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和《新唐書》都有唐玄宗李隆基兩次“巡幸幷州”的記載，一次是開元十一年（723年）春，一次是開元二十年（
732年）冬。唐玄宗第一次光駕太原時，還未及不惑。
別看只有38歲，但此時他登基執國已超過10年，開創出被杜甫稱頌為“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官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的“開元盛世”，帶領大唐帝國邁進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外交全盛的新時代。
唐玄宗在洛陽過完春節就催動龍輦北上，然後整整一個正月都在太原留駐盤桓。
他的主要活動，是憑弔先帝聖蹟，視察晉陽宮闕，遊覽晉祠勝境，慰問有功老吏，還下詔減免太原百姓的稅賦，提高幷州官吏的俸祿。
在一系列繁忙的走訪座談之後，唐玄宗御筆撰寫了稱頌先帝太原舉兵、創立不朽偉業的《起義堂頌》。
這篇“頌”，應該在他二月初返京前就勒石成碑，高高矗立在晉陽城最寬闊的南大街之側。唐玄宗也應該在文武百官簇擁下，移步碑前，撫石輕誦，篇中“鑑風物之憂思，尋王業之艱難。
惟高祖若天地之開闢，化成萬類；惟太宗若日月之照昨，光於四表”的句子，正是他來尋崢嶸歷史、緬懷非常先輩的心聲。
太原人不要抱怨皇帝登基10年才姍姍來幸，他是覺得只有這個時候的自己，才積攢齊踏上孕育大唐基業聖地的足夠底氣和信心。
令千年古城榮耀的是，當今皇帝此次太原行，一下送給太原兩個大禮包：一是下諭把“幷州”升為“太原府”，二是為太原留下一首題為《過晉陽宮》的五言排律。
先dao xie dao xie“州”變“府”這個事兒。
東漢時，“州”由地理名稱固化為行政區劃名稱，全國實行“州縣制”。至隋，“州”改為“郡”，返依秦制。唐立，廢“郡”用“州”，重回東漢“州縣制”。
但就是不一般的唐玄宗絕不因循，初登大位，就把國都雍州升為京兆府，把陪都洛州升為河南府，不久又把益州升為成都府，幷州升為太原府。
這萬萬不是行政名稱的花樣翻新。
唐玄宗把皇帝駐蹕處和一些重要的大州改為“府”，不僅抬升了這些地區的政治規格，使“府”成為更好牽動區域發展的火車頭，同時還豐富和活躍了地方政權的層級劃分，構建出具有鮮明唐玄宗時代特色的“京府制度”。
太原有福，有幸高就大唐“十府”行列。
而唐玄宗的《過晉陽宮》，也應是一襲東來紫氣。
這首長達22句的古風對太原之所以珍貴，是讓後世得以站在一個帝王獨特的觀測點，回瞻唐時太原的盛大風貌，體味“井邑龍斯躍，城池鳳翔餘。林塘猶沛澤，臺榭宛舊居”的曠世繁華。
《全唐詩》中詩人李隆基獨立成卷，加上各種補編拾遺，其作達到70餘首，《過晉陽宮》能排在第一首的顯赫位置，不僅直接體現這首詩的藝術份量，也應該間接體現太原的歷史份量。
因為古城晉陽在一國之君的評價和誇耀面前可以毫無愧色。
據《元和郡縣圖志》、《方誌圖》、《太平寰宇記》、《太原府志·古蹟》等古籍記載，唐時太原府城分為汾河西、河中、河東3大片區。
在河西，分佈著始於春秋、大規模擴建於北齊的古晉陽城（亦名“大明城”）、西晉幷州刺史劉琨增建的州城（亦名“府城”“西城”）、隋朝晉王楊廣環繞晉陽宮新建的宮城（亦名“新城”）和此後他連接宮城新建的“倉城”；
在河東，分佈著唐太宗時幷州長史李勣所建的東城；
在河中，有武則天時幷州長史崔神慶 “跨水聯堞”、連接汾河東西兩岸的中城（亦名“連城”）。連城，可能由數座規模宏大的連體廊橋式構築物組成。
