你问都不问就拒绝了，做电视的人不会这样，就好像拍片的人，有片约你至少要拿过来看一看。2000年，梁文道给许子东打来电话，说“三人行”节目想访问他一次，话题随意，许子东才答应了。
这期节目是和窦文涛和女嘉宾郑佩芳一起谈话。录完以后，窦文涛和许子东一起在附近的茶餐厅吃午饭，问许子东以后可不可以再来，比如说每周一两次，每次两个小时，就这样闲聊，话题随意。就这样，许子东由大学教授成了凤凰的常任嘉宾，一做就是十多年。
关于许子东，有一段他在锵锵三人行里的讲述我印象很深刻。窦文涛问嘉宾，如果知道自己生命还剩下最后一年，你会选择做什么？
许子东说他会去写书，当然不是写一般意义上的畅销书或者学术研究。他会去写一些活着的时候不能说的话，他会写一些自己最真实的想法，他会去得罪一些人，给未来留下一些遗产和记录。
那一刻，许子东对这个世界的真诚、热情和愤怒特别感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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