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古城才可能是“最早的中国”和“夏都”

胡博“齐家与二头里”提出了东亚与中亚或西亚青铜时代文化远距离互动的可能性，扩展了古代中国研究的世界视野。从青铜技术、牛、马、羊、麦、砖、墓葬形式以及金祟拜、天崇拜等方面可以肯定胡博的观点，上古中国象欧洲大部一样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边缘组成部分。本文从冶金考古、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玉器和卜骨等方面论证齐家与二里头文化的同质性。二头里文化与齐家文化时空接近性质又大同小异，可以得出如下推论：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齐家文化就是早期夏文化；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商文化，齐家文化也可能是夏文化。

关键词：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夏文化

[ 作者简介] 易华( 1 9 6 3—) , 男, 湖南省涟源市人, 历史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先秦民族史、游牧民族史及民族关系史研究。

一、引言

1995年，胡博在《古代中国》发表“齐家与二头里：远距离文化接触问题”，提出了东亚与中亚或西亚青铜时代文化远距离互动的可能性，扩展了古代中国研究的世界视野（cosmopolitan dimension）；[1]引起了中外学术界广泛关注，中文版作为《古代中国》精选论文第一篇，收入夏含夷主编《远方的时习》。[2]2004年我在《东亚古物》发表“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从青铜技术、牛、马、羊四个方面系统肯定了胡博的观点，明确提出将上古中国置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研究。[3]2012年我又从小麦、砖、墓葬、战争、金崇拜与天崇拜等十个方面宏观论证了中国和欧洲一样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边缘组成部分。[4]本文再具体讨论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关联及其与夏文化之关系，亦是对胡博二十年前提出的“齐家与二里头”关系问题的补充论证。

齐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已近一个世纪，但尚未有深入而系统的专著出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安特生在甘肃广河县齐家坪发现齐家文化；由于陶器不如仰韶文化发达，他误以为齐家文化早于仰韶文化。[5]他的研究助手负责整理齐家和汉堂遗址文物，发现一些陶器例如在兰州收购的那件陶盉有仿造铜器的嫌疑，指出齐家文化不会是早期而是晚期新石器时代文化。[6]不约而同，夏鼐在甘肃重新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了齐家文化墓葬和地层证据，改订了齐家文化年代。[7]六、七十年代谢端琚等发掘了多处齐家文化重要墓葬遗址，其中最重要的是青海乐都柳湾遗址、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永靖大何庄遗址和秦魏家遗址进一步揭示了齐家文化的面貌。[8]八十年代张忠培主要根据上述遗址报告对齐家文化进行分段分期研究后指出齐家文化晚期进入了夏代：畜牧业和制铜业的发展是齐家文化父权制极端重要的基础，由此萌发出来的社会分工包括一个巫师阶层是父权制总的社会关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9]最近十来年新发现了民和喇家、临潭磨沟遗址，不仅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亦进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者视野。叶茂林等正致力于喇家遗址或齐家文化多学科综合研究。[10]

齐家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正好是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之间或过渡地带，兼具三大高原的特征，有山有水有草地，宜农宜牧。黄河经过齐家文化分布区，或者说齐家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青海乐都柳湾、民和喇家，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临潭磨沟遗址均位于黄河及其支流两岸，沿黄河到宁夏、陕北由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亦有齐家文化分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位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之间的河西走廊，鄂尔多斯朱开沟遗址位于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齐家文化分布区正好也是中国的地理中心区，生态多样性为孕育或接受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条件，自然可能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区。

中国考古学家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主要根据是陶器，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陶器明显不同。齐家文化作为夏文化的可能性早就有人讨论[11]，但还没有得到考古学界权威的肯定。二里头文化是在龙山文化基础上兴起的青铜时代文化，受到了齐家文化的巨大影响，还没有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近来，叶舒宪倡导“玉石之路”研究，认为上古从西域到中原特别是从昆仑山到中原存在玉石文化交流与互动之路。玉器本身的材质与器形研究已经显示玉石之路的存在；但还有许多其他证据可以表明齐家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密切的交流与互动。齐家文化以青海甘肃宁夏为中心，分布到了陕西内蒙古，影响到了河南山西二里头文化核心区；二里头文化以河南山西为中心，也分布到了陕西内蒙右，亦影响到了甘青齐家文化核心区。本文将从青铜、作物、家畜、玉器、卜骨等方面进行系统比较，发现二头里文化与齐家文化时空接近，性质与内容又大同小异。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齐家文化就是夏早期文化；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商文化，齐家文化也可能是夏文化。

二、中国青铜时代

二里头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已成共识，齐家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亦不难证明，齐家二头里时代东亚进入了青铜时代。老一辈考古学学多半认为齐家文化是新石器晚期文化或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具有国际眼光的新一代考古学家已认定齐家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文化。剑桥大学出版社《中国考古学》正式将齐家文化列入青铜时代。[12]《中国考古学·夏商卷》认为齐家文化是夏商时代西北地区最重要的青铜时代文化。

彩陶的衰落与青铜的出现标志着齐家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齐家文化出土铜器遗址至少有15处，总数已超过 130 件，器型包括刀、斧、锥、钻、匕首、指环、手镯、铜泡、铜镜等，其中以工具为主，装饰品次之；形制上总体比较简单，也有铜镜、空首斧等造型复杂的器物。[13]出土红铜或青铜器比较重要的齐家文化遗址有青海贵南尕马台49件，甘肃武威皇娘娘台30件，武威海藏寺12件，积石山县新庄坪12件，永靖秦魏家8件，互助总寨4件、广河齐家坪2件等，种类包括刀、斧、环、匕和镜等。[14]

宗日遗址出土铜器超过10件，在中国早期冶金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出土的3件齐家文化铜器实验结果表明含砷量均较高，无疑是砷铜。这批砷铜不仅是在齐家文化铜器中首次发现，而且也是中国西北地区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砷铜，它对中国早期冶金的研究有非常重大的意义。[15]

