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曾
作為一個畫家，我以自己的一支畫筆投入人生的戰鬥，用自己的藝術去影響社會。我相信，一個嚴肅的藝術家，除去對自己的專業刻苦自勵以外，重要的是對人生抱著深刻的、執著的信念和永恆的熱情，把一己的歡樂、哀傷和悲憤與整個國家和民族的興衰連接起來。那時，他才能從猥瑣的煩惱、平庸的歡愉中解放，他的感情才能升騰到一個光明的境界。
在藝術上我絕不是一位天才，更不是一位怪傑。我從無數的困惑中尋找解答，從數十年的辛勞中積累才智。為了探求精湛的藝術技巧，我曾在苦海中沉浮，漸漸從混沌中看到光明。我不太相信天才和神童。人們曾在我孩提時稱我“神童”，在我年輕時稱我“天才”，但我心裡有數，彼蒼者天沒有給我什麼獨得之厚，我的每一步前進都付出了通宵達旦的艱苦勞動和霜晨夜雨的冥思苦想。人們說我才思敏捷，那是由於我寫過無數失敗的詩詞和文章；人們說我作畫神差鬼使，那是由於我畫過無數平庸的作品。我想每個人的頭腦，最初大體是一塊頑石，其中可能包著一塊“和氏璧”。如果不把璞衣敲掉，頑石永遠是頑石，“和氏璧”就永遠在石頭裡韜光養晦。為了藝術，我度過了很少娛樂的青少年時光，因為我知道，古往今來一切在藝術上有成就的人，都經歷過一段抽筋折骨的磨礪，然後他才能離迷得悟，在藝術上得到成功。這次在日本舉辦的我的個人畫展，共73幅作品，其中一幅價值219萬日元，此外全部作品被日本收藏家搶購一空，一共5000萬日元，合人民幣140多萬元全部獻給祖國。但是，諸位可知道我10多年前，曾經很受金錢的欺侮。我連去北京圖書館都步行，因為沒有車費。星期天，我買5個饅頭，在火爐上烤著，這便是我的一日三餐。我的全部傢俱是一隻砂鍋，以作煮水之用。每到月底則從衣縫裡尋找硬幣，以應急需。有一次我讀歐·亨利的小說，小說中寫道：“當一個窮光蛋在衣縫裡發現一個硬幣時，所感到的人生快樂，不是一個百萬富翁可望其項背的。”因為我那時生活困窘庶幾近之，我不禁大笑，以為是作家傳神之筆。當時我屋裡環堵蕭然，我掛了一張寫著羅曼羅蘭的一句話的掛幅：“清貧，不但是思想的導師，也是風格的導師，它使精神和肉體都知道什麼叫澹泊。”這基本上是物質決定精神的觀點。我當時20歲，生命力正十分旺盛，常有飢腸轆轆之感，但我精神上十分充實，對前途充滿信心。我想，釋迦牟尼都說：“心可以為地獄，亦可以為天堂”，我作為一個革命者，就更應有精神上高曠博大的境界。
對於藝術我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生命。1977年秋我由於生結腸息肉，惡性貧皿，血色素5.6克，不及常人的一半，住在北京醫院，前景未可逆料。在這幾乎是垂危的時刻，我想到：黨培養我這麼多年，倘若現在離開人間，而不留下任何東西，不免可惜。於是我決定在醫院裡完成自己多年的宿願——為魯迅先生的小說畫插圖：進行手術的前夜，我還伏案作畫。手術後幾天，我捂著刀口繼續畫。就是這樣，我堅持將魯迅先生的《吶喊》、《彷徨》、《故事新編》的全部插畫完成。今天這本書早已出版，我的病也已痊癒。我向編輯說：“本來我準備以這本書向人類告別的，但現在它卻成為我藝術生涯的新起點。”
藝術之感人不僅僅靠技巧的純熟，與畫畫透露出的思想有很多關係。有人提倡一種玄虛莫測的理論，以為其和愈寡，其曲愈高，這很容易走入形式主義的牛角尖。在我看來，藝術通向人民心靈的橋樑越寬闊，越能起到鼓舞民族精神的作用。當前，藝術家的重要使命便是為提高民族自信心作不懈的努力。有人說，我們這個民族因循、惰怠、落後、愚昧，我不能與這種偏見苟同。我想到自古以來那種殺身取義的英雄，想到赴國難、輕生死的志士，想到中國的國士之魂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是“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的，更想到以清貧自恃、以廉潔無瑕的生活自勉的共產黨員方誌敏，想到以野草充飢的東北抗日聯軍將領。中國從來就是靠著這些餓肚皮包容古今，靠著這些硬骨頭支撐天地，這個民族才歷萬劫而不滅，才能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失敗中燃起希望！