除此之外，還有建在晉陽宮西南的“庫城”（或是楊廣“倉城”別名），建在劉琨州城北門外的“羊馬城”，建在古城西北的“三角城”（亦名“徙人城”），建在古城北的“捍胡城”（亦名“看胡城”），以及劉琨所築用來抵擋西山洪水的“羅城”（亦名“長龍城”）。
圖片來自《唐北都太原城初探》，作者尹均科
那時的太原城，實際上是一個分列汾河兩岸、中城連同東西、小城拱衛府城的超級城市集群，毫無疑問是當時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
還必須說，那時太原城內還擁有眾多形貌奇麗的宮廷殿閣、苑囿館舍，最具代表性的，當屬以北齊“大明宮”和隋“晉陽宮”為主的“七殿二堂”宏大建築群。
唐人歐陽詹在京城長安參加完進士應試來太原遊覽，偕同一位“嚴長官”登臨“太原龍興寺”時，就激動地表示，自己完全被眼前高聳入雲的“百丈城樓”和“九霄棧路”驚呆了。
比歐陽詹更早來太原遊歷的詩仙李白，用更熾熱的詩篇歌唱了瑰麗壯美的晉陽古都。
開元二十二年（735年）35歲的李白在太原住了差不多一年時間。李白遍遊晉陽山川，對友人讚歎這是一座“襟四塞之要衝，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劇鎮，非賢莫居”的都城。
他盤桓晉祠，欣賞難老泉“晉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簫鼓鳴”；
他買醉青樓，驚豔晉陽歌姬“眉目豔皎月，一笑傾城歡”；
李白甚至參加了一場城外圍獵，用“孤飛一片雪，百里見秋毫”的詩句描摹太原獵鷹的神韻。
大詩人筆下，滿是對晉陽風物真摯的情意。
這些，都是太原能夠擔得起帝王之詩誇獎的堅實物質基礎。
唐玄宗第二次來太原，比李白第一次來太原要早3年，但與他自己首次北巡幷州，間隔了9年。
開元二十一年（732年）農曆冬“十月十二日”，47歲的李隆基依然從洛陽動身，途徑澤州（今山西晉城），先在他任“別駕”時的龍潛之地潞州（今山西長治）小住數日，然後再赴太原。
不過唐玄宗這次“巡幸幷州”除寫了一篇《幸北都制》表達“遠思喬木，無忘敬梓”的心思外沒有作詩，隨駕百官也不見唱和，似乎與首巡太原時的心境有所不同。
對太原來說，唐玄宗再幸沒有題詩似乎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他走後的第10個年頭，龍城又迎來空前絕後的至高榮耀：
天寶元年（742年），唐玄宗敕諭太原府由“北都”改名“北京”，與東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西京鳳翔府（今陝西鳳翔）、南京成都府、中京長安府合稱“五京”！
太原人，可是比當今的北京人要早660多年的北京人啊。
這樣的設計，當然不是為了滿足一個地方的虛榮心。
唐玄宗實施的“五京制”，從文化上看，是傳統五行理論和五方觀念在帝王行政建制上的反映；
從政治上看，意味著中央集權體制的高度完備，以使“五京”在維護政局穩定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重要支撐作用。
太原頭上得到一頂“北京”桂冠加冕，應該表明太原在中國政治地理版圖中，一度處於十分關鍵的位置，反映其整體發展水平曾達到的標高和峰值。
唐玄宗執政時期，太原由“州”成“府”、由“都”成“京”，勢如芝麻花開，原因統而言之，應歸於歷史對太原的眷顧，而這內涵龐雜的眷顧中，當然也不可輕看了來自唐玄宗個人的巨大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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