青海贵南尕马台四十多座墓葬中共出土青铜器49件，包括铜镜、镯、环和泡等。七角星纹铜镜重109克，直径89mm，厚约3mm；是铜锡合金制成。[16]铜泡为锡青铜；而铜镯含砷7%，是砷铜。[17]二里头遗址亦出土了类似的铜镜和泡。龙山文化中没有发现比二里头更早的铜镜，铜镜显然不是东方文化传统，其源头只能是西北或西方。[18]

二里头遗址二期一座中型墓中出土的环首青铜刀与甘肃康乐商罐地遗址采集的环首刀相似。[19]只是后者刀身弧度更大、没有纹饰，似乎更古老原始。

青海西宁沈那铜矛横空出世，是塞伊玛-图比诺青铜兵器东进的极好例证。[20]出土的巨型阔叶带钩铜矛长61.5厘米，宽19.5厘米，叶中部两面有高1.5厘米的脊梁，銎与刃部结合处有一刺钩，属齐家文化。2008年12月河南省淅川下王岗遗址考古发掘中，T2H181集中出土了4件铜矛，均长37厘米、宽12.5厘米。铜矛圆锋宽叶，筩部带大弯钩，与沈那遗址采集铜矛形制一致。[21]

铜铃见于陶寺和二里头，共四枚；但青海大通黄家寨遗址齐家文化晚期地层中出土一大四小共五枚铜铃。[22]二里头玉舌铜铃和铜牌、玉刀等同出，很可能是巫或萨满的法器。[23]新疆洋海墓地亦出土萨满法器铜铃，这正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留传到了当代。

值得特别指出的二里头文化标志性的绿松石铜牌亦见于齐家文化。[24]刘学堂、李文瑛提出天水发现的牌饰属于齐家文化，源于新疆天山北路文化；二里头遗址出土铜铃、铜镜等均是西北青铜文化影响的结果。[25]新疆哈密地区发现了四件更加原始或简朴的镂空铜牌饰，其中天山北路墓地 3 件，一件属于第一期，一件属于第四期。[26]天山北路墓地第一期遗存内涵复杂：第一组遗存和河西走廊地区的“过渡类型”内涵相似，年代和齐家文化大致同时；第二组是风格特殊的贯耳彩陶罐，和古墓沟及小河墓地发现的草编篓类似；第三组则是典型的四坝文化陶器。[27]天山北路墓地一期遗存牌饰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2000 到 1500 年之间。另一件见于腐殖酸厂墓地，其最早的彩陶双耳罐年代与天山北路墓地第一、二段遗存相当。[28]哈密地区所见的牌饰可能是祖型，其余牌饰可分为两类风格：甲类以四川盆地发现的牌饰为代表，几何化图案表明与哈密地区的牌饰联系更为紧密；乙类以二里头遗址以及甘肃天水发现的牌饰为代表，几何化纹饰逐渐演变为兽纹。[29]宗日齐家文化遗址中镶嵌绿松石腕饰精细，而陶寺文化中绿松石镶嵌粗糙，由此可见二里头三、四期文化中精美镶嵌绿松石牌饰工艺上可能和齐家文化有关。[30]

二里头文化铜器主要集中在二里头遗址。夏县东下冯、驻马店杨庄、登封王城岗、洛阳东干沟、荥阳西史村等地只有零星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冶铜业有明显的早晚差异，一、二期仅见简单的工具和兵器，到第三期才出现了器形比较复杂的青铜容器或礼器。相对于商周青铜器或中原青铜器，林沄提出过“北方系青铜器”概念；[31]空间上可延伸到欧亚大草原，时间上可以扩展到夏代。[32]先有“北方系青铜器”，后有中原系青铜器。所谓“北方系青铜器”可以包括齐家文化青铜器，与欧亚草原青铜器传统一脉相承，实际上就是外来青铜传统。[33]所谓中原青铜器或商周青铜器主要是青铜容器或礼器。从二里头三、四期开始的中原青铜礼器铸造传统固然很有特色，但从冶金技术而言没有任何创新，只是铸造工艺略有改进而已。两者不是并立的，中原系青铜器传统是“北方系青铜器”技术的继承和发展。齐家有铜矛二里头有铜鼎，青铜文化似乎迥然不同。其实，青铜容器或礼器仅见二里头遗址三、四期。二里头遗址一、二期和其他二里头文化遗址或文化层与齐家文化非常类似，只出土了少量青铜工具、兵器和装饰品。王朝建立或战胜之后偃旗息鼓、马放南山、铸剑为犁，是常有的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销天下兵器铸十二金人。楚幽王时期大败秦军之后，用缴获的兵器铸造了“熊悍”青铜鼎。从铜矛到铜鼎是驯化青铜，从而迈向重器时代。 [34]北方系青铜器是欧亚草原青铜大传统的组成部分；中原青铜器形成了独特的地方小传统，是北方系青铜器的子传统。相同的冶炼技术，不同的铸造工艺，同源异流的齐家与二里头青铜文化大同而小异。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青铜器数量和质量相当，表明齐家文化已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且是已知东亚最早的青铜文化。龙山文化晚期或末期遗址中偶有青铜踪迹，但其绝对年代未能早过齐家文化。中国境内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青铜时代文化只有齐家文化，相当的有朱开沟文化，亦明显受到了齐家文化的影响。因此二里头文化青铜技术来自齐家文化。

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或马家窑文化，早于四坝、卡约、辛店文化，绝对年代约为4100-3700BP。从考古学角度看，齐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文化，有人称之为铜石并用文化。其实铜石并用时代（Chalcolithic Age）又称红铜时代（Copper Age），是指介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以红铜的使用为标志。西亚在公元前6千年后期进入红铜时代，历经2千余年才进入青铜时代。红铜、砷铜或青铜四千年前左右几乎同时出现在齐家文化中，数以百计的铜器不仅证明齐家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且表明中国没有红铜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中国或东亚没有经历红铜文化时代，而是直接进入青铜时代。