中國共產黨60年的光榮戰鬥歷史，不正是中國人民從黑暗走向光明的最偉大的歷史見證嗎？我們的民族平時看來溫和，但是在壓迫最深重的時候總會燃燒起熊熊烈火。也許你以為她一盤散沙，但是在最危急的時刻便結成了鋼鐵的長城。想到這一切，我經常慷慨悲歌，氣幹霄漢。我會想起辛稼軒：“落日樓頭，斷鴻聲裡，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我的心中會騰起一腔愛國的豪情，我相信請纓有路，報國有門。於是我振起筆底的雄風，畫憂國憂民的屈原、煉石補天的女媧、酹酒臨江的曹操、臨危慷慨的嵇康、驅鬼拿妖的鐘馗，畫出他們的智慧和力量，歌頌我們中國民族自古以來推重的品節和風容，譬如為人的尊嚴、自信、高潔、曠達、疏放和自然淳樸之美。我以為我的作品之所以得到海外僑胞感情上的共鳴，就是由於我的畫包含著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我畫的四位古代科學家的郵票，得到最佳郵票的選票最多，恐怕也是由於它喚起了從事四化建設的人們的民族崛起的信念。
1980年4月，我與張仃先生聯合畫展在香港舉行。一個半小時之內，我們的作品被世界各國收藏家搶購一空，傳為藝壇佳話。當時有40篇左右的報道和評介文章在各報刊發表，認為這次畫展為祖國的藝術爭得了榮譽，是中國美術界的光榮。1980年10月，我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位講學的畫家到加拿大，在著名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和曾授予法學博士頭銜給宋慶齡主席的維多利亞大學，講授中國古典繪畫的精神、詩詞和書法，獲得很高的評價。他們認為聽眾的數目和熱烈的程度遠遠超過了過去這方面的日本、韓國、我國臺灣地區和印度的學者所舉行的講學。上月我在日本所受的歡迎更是令人感動。日本最著名的畫家平山鬱夫在日本廣播電視，ＮＨＫ向全日本觀眾高度評價我的作品，稱我是“中國人物畫的傑出代表”：從北海道到沖繩，幾乎所有縣的報紙上都發表了日本共同通訊社的文章，高度讚揚了畫展的成功。新華社駐東京分社也在《中國青年報》等報刊上撰文進行了宣傳。中國駐日大使符浩同志和日本駐華大使吉田健三先生都題詞祝賀。我深深受到中國、日本兩國人民之間熱烈友情的感染。每次我到日本奈良招提寺，81世長老森本孝順都要掛起我送的潑墨鑑真和尚像，說這是招提寺的鎮山之寶，將子子孫孫傳下去。有一位身患癌症的日本友人，還能在人間彌留三月，他說看了我的畫，增強了生命的力量，再三要求我割愛，將我自己收藏的、絕不出售的代表作《老子出關》給他。當他以200萬元日幣購得此畫時，感激不已。
我想，我的一切成就都來源於黨的培養，來源於祖國和人民的哺育，來源於祖國不朽的燦爛文明，來源於歷代藝術家竭誠盡智的共同努力。我在祖國文化浩瀚的歷史長河中只是一滴水，這一滴水一旦離開了江河就會乾枯，我的藝術立刻會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藝術家一旦離開了哺育他的大地，任憑他有多大的才能，也只會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沒有祖國就沒有我的一切。
40多年前，方誌敏同志在獄中所著《可愛的中國》中，對他生死以之的苦難深重的中國作了無限美好的憧憬。他說，一個富裕代替了貧窮，友愛代替了仇殺，生之快樂代替了死之悲哀的新中國一定會來臨。我們的革命事業60年來，在黨的領導下經歷了千迴百轉、千難萬險，終於走上了一條撥亂反正、繼往開來的真正的康莊大道。中國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愛國主義者。我的祖父和叔祖都曾留學日本，他們有很多的日本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們“恥食周粟”，拒絕任何日本的利誘和津貼，在淪陷區保持自己的高風亮節。中國的優秀的知識分子一般沒有過分物質苛求，富於才智，克己為人，與祖國的命運休慼相關。朱自清先生不為五斗米折腰；民盟的早期會員聞一多、李公樸為著一個進步的、光明的新中國的來臨，倒在國民黨特務的槍彈之下。今天更有無數的革命志士與黨同心同德，為實現祖國的四個現代化貢獻他們的聰明才智。我們堅信，只要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一個現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中國一定會在東方出現。
