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防务功用仅有的2次失效,试析唐太宗、康熙帝卓异的防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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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防务功用仅有的2次失效,试析唐太宗、康熙帝卓异的防务观

国人都有极强的“长城”情结。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以浑圆激越的旋律、泣血椎心的倾诉,诠释着包括“长城”在内,那几处地理文化“图腾”在国民心中的分量。

不管是阔别多年的游子,哪怕是离群索居的隐士,蜿蜒龙舞的长城,作为与故土和乡音最坚韧的维系,像徽章一样,别在民众坚挺的胸襟前。

长城在历代帝王的心中却有所不同,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经世致用的务实。中国文化脱胎于农耕社会,深耕于集权环境。帝王向来以文化治国,而非受文化所治。

特别是伟大的帝王,必然会超脱于文化之上,否则,自己被文化玩得昏昏然,自然干不出叱咤风云的大事来。

长城在修筑的历史幼年期,即被君王们赋予了“戍边报险”的功用。

“狼烟”和“烽火”,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灼灼诗华一样,是可以用来代言长城的。说明一下,“狼烟”不是用狼粪烧的,恰恰是用来预警以“狼”为图腾的匈奴、突厥、吐蕃等游牧部落偷袭中原的。

不论是燕长城、秦长城,还是汉长城、明长城,都是用那雄浑天成的一抺巍峨,勾勒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犬牙交错的“楚河汉界”。

至今,在太空中,长城作为地球上唯一可辨识的建筑物,摄留在美国航天局的档案之中。以此来证明中国帝王和民众,所共同创造的历史性伟大!(2010年2月17日,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向奥巴马总统报告,可以用肉眼看见令人赞叹的奇迹——长城。古代中国人,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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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伟大,恰恰影射出中原政权很早就遭到了来自北面、西面游牧部落的压力,也反映了历代帝王“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现状。除了套交情似的与“戎狄”行和亲之举外,雄关万里的长城,毫无悬念地成了帝王们唯一能安身立命、从容治国的军事凭倚。

自西周起,为防御游牧民族“猃狁”,便修筑蜿蜒曲折的“列城”;先秦时期,各诸侯国善加沿用,秦、赵、燕还修建了“拒胡长城”。

面对着游牧民族令人厌烦、随时随地地偷袭,长城的拒止和稳定战线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帝国只需将军队布置在长城沿线,就足以与游移不定的游牧民族对抗了。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2千年来,唯独只有2个帝王,没看得上长城的防务作用,也没有修建长城。一个是唐太宗李世民,另一个就是被某些满人,尊攘为“千古一帝”的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皇帝)。

至于宋朝没有修建长城,那是因为幽云16州被辽国割占了。山河破碎,日月缺失之时,宋朝没必要、也没实力到辽国地盘上修长城,此与2帝不想修筑长城,完全不是一回事。

康熙被族人后裔捧诩为“千古一帝”,我们一笑而过就好了。不过话说回来,唐太宗和清圣祖确实都是不可多得、雄才大略的优秀帝王。

下面看看这两个帝王卓然鹤立的防务观是怎样形成的。

一,唐太宗

贞观年间,大唐由于开国伊始,国力强盛、将星云集,军力和骑兵部队那都是嗷嗷叫的。唐兵在擅长骑战的将领统帅下,以骑对骑不怯于野,常令游牧民族凶焰顿挫。

据史载,

“……(李)勣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号为称职。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旧唐书·李勣传》)

从表面看,是唐太宗自认为比隋炀帝优秀所致,实际上,唐异于别朝的御边大法,是以“藩镇”代替长城,行拒止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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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唐一朝陆续建立了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这六大都护府。赋予都护的职责是“抚慰诸藩,辑宁外寇”,凡“抚慰、征讨、叙功、罚过事宜,皆其所统。”

特别是贞观年间建立安西都护府后,大唐帝国以远见卓识的战略思路,主动以攻代守,逐步蚕食并扩大疆域,增加大量的国防缓冲地带,最终完美地取代了长城的功用。

从历史实践来看,都护府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机关,更像是个以军政为主、民政为辅的军政单位。