三、五谷丰登

种植业是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多种作物亦是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曾经盛极一时；由于种植作物单一，不约而同先后崩溃。进入青铜时代或者说从夏代开始，中国走上了持续发展的道路。其中最根本原因之一是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水稻和粟黍结合，早涝保收；豆科作物不仅恢复土壤肥力，而且可以提供脂肪和蛋白质；麦类作物的引进更是锦上添花。齐家与二里头文化均进入了五谷丰登的时代，不仅种植传统农作物粟、黍，亦分别引进了水稻和小麦，大豆亦逐渐成为主要农作物之一。

甘肃临潭齐家文化陈旗磨沟遗址由于其独特的埋葬制度及丰富的器物类型而被评为2008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从墓葬M187和M194中获得了两个成人个体的3颗牙齿，牙结石淀粉粒研究结果表明当时人类植物性食物具有多样化特征：小麦属小麦(Triticum aestivum)、大麦属大麦(Hordeum vulgare)和青稞(Hordeum vulgare var.nudum)等中的一种或者多种、狗尾草属粟(Setaria italica)、荞麦属荞麦(Fagopyrum esculentum)、豆类及坚果类等植物的淀粉粒，其中麦类植物、荞麦和粟的淀粉粒数量占到了淀粉粒总量的70%，坚果类、豆类植物也是当时人类的主要食物来源。[35]其实早在齐家文化之前马家窑文化时代天水地区已五谷齐全。通过花粉、农作物种子和植硅石等农业活动生物指标记录研究，结合高精度AMS14C测年，重建了甘肃西山坪遗址马家窑文化层农作物类型和农业栽培状况。西山坪遗址距今4650-4300期间种植有粟、黍、水稻、小麦、燕麦、青稞、大豆和荞麦等8种粮食作物，囊括了东亚、西亚2个农业起源中心的主要作物类型。不仅证实小麦和燕麦早在4300年前已传播到中国西北地区，也揭示了中国最早的农业多样化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甘肃天水地区。[36]西山坪遗址与师赵村遗址一样大体可以分为七期，第六期是马家窑文化层，第七期是典型的齐家文化层。

二里头遗址及附近的皂角树遗址亦五谷齐全。[37]有意思的是二里头遗址还采集到一件二期陶尊，腹部刻画一穗水稻；三期出土一陶尊，刻画有麦穗图案。[38]似乎表明两类陶尊分别装盛谷酒和麦酒。

二里头和齐家文化均种植水稻、粟、黍和豆科植物，难分先后；但种植小麦应该是齐家早于二里头。六倍体小麦 (Triticum aestivum )即普通小麦已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粮食作物，在欧亚大陆早期文明或国家产生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是史前全球化的标志性作物。中外学者已基本达成共识：小麦起源于西亚，后传入欧洲和东亚，并取代小米成为旱作农业的主体作物。甘肃张掖黑水国南城北遗址出土马厂文化碳化小麦可佐证东灰山小麦年代和遗址堆积成因判读可信，河西走廊是小麦传入中国的关键地区。[39] 小麦在中国传播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大体上先是由西向东、后由北朝南展开。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西亚驯化的大麦和小麦到达了中国，而中国驯化的黍和荞麦西传到了欧洲。[40]公元前3千纪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一个更早的类似于“哥伦布交换”的主食全球化过程在旧大陆展开。[41]

四、六畜齐全

猪、狗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两大家畜，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均喂猪养狗，不证自明。牛、羊、马是三大外来家畜，其出现次第有待仔细辨明。齐家与二里头文化六畜齐全，但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绵羊骨、黄牛骨、马骨比二里头文化要早且多，可证羊、牛、马均自西北传入中原。

扎格罗斯山脉南端的甘兹·达列赫和阿里·库什出土的山羊骨骼进行了重新研究，进一步确证西亚大约在一万年前已经放养山羊了。[42]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五千年。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绵羊骨骼才是确凿无疑的家羊。[43]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羊的数量明显增多，在齐家文化和二里头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

山羊和绵羊是不同的物种，在驯化的初期就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根据mtNDA山羊可分为四系，A系很可能源于西亚，B系源于巴基斯坦；A、B两系占主流；C、D两系罕见。[44]mtDNA D-loop研究表明中国山羊亦可分为四系，A系占主流，B系次之，C、D两系仅见于西藏。[45] mtDNA研究发现西亚绵羊可分为三个亚种，这三个亚种的绵羊在中国均有分布。[46] 青铜时代中国境内的绵羊A系占绝对优势，亦有少量B系。[47]西宁大通县长宁乡长宁村齐家文化遗址与二里头遗址绵羊均属于A系。[48]

羊在青铜时代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增高。西北羌人以养羊为业，齐家文化重要遗址均有羊骨出土，且愈晚愈多。齐家文化养羊是普遍的，受齐家文化影响的朱开沟文化养羊亦蔚然成风。朱开沟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绵羊骨骼遗存，占全部兽骨的 40.6%。[49]

夏商之际中原养羊并末普及。二里头遗址七个地层中均出土了羊骨遗存，一至四期文化层占有较高的比例，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里头遗址居民养羊业发达。二里岗下层时期，二里头遗址沦为一般性聚落后，羊骨遗存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50]二里头遗址附近同时代的洛阳皂角树遗址中没有出土任何羊骨遗存。

牙釉质锶同位素比值测定结果表明二里头遗址羊只有部分是本地生长，还有部分来自他处。第二期出土的5只羊中有2只锶同位素比值高于遗址当地比值范围，其他3只则低于比值范围， 5只羊都不是本地所产，至少来自两个不同地区。第三期出土的3只羊中有2只锶同位素比值在当地比值范围内，说明第三期开始有可能本地养羊。第四期出土的6只羊只有1只低于当地的锶同位素比值范围，说明绝大多数羊是本地饲养。[51]

