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少春之爭，鬧得盡人皆知。趨於白熱化是在哈爾濱。1939年，是我先到這兒演出的，不想我還沒有離開，少春就來了。其實我們都是受劇場的邀約。可是當時我並不這麼想，覺得少春是安心跟我作對，就又和他鬥起法來。他也不肯相讓。
那次我是在道外十六道街上的華樂舞臺演出，少春是在道外五道街上的中央大舞臺，相離不遠。就這麼樣天天唱對臺戲。鬧得內行一些師友和外行一些賓朋都看不下去了，出面給我們兩人說合，大夥兒聯合，在十二道街的宴賓樓擺酒席請我們，我們在酒席筵上言歸於好。
在哈爾濱，我跟少春算是初步和解；我們倆真正和好，是又過了二三年的時候，和好的因素是打回力球。
我是最愛玩的人，打麻將、搖攤、推牌九、買馬票、買狗票，我都很喜歡。每到上海，總得看賽馬、賽狗，在這上頭佔了不少時間。回力球是後來才學的。學會了之後可就上了癮，而且癮很大。當時只是上海和天津兩個城市有回力球場。我跟少春都是在上海學會打回力球的。到了北平，沒地方去打，心裡都很著急。
那時候永春社、鳴春社都是長期佔用慶樂戲院演出的。慶樂戲院有個比較寬敞的後院，堆的都是演《濟公傳》等戲的砌末景片。這個後院與瑞蚨祥鴻記綢緞店、二妙堂咖啡館的後院都緊挨著，後牆很高。我忽然想起來：這個地方就能夠打回力球啊！趕緊派人把景片歸攏，騰出地方來，設立了簡易的回力球場。
這個球場使用以後，愛好者紛紛前來。少春癮頭極大，自然場場有他。我們倆，從戲上鬧掰了又從回力球上親切起來。內、外行一致認為這是再好不過的事：“二虎相爭，必有一傷”，“二人一條心，黃土變成金”嘛！當時我們倆的藝術和聲望，在內行裡是數得著的，在觀眾中是極有影響的。大夥兒不斷跟我們談合作演出的事。
那個時候，鳴春社學生們，每天在慶樂演日場，我們是在後院打回力球。打累了，就坐下來喝啤酒、聊閒天。有一天聊著聊著犯了戲癮，大夥兒說：“咱們反串一出好不好？”我是急脾氣：說唱就唱。馬上通知前臺，在臺上戳出塊牌（水牌、廣告）；通知後臺，讓學生別扮了，我們替他們唱。那天可巧是《紅鬃烈馬》的大軸，我們接最後一折《大登殿》。李慕良搶著扮薛平貴。他是馬連良先生的徒弟，由於拉胡琴比演唱更好，就改為馬先生操琴，平時很少有再唱戲的機會。少春喜歡演老旦，學李多奎可稱一絕。他反串扮王夫人。正趕上王吟秋在場，他跟程玉菁分飾王寶釧、代戰公主。我扮魏虎。
觀眾一見臨時戳出去的水牌，就“炸了窩”。這是根本想不到的事兒，花著看小學生演戲的票價，看名角大合作，而且是反串，的確沒這個先例。這場戲效果非常強烈。觀眾席裡不斷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兩過了幾天，我們又這麼樣演了《四郎探母》。李慕良扮演楊四郎；少春還是反串，演佘太君；陳嘯秋和程玉菁分飾鐵鏡公主、蕭太后；我扮國舅。這麼一演，把學生們的上座率也提高了。觀眾們抱著買彩票的想法：不一定哪天就趕上“大合作”，花多少錢，也沒地方聽得到這樣的戲。
我跟少春在慶樂戲院這麼合作演出，使希望我們合作正式公演的大夥兒更有話說，促成了我和少春的正式合作。正式合作實現了，廣告、宣傳都特為標明“二李合作”。這成為京劇界的一段佳話。
我們在北平合作的戲，開始是《群英會・借東風·華容道》，我前部扮演魯肅，後部扮演關羽；少春扮演孔明。《鐵公雞》，我扮演向帥，少春扮演張嘉祥。這兩出戏，都是很能發揮我們各自特長的，真是轟動北平四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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