就“人性”来说,仅靠唐军频繁地征讨,是不足以树立唐太宗“天可汗”权威的。都护府还会向周边的游牧民族,推行所谓的“抚慰、叙功、罚过”的政策。

即在政治上,以“各族一体”的汉胡融合政策,融化胡人的对立情绪;经济上,对胡人不予推行国内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而以“汉胡别制”的轻税薄赋政策,来减轻胡人的经济负担;

军政上,以“城榜兵制”约束胡人、号令藩部。具体就是,每岁秋集本军,春则放散,若有征行,免当年输羊(实物交赋形式);若有战事,凡满30日,均免胡人年税。

此政策一公布,胡人觉得跟着大唐混,比自个儿单练舒服多了。于是,游牧部落便蜂拥仆从于大唐王朝。

即便某部落破坏规矩,中途反叛大唐,其他游牧部落便个个奋勇争先群殴之。现在该明白,为何安西都护府仅以2万之唐兵,却领千里西域之广的奥妙了吧。

思路决定出路,好的政策,能提前框定百姓的对策。

由于大唐帝国对外域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放姿态,表露在外的,完全是一种雍容大气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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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大唐帝国前将风翥龙翔之唐军,后倚中华大气磅礴之河山,李世民弃长城而不修,终是气定神闲、举重若轻地节辖着广袤的西域边城。

世界级的帝王!

多民族聚居区最怕什么?民族冲突。

太宗以“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官爵擢之、城傍附之,羁縻州之。”各部落岂不以“父母之礼”朝奉李唐王朝?

这种跳出中原自骄的务实态度,并无折损大唐帝王俯瞰天地、王顾西域之相。西域凡大国36,共尊天纵英姿、英明睿武的唐太宗为“天可汗”

当然,唐朝后代帝王,由于个人能力、国运渐衰的原因,后来,在小范围内,唐长城还是有建有修的。然而,效果比不修长城的贞观时期要差了很多。

二,康熙大帝

康熙有一句话说得好,“民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则也。”

他非常明白“民心可用”的道理,想必也深刻理解了荀子“帝王之术”中的,“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的底层逻辑。

荀子的“人本主义”思想,开启了儒论关注芸芸众生的节奏,这对原来只喜欢揣摩“帝王家事”的儒家文化来说,是个巨大的进步。

但荀子理论并没有像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一样,去重视“个人人权”(私权),而是将“集体人权”(私权的集合)作为帝王的“对手盘”来研究,这与西方立足于私权的“人本主义”思想,还是有差距的。

所以,荀子所研究出来的“人性”,实属于集权制下“民心”

的范畴,这也说明其“人本主义”的思想,不过是儒家理论中,更为聪明的“声东击西”版。

康熙30年,土谢图汗部臣服于大清。土部为喀尔喀蒙古四部之首,多伦会盟时,康熙皇帝接见了土部的首领。

接见中,康熙亲自搭弓射箭,以震慑臣服后的蒙古各部王公贵族,在炫耀大清帝国的文治武功后,康熙皇帝的一席话,泄露了他的防务观,“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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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康熙皇帝接到了古北口总兵官蔡元,请求重修倒塌古北口段长城的上奏,他极为超然洒脱地批复道,

“蔡元所奏,未谙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蔡元见未及此,其言甚属无益。”(此处更正一下,宋时无修缮长城的记录)

下面“剑雄品评”试着就此批复,谈一些个人的见解。

首先,要承认满清夺得中原,不是靠撞大运的。仅从文化这一块来分析,满族原是偏于一隅的渔猎民族,在关外以劫掠为生,问鼎中原没多久,便已对荀子升级版的儒论了然于胸。

可见满清学习“外语”的理解力、执行力,决不逊于中原的汉人王朝,这确实不简单。

几乎等于美国的印第安人反过来入侵英国一样,满族创造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政治文化现象(中间有李自成的因素存在)。

起点那么低,雄起又那么快。比及突厥、匈奴、吐蕃等游牧民族,一直在游牧的层次中打圈圈,那绝对是霄壤之别。

分析历史现象要冷静客观,特别是对异族入治中原的认识,虽有心理障碍,当服也得服。否则,异族能统治中原之沃地万里,又怎么解释呢,怨我们汉人笨了3百年?这不自打耳光么。