水牛可能起源于南亚，而黄牛很可能来自西亚。从河姆渡到兴隆沟，东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多为水牛骨骼，不止一种，均为野生。[52]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黄牛与山羊一样经历了大致相同的驯化和传播过程。mtDNA研究表明东亚黄牛与欧洲、非洲黄牛非常接近，但与印度黄牛差别较大。[53]中国黄牛包括上述两个亚种，南部以印度黄牛为主，包括T1和T2，西北部类似于蒙古黄牛，包括T2、T3、T4。[54]

中国家养黄牛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青铜时代早期。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墓地、河南淮阳平粮台、新密古城寨、禹州瓦店、柘城山台寺肯定有黄牛；陕西临潼姜寨和甘肃武山傅家门出土牛骨，可能有黄牛。[55]

二里头遗址中出土了比较丰富的牛骨遗存，经鉴定均属于黄牛。一期牛骨较少，仅出土 1件腕骨。二期出土牛骨数量陡增，而到了四期黄牛骨占全部可鉴定哺乳动物总数25.43%，仅次于猪的遗存。皂角树遗址黄牛骨骼遗存亦占25.5%，由此可见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中原地区黄牛已经非常普及，黄牛饲养业发达。[56]

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出土的2头黄牛中有1头黄牛锶同位素比值高于当地比值，第三期出土的2头黄牛锶同位素比值均在当地比值范围内，第四期3头黄牛牙釉质样品中又有1头比值高于当地比值，说明二里遗址出土的黄牛大多数是本地饲养的，少部分来自他处。[57]

家马(Equus caballus)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哈萨克草原北部波台出土动物骨骼三十余万块，这些马主要是用于食用、祭祀（随葬）和骑乘，至少部分是家马。[58] 在东亚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遗址中从未发现马的骨架，只有零星的马齿或马骨出土，不能确定为家马。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此后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原并不适合于养马。有多处齐家文化遗址如甘肃永靖秦魏家和武威皇娘娘台、青海大通县陶家寨报告中提到马骨，但因数量不多没有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和基因测验。二里头文化遗址只有豫南地区驻马店杨庄二里头文化层出土过马肢骨。[59]新疆出土了青铜时代马骨，火烧沟遗址发现有用于祭祀的马骨，表明河西走廊是马传入中原的通道。齐家二里头文化时代养马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五、贫富分化与男尊女卑

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已出现明显贫富分化，但明显的男尊女卑始见于青铜时代齐家文化。历史记载表明夏商周三代进入了父系社会或男权社会。考古学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男女大体平等，齐家文化男女合葬墓生动地展示了男尊女卑的状况，表明齐家文化已进入了男权社会。[60] 土坑墓是东亚文化旧传统，洞室墓火葬墓是齐家文化新风尚。齐家文化时代东亚墓葬制度开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结束了东亚墓葬相对单纯的时代。柳湾齐家文化墓葬中洞室墓占墓葬总数的13% ,与半山类型洞室墓一脉相承，基本都是凸字形洞室墓, 洞口以木棍或木板封堵, 常见木棺, 人骨绝大多数为仰身直肢葬。柳湾972号墓是大墓，有墓道和墓室，通长4.2米，随葬品较多，其中陶器26件，绿松石6颗，串珠1串。磨沟齐家文化墓地的墓葬形制可分竖穴土坑和洞室墓两大类,其中洞室墓243 座, 约占墓葬总数的70%; 竖穴土坑墓103 座, 仅占30%左右。洞室墓又以单室居多, 双室的数量相对较少, 还有少量为多室墓。[61]齐家文化墓葬形式多样，贫富分化明显。例如，皇娘娘台墓葬的随葬器物，陶器少者一两件，多者达37件，玉石璧少的没有，多者达83件。[62]

齐家文化男女合葬墓表明男尊女卑的父系社会正在形成：女性开始卑躬屈膝，男性拥有娶妾或多妻的权利。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墓地共发掘88座墓，其中1男2女合葬墓3座，男性仰卧居中，女性侧身俯贴于男性，下肢后屈，面皆向男性；成年男女合葬墓10座，男性仰卧直肢居左，女性侧身屈肢居右，面向男性。[63]永靖秦魏家发掘138座墓，其中成人男女合墓葬16座，男性仰卧直肢居右，女性侧身屈肢居左，面向男性。[64]经科学发掘显示均为一次葬，不仅体现了男尊女卑，而且表明妻妾陪葬已成风气。青海喇家遗址发现一座齐家文化高规格墓葬：长方形土坑葬，有木棺，随葬玉环、玉璧等礼器，墓口呈回字形。经初步鉴定，墓主人可能为男性，是军事或宗教首领。墓葬附近100平方米的土台上有大量人类活动的硬面和祭祀痕迹，可能是祭台。临潭陈旗磨沟遗址还发现了一座齐家文化坟墓，高约半米，底部直径约2．5米，黄土堆成。这可能是东亚最早的坟墓，也就是中亚常见的Kurgan。

历史记载表明中国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社会是从夏代开始的，夏王朝是男权社会。夏王过着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多妾生活。二里头文化墓葬相对而言要单纯一些，大型墓葬只发现了一座，尸骨无存，有些可疑。几十座中型墓与数百座小型墓表明二里头时期贫富分化已明显。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发现夏王的墓葬，二里头墓葬中也没有发现男女合葬墓，难以清楚显示出男尊女卑。单从墓葬来看，齐家文化更象夏代文化。

六、卜骨

占卜是一种决策方式。中国的占卜方式亦因地因时而异[65]，但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主人均使用相同的骨卜来决策，表明他们有类似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文化。齐家文化重要遗址均有卜骨发现，骨卜亦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内容；骨卜体现了精神文化或意识形态，是齐家与二里头文化同质性的重要表征。考古证据表明最早鹿肩胛骨占卜见于内蒙古富河沟门遗址，最早的牛骨占卜见于甘肃傅家门遗址马家窑文化层。[66]牛、羊、猪骨卜常见于齐家文化遗址，骨卜文化源于西北方，龙山文化晚期普及到了黄河中、下游。

