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
作为一个画家，我以自己的一支画笔投入人生的战斗，用自己的艺术去影响社会。我相信，一个严肃的艺术家，除去对自己的专业刻苦自励以外，重要的是对人生抱着深刻的、执着的信念和永恒的热情，把一己的欢乐、哀伤和悲愤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连接起来。那时，他才能从猥琐的烦恼、平庸的欢愉中解放，他的感情才能升腾到一个光明的境界。
在艺术上我绝不是一位天才，更不是一位怪杰。我从无数的困惑中寻找解答，从数十年的辛劳中积累才智。为了探求精湛的艺术技巧，我曾在苦海中沉浮，渐渐从混沌中看到光明。我不太相信天才和神童。人们曾在我孩提时称我“神童”，在我年轻时称我“天才”，但我心里有数，彼苍者天没有给我什么独得之厚，我的每一步前进都付出了通宵达旦的艰苦劳动和霜晨夜雨的冥思苦想。人们说我才思敏捷，那是由于我写过无数失败的诗词和文章；人们说我作画神差鬼使，那是由于我画过无数平庸的作品。我想每个人的头脑，最初大体是一块顽石，其中可能包着一块“和氏璧”。如果不把璞衣敲掉，顽石永远是顽石，“和氏璧”就永远在石头里韬光养晦。为了艺术，我度过了很少娱乐的青少年时光，因为我知道，古往今来一切在艺术上有成就的人，都经历过一段抽筋折骨的磨砺，然后他才能离迷得悟，在艺术上得到成功。这次在日本举办的我的个人画展，共73幅作品，其中一幅价值219万日元，此外全部作品被日本收藏家抢购一空，一共5000万日元，合人民币140多万元全部献给祖国。但是，诸位可知道我10多年前，曾经很受金钱的欺侮。我连去北京图书馆都步行，因为没有车费。星期天，我买5个馒头，在火炉上烤着，这便是我的一日三餐。我的全部家具是一只砂锅，以作煮水之用。每到月底则从衣缝里寻找硬币，以应急需。有一次我读欧·亨利的小说，小说中写道：“当一个穷光蛋在衣缝里发现一个硬币时，所感到的人生快乐，不是一个百万富翁可望其项背的。”因为我那时生活困窘庶几近之，我不禁大笑，以为是作家传神之笔。当时我屋里环堵萧然，我挂了一张写着罗曼罗兰的一句话的挂幅：“清贫，不但是思想的导师，也是风格的导师，它使精神和肉体都知道什么叫澹泊。”这基本上是物质决定精神的观点。我当时20岁，生命力正十分旺盛，常有饥肠辘辘之感，但我精神上十分充实，对前途充满信心。我想，释迦牟尼都说：“心可以为地狱，亦可以为天堂”，我作为一个革命者，就更应有精神上高旷博大的境界。
对于艺术我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生命。1977年秋我由于生结肠息肉，恶性贫皿，血色素5.6克，不及常人的一半，住在北京医院，前景未可逆料。在这几乎是垂危的时刻，我想到：党培养我这么多年，倘若现在离开人间，而不留下任何东西，不免可惜。于是我决定在医院里完成自己多年的宿愿——为鲁迅先生的小说画插图：进行手术的前夜，我还伏案作画。手术后几天，我捂着刀口继续画。就是这样，我坚持将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的全部插画完成。今天这本书早已出版，我的病也已痊愈。我向编辑说：“本来我准备以这本书向人类告别的，但现在它却成为我艺术生涯的新起点。”
艺术之感人不仅仅靠技巧的纯熟，与画画透露出的思想有很多关系。有人提倡一种玄虚莫测的理论，以为其和愈寡，其曲愈高，这很容易走入形式主义的牛角尖。在我看来，艺术通向人民心灵的桥梁越宽阔，越能起到鼓舞民族精神的作用。当前，艺术家的重要使命便是为提高民族自信心作不懈的努力。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因循、惰怠、落后、愚昧，我不能与这种偏见苟同。我想到自古以来那种杀身取义的英雄，想到赴国难、轻生死的志士，想到中国的国士之魂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更想到以清贫自恃、以廉洁无瑕的生活自勉的共产党员方志敏，想到以野草充饥的东北抗日联军将领。中国从来就是靠着这些饿肚皮包容古今，靠着这些硬骨头支撑天地，这个民族才历万劫而不灭，才能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失败中燃起希望！中国共产党60年的光荣战斗历史，不正是中国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最伟大的历史见证吗？我们的民族平时看来温和，但是在压迫最深重的时候总会燃烧起熊熊烈火。也许你以为她一盘散沙，但是在最危急的时刻便结成了钢铁的长城。想到这一切，我经常慷慨悲歌，气干霄汉。我会想起辛稼轩：“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我的心中会腾起一腔爱国的豪情，我相信请缨有路，报国有门。于是我振起笔底的雄风，画忧国忧民的屈原、炼石补天的女娲、酹酒临江的曹操、临危慷慨的嵇康、驱鬼拿妖的钟馗，画出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歌颂我们中国民族自古以来推重的品节和风容，譬如为人的尊严、自信、高洁、旷达、疏放和自然淳朴之美。我以为我的作品之所以得到海外侨胞感情上的共鸣，就是由于我的画包含着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我画的四位古代科学家的邮票，得到最佳邮票的选票最多，恐怕也是由于它唤起了从事四化建设的人们的民族崛起的信念。
1980年4月，我与张仃先生联合画展在香港举行。一个半小时之内，我们的作品被世界各国收藏家抢购一空，传为艺坛佳话。当时有40篇左右的报道和评介文章在各报刊发表，认为这次画展为祖国的艺术争得了荣誉，是中国美术界的光荣。1980年10月，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讲学的画家到加拿大，在著名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曾授予法学博士头衔给宋庆龄主席的维多利亚大学，讲授中国古典绘画的精神、诗词和书法，获得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听众的数目和热烈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过去这方面的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和印度的学者所举行的讲学。上月我在日本所受的欢迎更是令人感动。日本最著名的画家平山郁夫在日本广播电视，ＮＨＫ向全日本观众高度评价我的作品，称我是“中国人物画的杰出代表”：从北海道到冲绳，几乎所有县的报纸上都发表了日本共同通讯社的文章，高度赞扬了画展的成功。新华社驻东京分社也在《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撰文进行了宣传。中国驻日大使符浩同志和日本驻华大使吉田健三先生都题词祝贺。我深深受到中国、日本两国人民之间热烈友情的感染。每次我到日本奈良招提寺，81世长老森本孝顺都要挂起我送的泼墨鉴真和尚像，说这是招提寺的镇山之宝，将子子孙孙传下去。有一位身患癌症的日本友人，还能在人间弥留三月，他说看了我的画，增强了生命的力量，再三要求我割爱，将我自己收藏的、绝不出售的代表作《老子出关》给他。当他以200万元日币购得此画时，感激不已。