我們偉大的祖國是我們藝術家創作靈感的來源，我們民族的歷史、革命的進程、人民的生活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我每次出國都有一種最深切的體會，無論外面是什麼花花世界、錦繡乾坤，任它五色迷目、五音亂耳，都不能動搖我對祖國的熱誠。相反，更增加了我對祖國河山的愛戀和懷念。中華大地，無山不美，無水不秀，我有無限的激情為她歌唱。對著加拿大的瀑布和冰川，我衷心讚美，但是我從外國的山河裡演化不出生動的形象，誘發不出深刻的意境，無法寄託我的情思。回到城市，我更覺“錦城雖雲樂，不如早還家”。我相信，倘使我在國外生活幾年，我一定會得鄉思症，而且我知道那時我的繪畫將失去感人的美麗，失去靈魂，空剩軀殼。
外國的朋友對我講：“倘若您在我們這兒，一定是一位百萬富翁。”我付之一笑。是的，我可能成為富翁，同時我也會發現自己藝術上的貧困。錦衣玉食也許會造就一名酒囊飯袋，百萬家產卻造就不了真正的藝術家。在加拿大海邊，電視臺記者詢問我：“你的畫在國外那麼貴，為什麼收入不屬於你自己？”日本NHK電視臺記者詢問我買畫的收入歸誰所有，香港各種報刊用不同的觀點談論我的收入。我告訴這些朋友，我的藝術成就來源於祖國和人民的培育。我為四化略盡綿薄，深感光榮：我別無所求，但望祖國早日繁榮富強，但願我的藝術能弘揚祖國的優秀文化。在東京，我宴請留日學習美術的中國學生。我對他們講，以我一介書生，三尺微命，享有今天這樣的榮譽，原非我刻苦學藝時所奢望。我重視東方的藝術，重視國家的命運，遠勝於一己的榮華。我希望他們刻苦自勵，不為外物所動，為中國人爭氣。在哥倫比亞大學，正逢成立亞洲研究中心，他們請我寫一巨幅的書法作品，以作進門屏風的裝飾。我放筆題杜甫《望嶽》一詩：“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末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蕩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這是中國人民的氣派，中國人民的決心。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文學院院長、亞洲系主任都參加了接受這幅書法作品的儀式。我以自己是一位擁有960萬平方公里土地、10億人民的中國文化使者而驕傲、自豪。
同志們，我們的祖國從遙遠的古代就成為東方文明的發祥地。在唐代，日本派出大批的遣唐使來中國吸取文明，中國的鑑真和尚一直被日本人民供奉為神明，他們講沒有鑑真和尚就沒有今天日本的文化。在明代，鄭和下西洋，同樣傳播了中國的科學與文化。只是到了近代，我們的民族落伍了，才出現了西學東漸和遊學東洋的現象。但我相信，這樣的歷史不會延續太久了。度過20世紀這最後的19年，也就是到我62歲的時候，祖國一定會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我們既然有偉大的過去，同樣會有偉大的今天和未來，中國人民受屈辱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我們展示了一幅光輝的圖景。為了祖國的明天，我願勤奮地畫10年、20年、30年、40年，我願在教育戰線上培養一批批的傑出人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為了這宏偉的全民族的進軍目標，我“雖九死其猶未悔”，願獻出十倍的生命。我們都應做九天的鴻鵠而不願做蓬間的燕雀。同志們，天正高，風正急，讓我們起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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