李济早就指出:“我现在想举出若干不可争辩地在中国本土以内发明及发展的……第一件，我想举出的是卜骨。卜骨的习惯，在与殷商同时或比殷商更早的文化，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较晚的希腊、罗马，都是绝对没有的”。[67]盛行于殷商时代的卜骨习俗齐家文化时代就开始流行，二里头文化时代是过渡阶段；可以追溯到更早的马家窑文化或赵宝沟文化，在西南和北方某些民族中一直留传到当代。

几乎所有重要齐家文化遗址或齐家文化层均有卜骨出土。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前三次共发现39件卜骨，其中30件羊骨，9件猪骨，有明显的灼痕，有些具有轻微的刮削或修治痕迹。这个遗址第四次发掘中又出土了13件卜骨，其中9件羊骨，4件猪骨；都未加整治，有灼无钻凿痕迹。[68] 永靖大何庄遗址出土14件卜骨，均为羊骨，也无钻凿的痕迹，但有灼痕；T45:2长20厘米，灼痕多达24处。在“石圆圈”遗迹旁边还发现3块备用的卜骨。[69]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类似的卜骨，不仅有羊、牛和猪骨，而且有鹿骨。在陕县七里铺、渑池郑窖、渑池鹿寺、巩县稍柴、淅川下王岗、偃师灰嘴、荥阳西史村等遗址均发现二里头文化的卜骨。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发现了灼、钻兼施的肩胛骨。这种有灼、有钻、无凿的卜骨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三期到六期的地层中亦有发现，灼、钻兼施的卜骨均为牛的肩胛骨。 豫东杞县段岗遗址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地层中也发现有灼、钻兼施的卜骨，为羊的肩胛骨。另外，内蒙古朱开沟遗址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地层中也出土了较多灼、钻兼施的卜骨，这种类型的卜骨为猪、牛、鹿的肩胛骨。[70]二里头文化晚期骨卜方式略有改进，或者说稍微复杂了些。相比之下，齐家文化骨卜更单纯更原始。

七、礼器与乐器

双耳罐、盉和玉刀、石磬是齐家与二里头文化共同的礼乐器，表明有大体相同的礼乐制度。齐家二里头文化在吸收西方金文化的同时，没有放弃东方玉文化传统。齐家文化出土玉器众多，璧多琮少玉刀大。璧多琮少可能是天尊地卑或男尊女卑的反映。考古研究表明夏商周时期玉琮趋于衰落，重璧轻琮是一种普遍现象。良渚时代土地崇拜隆重，琮是最重要的礼器。截止2005年二里头文化15个遗址中共发现118件玉器，其中二里头遗址发现 93 件，其余14个遗址总共才发现了25件。[71]二里头文化中琮几乎完全消失，出现了崇拜男性祖先的“柄形器”。玉柄形器可能是由石祖或陶祖演化而来，是男根崇拜的体现。

齐家文化的多孔玉刀已经发现几件，与二里头文化多孔玉刀类似。2002年喇家遗址出土的一件三孔大玉刀，复原长达66厘米，是目前已知最大的玉刀，可能是礼器中的“王者之器”。 [72]甘肃省古浪县峡口出土四孔玉刀亦长达65.5厘米，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73]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最大玉器也是多孔玉刀。1972年二里头遗址第四期出土的玉刀长达65厘米，有扉齿和规整的几何花纹。二里头玉刀更加精致，但晚于齐家文化玉刀。1976年临夏州文物普查小组在齐家文化分布区新庄坪征收到一件二里头文化标志性玉璋，长边 18厘米、短边 16厘米、刃宽 6.1厘米，首部有大小两个单面钻圆孔，现藏于临夏州博物馆。[74]此外，齐家和二里头文化都流行绿松石装饰品也不会是偶然的巧合。

中国考古学家主要是根据陶器来定义和分类考古学文化，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似乎绝然不同。仔细考察在齐家文化遗址中亦可发现二里头类似的陶器。例如齐家文化代表性遗址秦魏家就出土了鬲和甑，鬲还可分为三式；[75]皇娘娘台遗址采集到了甗。[76]二里头文化标志性的陶盉亦见于齐家文化分布区。甘肃广河盉与二里头文化二期盉皆管状流，瘦长空袋足，宽带状鋬，鋬与腹之间有短柱相连。[77]有人认为齐家文化中的红陶罐形盉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下产生的地方形式。[78]此外，河南伊川南寨二里头文化和甘肃庄浪刘堡坪出土齐家文化陶盉惊人相似。[79]胡博注意到二里头陶盉具有铜器的特征如管流、薄片式手把、连接处有摹仿铆钉痕迹；还有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灰陶盉，与安特生在兰州收购的齐家文化盉如出一辙。三者的绝对年代还难以确定，模仿的铜器原型也还没有发现，是齐家文化影响中原地区还是二里头文化影响甘青地区还难以下结论。[80]这种陶器模仿青铜器或青铜器摸仿陶器称之为仿制或模拟（skeuomorph）。此类陶盉如此稀罕，因为它们不是日常生活用具而是重要礼器。可以肯定平底或圈足仿铜陶盉是二里头与齐家文化共同礼器或文化特征。

齐家文化双耳罐沿黄河亦进入了中原，客省庄二期文化、朱开沟文化以及凉城大庙坡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均有典型双耳罐出土。陶寺遗址中期贵族墓彩绘陶盆与双耳罐组合同出表明双耳罐是重要礼器。何努认为彩绘陶盆中龙含的仙草正是麻黄，而双耳罐可能是一种衅鬯的熏吸用器，与二里头文化陶盉铜爵有类似功能。双耳罐来自西北地区齐家文化，麻黄草亦盛产于西北地区，可能意味着黄河上游麻黄与黄河中游酒相结合形成具有致幻作用或通神入化功能的郁鬯，构成了风行于三代的独特文化。[81]曲沃晋侯墓地M113出土了与陶寺双耳罐形似的青铜双耳罐，显然是模仿齐家文化双耳陶罐；有人推断可能是陶寺遗物。