我想，我的一切成就都来源于党的培养，来源于祖国和人民的哺育，来源于祖国不朽的灿烂文明，来源于历代艺术家竭诚尽智的共同努力。我在祖国文化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滴水，这一滴水一旦离开了江河就会干枯，我的艺术立刻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艺术家一旦离开了哺育他的大地，任凭他有多大的才能，也只会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没有祖国就没有我的一切。
40多年前，方志敏同志在狱中所著《可爱的中国》中，对他生死以之的苦难深重的中国作了无限美好的憧憬。他说，一个富裕代替了贫穷，友爱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代替了死之悲哀的新中国一定会来临。我们的革命事业6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千回百转、千难万险，终于走上了一条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真正的康庄大道。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我的祖父和叔祖都曾留学日本，他们有很多的日本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耻食周粟”，拒绝任何日本的利诱和津贴，在沦陷区保持自己的高风亮节。中国的优秀的知识分子一般没有过分物质苛求，富于才智，克己为人，与祖国的命运休戚相关。朱自清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民盟的早期会员闻一多、李公朴为着一个进步的、光明的新中国的来临，倒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弹之下。今天更有无数的革命志士与党同心同德，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他们的聪明才智。我们坚信，只要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定会在东方出现。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我们艺术家创作灵感的来源，我们民族的历史、革命的进程、人民的生活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我每次出国都有一种最深切的体会，无论外面是什么花花世界、锦绣乾坤，任它五色迷目、五音乱耳，都不能动摇我对祖国的热诚。相反，更增加了我对祖国河山的爱恋和怀念。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我有无限的激情为她歌唱。对着加拿大的瀑布和冰川，我衷心赞美，但是我从外国的山河里演化不出生动的形象，诱发不出深刻的意境，无法寄托我的情思。回到城市，我更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我相信，倘使我在国外生活几年，我一定会得乡思症，而且我知道那时我的绘画将失去感人的美丽，失去灵魂，空剩躯壳。
外国的朋友对我讲：“倘若您在我们这儿，一定是一位百万富翁。”我付之一笑。是的，我可能成为富翁，同时我也会发现自己艺术上的贫困。锦衣玉食也许会造就一名酒囊饭袋，百万家产却造就不了真正的艺术家。在加拿大海边，电视台记者询问我：“你的画在国外那么贵，为什么收入不属于你自己？”日本NHK电视台记者询问我买画的收入归谁所有，香港各种报刊用不同的观点谈论我的收入。我告诉这些朋友，我的艺术成就来源于祖国和人民的培育。我为四化略尽绵薄，深感光荣：我别无所求，但望祖国早日繁荣富强，但愿我的艺术能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化。在东京，我宴请留日学习美术的中国学生。我对他们讲，以我一介书生，三尺微命，享有今天这样的荣誉，原非我刻苦学艺时所奢望。我重视东方的艺术，重视国家的命运，远胜于一己的荣华。我希望他们刻苦自励，不为外物所动，为中国人争气。在哥伦比亚大学，正逢成立亚洲研究中心，他们请我写一巨幅的书法作品，以作进门屏风的装饰。我放笔题杜甫《望岳》一诗：“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末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中国人民的气派，中国人民的决心。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文学院院长、亚洲系主任都参加了接受这幅书法作品的仪式。我以自己是一位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10亿人民的中国文化使者而骄傲、自豪。
同志们，我们的祖国从遥远的古代就成为东方文明的发祥地。在唐代，日本派出大批的遣唐使来中国吸取文明，中国的鉴真和尚一直被日本人民供奉为神明，他们讲没有鉴真和尚就没有今天日本的文化。在明代，郑和下西洋，同样传播了中国的科学与文化。只是到了近代，我们的民族落伍了，才出现了西学东渐和游学东洋的现象。但我相信，这样的历史不会延续太久了。度过20世纪这最后的19年，也就是到我62岁的时候，祖国一定会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我们既然有伟大的过去，同样会有伟大的今天和未来，中国人民受屈辱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光辉的图景。为了祖国的明天，我愿勤奋地画10年、20年、30年、40年，我愿在教育战线上培养一批批的杰出人才。“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为了这宏伟的全民族的进军目标，我“虽九死其犹未悔”，愿献出十倍的生命。我们都应做九天的鸿鹄而不愿做蓬间的燕雀。同志们，天正高，风正急，让我们起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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