作为一直以来中国文化的缔造者和主体民族,又怎会整体出现这种状况呢,这不好自圆其说么,对吧。

其次,康熙能从满族自东北发家,到清八旗军处处突破长城,致击败大明王朝的现象中,发现正确的守国之道,是惟在“修德安民”

从康熙30年满清统治者,前期对民间的血腥弹压,到康熙向中原民间递出“修德安民”的橄榄枝,是否意味着大清的整体形势,应该是趋向于一定程度上的稳定。

翻开史料,果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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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康熙王朝已完成对自身组织机构的消肿(康熙8年除鳌拜集团),国内分散的权力,也完成了向中央的归集(康熙20年平三藩),主要的反清力量被剿灭,另外还得了个台湾(康熙22年),最后还与蒙古结了盟(康熙30年)。

中国人是一个“信奉”土地的民族。

对房屋的崇拜,源自于对土地“信奉”的平移。租来的房子,住得那叫一个浑身的不舒服。而且,由于儒论对国人长期地潜移默化,导致国人从来“家国”不分,集体感十分优秀。儒家文化呢,说到底就是“家国文化”

因此台湾的收复,增强了有“土地情结”的汉族士绅阶层的集体荣誉感,也势必会增加他们对康熙皇帝的好感,而汉族士绅阶层,处于皇权与占绝对多数汉民之间中枢的位置,是必然的中原民众代言人。

这意味着在满清统治者的恩威之下,康熙正得到来自汉民,对其入治合法性的逐渐承认。

所以,无论是军心、民心、还是汉族士绅阶层对皇权的忠诚度,以及康熙皇帝的声望,都达到一个相当不错的境界。即便外部的环境还是那么恶劣,但由于蒙古的臣服,也开始有了阶段性的改善。

对于大气磅礴的雄主,这样的环境,已足以供他尽情地纵横捭阖了。

所以,康熙皇帝敢于推翻2千年来专制帝王一贯的防务观,与唐太宗一样独辟蹊径、一鸣惊人,认为民心所至,长城不过尔尔,有更好,无亦可。

治国有底气,择善而从之,实在是了不起。

康熙了不起的地方,还在于,是他最后一次奠定了中华民族俯仰生息的疆域框架,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局面,也为晚清左宗棠收回新疆,奠定了法理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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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康熙幼冲之时接手统治权,内外政治环境都极为恶劣,甚至还差点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以当时入关后的情势,满清起初是以战战兢兢的客居之心,来入治中原的。康熙12年,吴三桂反清,由于八旗军仅有十几万之众,无力阻挡各路反清浪潮的次第冲击。

吴三桂之兵锋所指、旌旗所向,连下了黔、湘、桂之地,攻粤也有所得。势到急处,康熙皇帝和孝庄太后是准备打包出关,逃回东北据守的。

后来天时假予,康熙又扭转了乾坤,平定台湾后反客为主,满清开始以主人视角去审视中原周边,欲争夺更多的地盘,来拓展大清帝国的战略空间。

别的不论,仅就联蒙一事,康熙的才华,就胜过历朝历代治边的帝王许多,可与唐太宗相媲美。

蒙古等游牧部落势力,一直是令历朝统治者头疼不已的重大问题。

对于御边之事,各朝无非要么进剿,要么和亲,手法不是太硬,就是失之太软。许多王朝在御边之事上,都吃过亏,而鲜有大的收益。即便是旷古烁今的汉武大帝,也是将匈奴打跑、一部灭了了事。

我大明自太祖皇帝朱元璋起,对游牧民族势力,也一直秉承以武剿为主,强硬面对。而这样,并不能让游牧民族心悦诚服、仆从麾归,终不免让游牧民族乘隙偷袭无数。

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等66名大臣战死,大明文武精英尽失。最后,明英宗竟落个被瓦剌部相挟,在京畿转着圈叩门赚城,令大明的百年威名扫地,汉民辱不欲生。