齐家文化区发现了“黄河磬王”，二里头遗址亦有石磬出土，磬亦是齐家和二里头文化共同的礼乐器。

八、讨论与结语

东亚没有红铜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齐家文化和二头里文化均是青铜时代文化。目前发现的齐家文化是“民间文化”，二头里遗址是“宫廷遗址”。齐家文化都城遗址还没有发现，石峁古城位于齐家文化分布区的东北边缘，受到了齐家文化的明显影响，有可能是夏代首都。

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齐家文化就是夏早期或民间文化。周人和秦人均兴起于西北即夏人故地。逐鹿中原，周王朝和秦帝国均源于齐家文化分布，但没有在起源地留下都城遗址。

已知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大同小异且齐家文化略早于二里头文化：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夏晚期文化，齐家文化很可能是夏早期文化。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和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使齐家文化成了中国生态文化的早期代表。青铜之路或丝绸之路穿过齐家文化分布区，齐家文化是东西文化交流与混合的见证。齐家文化是东亚文化旧传统与中亚文化新风尚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混合文化和过渡文化，展示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

齐家文化是夏代文化，开启了二里头、殷墟文化传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调。

从地理上看黄河上游与中游之间并无障碍或天堑，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主人可以在陕西一带密切交流和互动。二里头文化是龙山文化基础上吸收齐家文化形成的新文化。龙山文化是公认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定居农业文化，与夷有关；二里头文化直接继承了农作物、陶器、玉器传统。齐家文化是早期青铜时代农牧结合文化，与夏有关：其青铜与畜牧文化直接影响了二里头文化的发展。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时空接近文化性质又大同小异的齐家文化也很有可能是夏文化。

二里头遗址紧邻偃师商城遗址，文化内容亦大体相同，二里头遗址亦可能是商代早期都城。如果二里头文化不是夏文化，齐家文化亦最有可能是夏文化。可以从时间、空间和文化内容三方面来证明。齐家文化的碳十四数据恰好与夏代纪年相当。永靖大何庄 F7:2 ZK-0015测定年代3675±95，校正年代公元前 2114-1777；乐都柳湾 M392 ZK-0347测定年代3570±140，校正年代公元前 1970-1630。[82]

空间上，我们可以根据历史记载来追溯。西夏一般指与宋辽金鼎足而立元昊建立的夏国,自称夏或大夏。大夏一般指晋末称雄一时赫连勃勃建立的夏国，也称西夏。夏一般指商之前启建立的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也称大夏或西夏。夏史夏文化研究是经久不凉的热点，大夏研究也有专著专文，西夏学已成显学，但三者之关系还很少有人留意。史金波注意到了华夏、西夏、宁夏的关联；[83]克恰诺夫将西夏党项族源追溯到了齐家文化。[84]夏、大夏、西夏并非前后相继，但藕断丝连数千年，均与夏崇拜有关。元昊夏国、赫连勃勃夏国与齐家文化分布区地域大体重合，绝非偶然。

夏字形从页，从臼，从攵；页人头，臼两手，攵两足，合起来象人形；本义为人。《说文》：“夏，中国之人也。”夷从大从弓，甲骨文作“尸”或“人”，本义亦是人。《说文》：“夷，东方之人。”如果夷入主中原，则夏为西方之人。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就全地言之，中国在西北一小隅。故陈公子少西字夏，郑公孙夏字西。”

禹定天下九州，执玉帛者万国，治水行天下，其活动的范围极其广阔。古史资料中关于夏商的记录可能分属于东西两个体系。西夏可能就是东方居民夷对西部居民夏的称呼。夏殷经常相提并论。《尚书·召诰》云：“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诗经·大雅》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夏可能与大夏河有关。汉代以前夏人主要活跃于黄河流域。其实夏河或大夏河是黄河的支河，亦可泛指黄河。

《方言》第一：“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夏意为大，夏河即大河，大夏河是同义反复。《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

夏河或大夏河发源于青海同仁，流经甘肃夏河、临夏，于刘家峡入黄河。大禹治好了泛滥的夏河，华夏之“夏”可能来源于夏河。《尚书·禹贡》明言黄河中下游以及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四州为夷人所居：冀州岛夷，青州嵎夷、莱夷，徐州淮夷，扬州鸟夷。如果有夏，最可能生活于黄河上游地区。《尚书·禹贡》：“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贡惟球琳琅∮诨劣诹盼骱樱嵊谖紱I。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夏与西戎或羌之关系难解难分。大夏河流经甘南和临夏，哺育了羌或党项民族。

大禹治水传说与积石山有关，临夏有积石山，位于齐家文化分布区。《尚书·禹贡》：云：“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水经·河水注》引《晋书地道记》云大夏县“有禹庙，禹所出也”，汉唐大夏县在今甘肃临夏东南。临夏东南“西羌故地”曾置“大夏县”，“大夏城”遗址在广河县城西南10里左右台地上，当地人叫“夏古城”。

夏兴起于西北，与齐家文化有关。西北彩陶的衰落与青铜的兴起表明青铜时代游牧文化占了上风。齐家文化二联璜、三联璜、四联璜、五联璜出土众多，不禁让人想起“夏后氏之璜”。目前中国最早的较完整羊骨架见于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其次是二里头。绵羊，又称夏羊。《尔雅·释畜》：“夏羊，牡羭，牝羖。”《本草纲目·兽·羊》：“生秦晋者为夏羊，头小身大而毛长，土人二岁而剪其毛，以为毡物，谓之绵羊。”

