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改革開放逐漸成為全黨的共識
改革開放作為一項偉大決策，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的，改革開放歷史也是以這次全會的召開為起點的，因為這次會議在改革開放史、在中國的發展史上有著標誌性意義。但是，改革開放不是突如其來的，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當時間的指針指向1978年的時候，改革與開放逐漸成為一個熱詞。
1978年3月24日，華國鋒在全國科學大會的講話中就提出：“對於我們來說，社會主義和四個現代化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堅持社會主義革命，在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領域繼續改革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那些部分，才能不斷促進四個現代化的發展。”在這年7月12日的全國財貿學大慶大寨會議的講話中，華國鋒又說：“我們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從根本上說，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得多，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我們的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的許多方面還不完善，我們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許多環節還有缺陷，這些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要求是不相適應的，是束縛生產力，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的。管理水平低，歸根到底就是一個這樣性質的問題。我們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要有勇氣正視和揭露我們的具體政策、規章制度、工作方法、思想觀念中那些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要求不相適應的東西，有魄力去堅決而又妥善地改革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中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部分。”華國鋒在國慶29週年招待會的祝酒詞中，更是明確提出：“我們要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學習和利用國外先進經驗，大大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自然，華國鋒所說的“改革”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施的“改革”，並不完全相同，但至少說明，儘管華國鋒曾一度接受過“兩個凡是”的主張，但也意識到中國非改革不可。
對於1978年的中國高層來說，改革成為共同的話語。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李先念主持召開國務院務虛會。在會議最後的總結講話中他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偉大革命。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後的生產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係，改變上層建築，改變工農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企業的管理方式，改變人們的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這場革命“不下於我們黨過去領導的任何革命。某些方面還要超過”。因此，“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生產力的生產關係，改革一切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過去20多年中，已經不止一次改革經濟體制，並取得了許多成效。但是在企業管理體制方面，往往從行政權力的轉移著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環，因而難以符合經濟發展的要求。“為了適應四個現代化的需要，我們將改革計劃體制、財政體制、物資體制，企業管理體制和內外貿易體制，建立起現代化的經濟組織、科研組織、教育組織及有關管理制度。我們現在要進行的這次改革，一定要同時兼顧中央部門、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一定要考慮大企業和大專業公司的經濟利益和發展前途，努力用現代化的管理方法來管理現代化的經濟，使我們的管理水平儘可能適應工農業高速度發展的需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但自力更生絕不是閉關自守。為了大大加快我們掌握世界先進技術的速度，必須積極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這比關起門來樣樣靠自己從頭摸索，要快不知多少倍。”李先念的這番話，把中國為什麼必須實行改革開放說得十分清楚了。這年9月底，中共中央轉發了李先念的這個總結講話。
同年9月，國務院召開全國計劃會議。這次會議明確提出：經濟戰線必須實行三個轉變：從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轉到生產鬥爭和技術革命上來；從那種不計經濟效果、不講工作效率的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轉到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結合起來的科學管理的軌道上來；從那種不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技術交流的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狀態，轉到積極地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地進入國際市場。實現這三個方面轉變，實際上就是要進行經濟體制的改革。
這時，媒體關於改革開放的聲音也大起來了。1978年9月16日，《人民日報》刊發《不可夜郎自大》一文，其中鮮明地指出：“夜郎自大式的盲目驕傲自滿，執拗的一點論，同小生產的習慣勢力的影響也是分不開的。有些同志至今還在用小生產的眼光、習慣和方法看待和組織社會主義的大生產。在這些同志頭腦中，沒有或者極少有現代化的觀念，他們對已經沿用了幾十年、成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老一套’生產方法習以為常，對小生產的經營思想和經營方式習以為常，不思改革。”
10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胡喬木在國務院務虛會發言的基礎上整理出來的長文《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對“為什麼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管理方法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作了明確解答，強調“堅持自力更生不但不排斥學習外國先進事物”，只有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結合起來，把外國經驗中一切有用的東西和我們自己的具體情況、成功經驗結合起來，我們才能夠迅速提高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的能力，才能夠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步伐。文章同時提出：“必須按經濟規律辦事，大大提高我們的經濟管理水平。”“為了擴大經濟組織和經濟手段的作用，需要進行一系列的經濟改組和經濟改革，解決一系列具體問題。”
同年11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思想再解放一點》的特約評論，強調正確地認識過去所學的“蘇聯經驗”，也是解放思想的一個重要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初曾提出向蘇聯學習的口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不少方面借鑑了蘇聯的做法。在還缺乏經驗的情況下，這樣做是必要的。但是，當時蘇聯關於經濟建設、企業管理的那套東西，也不是沒有弊病的。因而在學的過程中，也出現過盲目照搬的教條主義傾向。中國現在的管理體制，特別是工業的管理制度，不少就是五十年代從蘇聯搬過來的，實踐證明其中很多做法是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而有不少同志卻習以為常，看不到其中的問題，不懂得必須對蘇聯經驗進行具體分析，根據中國的情況大膽實行改革。
這一時期，對於必須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說得最多最透徹的自然是鄧小平。1978年2月1日，他在聽取中共四川省委的彙報中就指出：“有些問題是共同的。農村和城市都有個政策問題。我在廣東聽說，有些地方養三隻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怪得很！農民一點回旋餘地沒有，怎麼能行？農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決不行，要統一考慮。”不是零碎地解決問題，而是“要統一考慮”，實際上就是要在體制機制上作大的調整。
同年10月11日，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致詞中，鄧小平強調：“現在黨中央、國務院要求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步伐，並且為此而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組織措施。中央指出：這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後面貌，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後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係，改變上層建築，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於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為了提高經濟發展速度，就必須大大加強企業的專業化，大大提高全體職工的技術水平並且認真實行培訓和考核，大大加強企業的經濟核算，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金利潤率。因此，各個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進行這些改革，是全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所在，否則，我們不能擺脫目前生產技術和生產管理的落後狀態。”
在這年1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在閉幕式的講話更是對於改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義作了系統論述。他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他著重講到經濟體制改革（即發揮經濟民主）的問題，指出，現在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否則不利於充分發揮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積極性，也不利於實行現代化的經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應該讓地方和企業、生產隊有更多的經營管理的自主權。而當前最迫切的是擴大廠礦企業和生產隊的自主權，使每一個工廠和生產隊能夠千方百計地發揮主動創造精神。“現在，我們的經濟管理工作，機構臃腫，層次重疊，手續繁雜，效率極低。政治的空談往往淹沒一切。這並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責任，責任在於我們過去沒有及時提出改革。”在講話中，鄧小平還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觀點，即“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他認為，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隨後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明確提出“正確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全會通過的公報強調：“現在，我們實現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恢復和堅持了長時期行之有效的各項經濟政策，又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採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採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並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國經濟建設必將重新高速度地、穩定地向前發展，這是毫無疑義的。”以這次全會的召開為標誌，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由此拉開。
（本文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原載中共中央黨校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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