当然,我大明一贯秉承“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身先士卒和对外强硬的作风,所以,明英宗被俘虽是小概率之事,但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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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康熙皇帝等到南方的危机排除后,半壁江山初趋稳定时,才帝气侧漏、霸相毕现。

此时,北方的民族矛盾及中俄边患危如累卵,摆在康熙的面前,有2个战略的选项,一是将蒙古、俄国都以外族敌视之(历来常规的做法);二是因势利导、分而治之。

多伦会盟后,他成了蒙古的大汗。其执政视野变得更加广阔,更善于高屋建瓴地判断国势。

一句“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凸显了与唐太宗“以藩为屏”御边思想的异曲同工和殊途同归,同时也表明了满清的统治难度正在改善之中。

为此,必须在北方各游牧民族的心中,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而不是靠靡费民力,勉养兵勇,修筑长城,分兵守之。

由此省下来大量的国力资源,去修复因连年战乱给中原所造成的创伤,这才是高明的帝王“固本培元”的治国上策。

剑雄品评”认为,康熙大帝所面临的北方之患,比起唐太宗所临的边患,要更为严重。因为中国之榻侧,多了一个正在苏醒的俄罗斯。

仪表非凡、高大魁梧,世界上最高的皇帝——俄罗斯沙皇彼得大帝,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世界级帝王,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14世纪到16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率先掀起了思想文化运动。史称“文艺复兴运动”

一时间,欧洲在科学与艺术上的枷锁顿解;1776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缔造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18世纪,大英帝国和欧洲大陆拜工业革命所赐,纷纷凤凰磐涅、蝶变飞舞。而俄国却因长期陷于“农奴制”的黑暗,一直在闭关锁国,文明步履迟滞。

就是这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彼得大帝,以一场艰苦卓绝的长途师习欧洲之旅,给俄国打开了欧洲发展的文明之门;

用权力和睿智,挑战既得利益集团数百年的无知与孤立,进而推动了俄国巨大的变革。将数百万俄国人拖离出至暗时刻,使俄国的版图不断地向外拓展,由此,俄国进入了近现代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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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大师级帝王的巨擘,在中国的东北边、西北边轰然相击。

亚洲级帝王康熙大帝出掌刚柔兼济,和缓而坚定。在蒙古、新疆、西藏各实力集团,都有沙俄黑手在背后策动的情况下,和联漠南蒙古(今内蒙古),大破噶尔丹叛乱,统一漠北喀尔喀蒙古(今外蒙古)及哈密地区,击溃准格尔漠西厄鲁特蒙古(今新疆、青海、甘肃等地)。

而后以“南不封王、北不断亲”、“分封以制其力”、“崇释以制其生”的联姻、划界、崇佛的三部曲,对历朝皆桀骜不驯的蒙古,进行因势利导地细嚼慢咽,成功地驯服出大批对满清既忠且勇的蒙古兵将,为满清各代所役使。晚清的僧格林沁所部就是一例。

可见,康熙联蒙的路线图极为灵活清晰、快而不乱。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康熙联蒙的太极,挟中国文化的收敛深沉,在天苍苍、野茫茫的蒙古大草原上空灼灼生辉。

世界级帝王彼得大帝出拳迅猛而刚烈,似伏特加辛辣的冲劲,强烈而又澎湃。17世纪中叶,俄国已完成对西伯利亚的征服,于1666年派遣一支哥萨克部队,进入黑龙江流域,筑雅克萨城,试图囊收中国满洲。

此时年少的康熙大帝尚在思量,如何对自身机构动手术。别说北顾无暇,连南面尾大不掉的“三藩”还未解决。尽管忧心忡忡,康熙却不改变出击方向,等平三藩、收了台湾再说。清廷强忍伏特加的酒劲,一任哥萨克的酒液在东北的咽喉处肆意冲撞。

直到平三藩、收台湾后,方决定驱逐黑龙江流域的俄国势力。1685年,令彭春将军率陆军、水军,携百门火炮,自齐齐哈尔出发,一举将雅克萨城摧毁。

俄人不甘战败,又潜入黑龙江区域,并重建雅克萨城。清军再行雷霆一击,俄人几乎全军覆没。由此康熙朝捍卫了东北150多年的和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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