周人尊夏，亦是自尊。周人自认为是夏的后人，其所居的疆土也是从夏人那里继承而来。《诗·周颂·清庙之什》：“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礼记·祭法》：“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周自认为是夏的继承者，周代夏崇拜出现了第一个高潮。

赫连勃勃、元昊先后建立夏国，实质上是周人祟夏传统的继续。赫连勃勃以大禹诸夏继承人自居：“昔在陶唐，数钟厄运，我皇祖大禹以至圣之姿，当经纶之会，凿龙门面辟伊阙，疏三江而决九河，夷一元之穷灾，拯六合之沉溺，鸿绩侔于天地，神功迈于造化，故二仪降祉，三灵叶赞，揖让受终，光启有夏。…爰始逮今，二千余载…故能控弦之众百有余万，跃马长驱，鼓行秦赵，使中原疲于奔命，诸夏不得高枕，为日久矣。”[85]追宗认祖，既是崇拜，也是攀附。[86]

黄帝、夏、羌、匈奴、拓跋、党项有一脉相承之处，擅长游牧和游击。夏人善于游牧和射猎仍有珠丝马迹可寻。夏人善射，夏箭即良箭。司马相如《子虚赋》：“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郭璞注引服虔曰：“夏后氏之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弱箭服，故曰夏服也。”唐李益《从军有苦乐行》：“一矢弢夏服，我弓不再张。”赫连勃勃自比轩辕黄帝，善于游击：“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我有也。待姚兴死后，徐取长安。姚泓凡弱小儿，擒之方略，已在吾计中矣。昔轩辕氏亦迁居无常二十余年，岂独我乎！”[87]元昊游牧作风明显：“每举兵，必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 “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88]

夏有三义：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均与西北中国密切相关。司马迁早就指出：“夫做事者必于东南，收其功实者常在西北。”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论证夏与西方有关，但西到何处没有明言。玉振金声二里头，扑朔迷离夏王朝。夏代之有无仍在激烈争论之中，未有定论。[89]我们假定商朝之前有一个夏王朝或X朝，其准确年代和具体世系不清楚，其民族和文化亦是正在探索的对象。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可循环论证：夏民族很可能兴起于西北，入主中原，建立夏王朝，其先进文化大体来自中亚或西亚；西北是上古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西北地区处在黄河农业文化与西北草原文化的接合部，形成了独特多元的齐家文化。如果真有夏朝，夏是新石器时代或传说时代到历史时代的过度期，也是游牧与农耕文化激烈碰撞与融合时期。从时空内容均可证齐家文化与夏文化相当。此外，齐家文化与羌有关，不仅是周秦文化之源,而且很可能就是夏文化。“西羌古国”与夏王朝可转化，元昊夏国与赫连勃勃大夏国是继承者。《荀子·大略》云“禹学于西王国”。《史记》载“大禹出西羌”。如果真有夏民族，最有可能形成于黄河上游大夏河地区；夏末商初四分五裂，部分演变成了汉族，其它变成了羌、匈奴、党项、鲜卑等民族。

In Search of Xia Culture：Qijia and Erlitou

L.G.Fitzgerald-Huber's “Qijia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s” suggests a possible long-distance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Bronze Age between East Asia and the Central or West Asia, expanding the cosmopolitan dimension of ancient China study. That prehistoric China, like most part of Europe, was on the periphery of the Bronze Age World System is backed up by bronze technology, cattle, horses, sheep, wheat, bricks, tomb or burial types, gold-worship and heaven-worship. My paper is an attempt to prove with the findings of metallurgical archaeology, zooarchaeology, Paleoethnobotany, jade ware and Oracle Bone that Qijia and Erlitou are homogenous. They are close in time and space and similar in nature. Thu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if Erlitou culture belongs to Xia culture, Qijia is at the early stage of Xia, and if Erlitou belongs to Shang, Qijia is also likely to be Xia.

Key words: Qijia, Erliitou, Xia

---

[1] L.G.Fitzgerald-Huber: Qijia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s, Early China, 20, 1995, pp.17-67.

[2]李永迪译： 《齐家与二头里：远距离文化互动的讨论》，3-54页，夏含夷主编《远方的时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 易华：《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东亚古物》A卷，文物出版社，2004。

[4] 易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全球史评论》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5] J.G.Andersson: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BMFEA,No15，1943.

[6] M. Bylin-Althin：The Sites of Chi Chia Ping and Lo Han Tang in Kansu，BMFEA, No18, 1946.

[7] 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

[8] 谢端琚：《略论齐家文化墓葬》，《考古》1986年2期。

[9] 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上下），《考古学报》1987年1-2期。

[10] 叶茂林:《青藏高原东麓黄河上游与长江上游的文化交流圈——兼论黄河上游喇家遗址的考古发现及重要学术意义和影响》，《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4期。

[11] 叶舒宪：《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138-165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

[12] Li Liu and Xingcan Chen: 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pp.322-33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3]王振：《从齐家文化铜器分析看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与发展》，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2006。

[14] 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区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3期。

[15] 徐建炜等：《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西域研究》2010年2期。

[16] 李虎侯：《齐家文化铜镜的非破坏性鉴定》，《考古》1980年4期。

[17] 徐建炜等：《青铜贵南尕马台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文物科技研究》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0。

[18]刘学堂、李文瑛：《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新探》，《藏学学刊》第 3 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年。1-63。

[19]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区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3期。

[20] Jianjun Mei: Qijia and Seima-Turbino: The Question of Early Contacts between Northwest China and the Eurasian Steppe, BMFEA No 75, 2003.

