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有唐玄宗李隆基两次“巡幸并州”的记载，一次是开元十一年（723年）春，一次是开元二十年（
732年）冬。唐玄宗第一次光驾太原时，还未及不惑。
别看只有38岁，但此时他登基执国已超过10年，开创出被杜甫称颂为“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官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的“开元盛世”，带领大唐帝国迈进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全盛的新时代。
唐玄宗在洛阳过完春节就催动龙辇北上，然后整整一个正月都在太原留驻盘桓。
他的主要活动，是凭吊先帝圣迹，视察晋阳宫阙，游览晋祠胜境，慰问有功老吏，还下诏减免太原百姓的税赋，提高并州官吏的俸禄。
在一系列繁忙的走访座谈之后，唐玄宗御笔撰写了称颂先帝太原举兵、创立不朽伟业的《起义堂颂》。
这篇“颂”，应该在他二月初返京前就勒石成碑，高高矗立在晋阳城最宽阔的南大街之侧。唐玄宗也应该在文武百官簇拥下，移步碑前，抚石轻诵，篇中“鉴风物之忧思，寻王业之艰难。
惟高祖若天地之开辟，化成万类；惟太宗若日月之照昨，光于四表”的句子，正是他来寻峥嵘历史、缅怀非常先辈的心声。
太原人不要抱怨皇帝登基10年才姗姗来幸，他是觉得只有这个时候的自己，才积攒齐踏上孕育大唐基业圣地的足够底气和信心。
令千年古城荣耀的是，当今皇帝此次太原行，一下送给太原两个大礼包：一是下谕把“并州”升为“太原府”，二是为太原留下一首题为《过晋阳宫》的五言排律。
先dao xie dao xie“州”变“府”这个事儿。
东汉时，“州”由地理名称固化为行政区划名称，全国实行“州县制”。至隋，“州”改为“郡”，返依秦制。唐立，废“郡”用“州”，重回东汉“州县制”。
但就是不一般的唐玄宗绝不因循，初登大位，就把国都雍州升为京兆府，把陪都洛州升为河南府，不久又把益州升为成都府，并州升为太原府。
这万万不是行政名称的花样翻新。
唐玄宗把皇帝驻跸处和一些重要的大州改为“府”，不仅抬升了这些地区的政治规格，使“府”成为更好牵动区域发展的火车头，同时还丰富和活跃了地方政权的层级划分，构建出具有鲜明唐玄宗时代特色的“京府制度”。
太原有福，有幸高就大唐“十府”行列。
而唐玄宗的《过晋阳宫》，也应是一袭东来紫气。
这首长达22句的古风对太原之所以珍贵，是让后世得以站在一个帝王独特的观测点，回瞻唐时太原的盛大风貌，体味“井邑龙斯跃，城池凤翔余。林塘犹沛泽，台榭宛旧居”的旷世繁华。
《全唐诗》中诗人李隆基独立成卷，加上各种补编拾遗，其作达到70余首，《过晋阳宫》能排在第一首的显赫位置，不仅直接体现这首诗的艺术份量，也应该间接体现太原的历史份量。
因为古城晋阳在一国之君的评价和夸耀面前可以毫无愧色。
据《元和郡县图志》、《方志图》、《太平寰宇记》、《太原府志·古迹》等古籍记载，唐时太原府城分为汾河西、河中、河东3大片区。
在河西，分布着始于春秋、大规模扩建于北齐的古晋阳城（亦名“大明城”）、西晋并州刺史刘琨增建的州城（亦名“府城”“西城”）、隋朝晋王杨广环绕晋阳宫新建的宫城（亦名“新城”）和此后他连接宫城新建的“仓城”；
在河东，分布着唐太宗时并州长史李勣所建的东城；
在河中，有武则天时并州长史崔神庆 “跨水联堞”、连接汾河东西两岸的中城（亦名“连城”）。连城，可能由数座规模宏大的连体廊桥式构筑物组成。
除此之外，还有建在晋阳宫西南的“库城”（或是杨广“仓城”别名），建在刘琨州城北门外的“羊马城”，建在古城西北的“三角城”（亦名“徙人城”），建在古城北的“捍胡城”（亦名“看胡城”），以及刘琨所筑用来抵挡西山洪水的“罗城”（亦名“长龙城”）。
图片来自《唐北都太原城初探》，作者尹均科
那时的太原城，实际上是一个分列汾河两岸、中城连同东西、小城拱卫府城的超级城市集群，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
还必须说，那时太原城内还拥有众多形貌奇丽的宫廷殿阁、苑囿馆舍，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以北齐“大明宫”和隋“晋阳宫”为主的“七殿二堂”宏大建筑群。
唐人欧阳詹在京城长安参加完进士应试来太原游览，偕同一位“严长官”登临“太原龙兴寺”时，就激动地表示，自己完全被眼前高耸入云的“百丈城楼”和“九霄栈路”惊呆了。
比欧阳詹更早来太原游历的诗仙李白，用更炽热的诗篇歌唱了瑰丽壮美的晋阳古都。
开元二十二年（735年）35岁的李白在太原住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李白遍游晋阳山川，对友人赞叹这是一座“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剧镇，非贤莫居”的都城。
他盘桓晋祠，欣赏难老泉“晋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箫鼓鸣”；
他买醉青楼，惊艳晋阳歌姬“眉目艳皎月，一笑倾城欢”；
李白甚至参加了一场城外围猎，用“孤飞一片雪，百里见秋毫”的诗句描摹太原猎鹰的神韵。
大诗人笔下，满是对晋阳风物真挚的情意。
这些，都是太原能够担得起帝王之诗夸奖的坚实物质基础。
唐玄宗第二次来太原，比李白第一次来太原要早3年，但与他自己首次北巡并州，间隔了9年。
开元二十一年（732年）农历冬“十月十二日”，47岁的李隆基依然从洛阳动身，途径泽州（今山西晋城），先在他任“别驾”时的龙潜之地潞州（今山西长治）小住数日，然后再赴太原。
不过唐玄宗这次“巡幸并州”除写了一篇《幸北都制》表达“远思乔木，无忘敬梓”的心思外没有作诗，随驾百官也不见唱和，似乎与首巡太原时的心境有所不同。
对太原来说，唐玄宗再幸没有题诗似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走后的第10个年头，龙城又迎来空前绝后的至高荣耀：
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敕谕太原府由“北都”改名“北京”，与东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西京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南京成都府、中京长安府合称“五京”！
太原人，可是比当今的北京人要早660多年的北京人啊。
这样的设计，当然不是为了满足一个地方的虚荣心。
唐玄宗实施的“五京制”，从文化上看，是传统五行理论和五方观念在帝王行政建制上的反映；
从政治上看，意味着中央集权体制的高度完备，以使“五京”在维护政局稳定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太原头上得到一顶“北京”桂冠加冕，应该表明太原在中国政治地理版图中，一度处于十分关键的位置，反映其整体发展水平曾达到的标高和峰值。
唐玄宗执政时期，太原由“州”成“府”、由“都”成“京”，势如芝麻花开，原因统而言之，应归于历史对太原的眷顾，而这内涵庞杂的眷顾中，当然也不可轻看了来自唐玄宗个人的巨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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