[21]高江涛：《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铜矛观摩座谈会纪要》，《中国文物报》2009年3月6日。

[22]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青海大通县黄家寨墓地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3期。

[23] 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人类学视角——以二里头与三星堆铜铃铜牌的民族志解读为例》，《文艺研究》2009年7期。

[24]张天恩：《天水出土的兽面铜牌饰及有关问题》，《中原文物》2002 年第 1 期。43-46。

[25]刘学堂、李文瑛：《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新探》，《藏学学刊》第 3 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年。1-63。

[26]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识》，《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 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等：《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初步研究》，《文物》2001 年第 6 期。

[27]李水城：《天山北路墓地一期遗存分析》，《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²学术卷》，文物出版社，2009 年。

[28]张承安、常喜恩：《哈密腐殖酸厂墓地调查》，《新疆文物》1998 年第 1 期。

[29]陈小三：《试论镶嵌绿松石牌饰的来源》，附录于《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早期青铜时代遗存研究——以齐家、四坝文化为中心》，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2。

[30]杨美莉：《中国二里头文化の象嵌トルコ石铜牌》，《MIHO MUSEUM 研究纪要》3 号，2002 年。

[31] 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

[32] 林沄：《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间题》，《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33] 梅建军为试图区分“北方系青铜器”和“欧亚草原洽金传统”而疑惑：“北方系青铜器”—— 一个术语的“诞生”和“成长”，《法国汉学》第十一辑，2006。

[34]黄铭崇:《邁向重器時代—鑄銅技術的輸入與中國青銅技術的形成》，待刊稿。

[35]李明启：《甘肃临潭陈旗磨沟遗址人牙结石中淀粉粒反映的古人类植物性食物》，《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0 年4期。

[36]李小强等：《甘肃西山坪遗址生物指标记录的中国最早的农业多样化》，《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2007年 07期。

[37] 叶万松等：《皂角树遗址环境与古文化初步研究》，《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

[3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1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3。

[39]李水城：《小麦东传的新证据》，《鄂尔多斯青铜器与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出版中。

[40]刘歆益：《中国植物考古学和稳定同位素分析视野》，《鄂尔多斯青铜器与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出版中。

[41]马丁·琼斯：《主食为何要迁移？》《鄂尔多斯青铜器与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出版中。

[42]Zeder M.A. et al: The Initial Domestication of Goats (Capra hircus) in the Zagros Mountains 10,000 Years Ago, Science, vol.287, 2254-2257, 2000.

[43]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畜起源的问题》，《文物》2001年第3期。

[44]Luikart J. et al: Multiple maternal origins and weak phylogeographic structure in domestic goats, PNAS 98, 5927-5932, 2001.

[45]Liu R.Y. et al: Genetic diversity and origin of Chinese domestic goats revealed by complete mtDNA D-loop sequence variation, Asian-Australasian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s 20(2), 178-183,2007.

[46]Shan-yuan Chen et al: Origin, genetic diversity,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Chinese domestic sheep, GENE, 376,216-223, 2006.

[47] 蔡大伟：《古DNA与家养动物的起源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7。

[48] 蔡大伟等：《中国绵羊起源的分子考古学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科学出版社，2010。

[49]黄蕴平：《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兽骨的鉴定与研究》，《考古学报》1996 年第 4 期。

[50]杨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2006。

[51]赵春燕等：《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来源初探——根据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考古》2011年7期。

[52]刘莉等：《中国家养水牛起源初探》，《考古学报》2006年2期。

[53]Kyu-II Kim et al: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of Northeast Asian Cattle to Other Cattle Populations Determined Using Mitochondrial DNA D-loop Sequence Polymorphism, Biochemical Genetics, vol.41,no.3/4, 91-98,2003.

[54]Yu Y. et al: Mitochondrial DNA variation in cattle of south China: Origin and introgression, Animal Genetics, 30,245-250, 1999.

Song-Jia Lai et al: Genetic diversity and origin of Chinese cattle revealed by mtDNA D-loop sequence variation, Molecular Phylogenetics and Evolution 38, 146-154,2006.

[55]吕鹏：《试论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动物考古》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10。

[56] 杨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2006。

[57]赵春燕等：《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来源初探——根据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考古》2011年7期。

[58] D. Brown et al: Bit Wear, Horseback Riding, and the Botai Site in Kazaksta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25, pp.331-47，1998.

[59] 北京大学考古系等：《驻马店杨庄》，194页，科学出版社，1998，

[60] 孙岩等：《中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男女葬俗及所反映的社会观念——以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为例》，《性别研究和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6。

[6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临潭县磨沟齐家文化墓地》，《考古》2009年7期。

[62]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4期。

[63]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4期。

[6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1期。

[65] Rowan K.Flad：Divination and Power——A Multiregional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Oracle Bone Divination in Early China， Current Anthropology 49(3): 403-437，2008.

[66] 赵信：《甘肃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04期 。

[67]李济:《中国上古史之重建的作用及其问题》,《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990年。

[68]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4期。

[6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2期。

[70]崔波：《甲骨占卜源流探索》，郑州大学博士论文，2003。

[71]郝炎峰：《二里头文化玉器的考古学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 年。

[72]叶茂林等：《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发现齐家文化祭坛和干栏式建筑》，《考古》2004年6期。

[73]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十五卷，科学出版社，2005。

[74]王玉妹：《齐家文化玉器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2。

[7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1期。

[76]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4期。

[77]崔宗亮：《二里头文化与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交流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1。

[78]韩金秋：《夏商西周时期中原文化中的北方文化因素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

[79] 张天恩：《天水出土的兽面铜牌饰及有关问题》，《中原文物》2002年1期。

[80] L.G. Fitzgerald-Huber: The Qijia Culture: Paths East and West, BMFEA No75, 2003.

[81] 何弩：《郁鬯琐考》，《考古学研究》（十），科学出版社，2012。

[8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91年。

[83]史金波：《西夏·宁夏·华夏》，《中国民族》2002年9期。

[84]克恰诺夫著，王颖、张笑峰译：《唐古特的起源问题》，《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2011。

[85]《晋书·载记》。

[86]王明珂

：《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七十三本三分，2002。

[87]《晋书·载记》。

[88]《宋史·夏国传》。

[89]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

（文章作者：易 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4年12期，原标题为：从齐家到二里头：夏文化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