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紀中葉，室町幕府統治下的日本突然迎來了一次重大動亂。雖然規模不足以和席捲日本全境的源平之亂或南北朝攻伐相比，但社會影響卻更加深遠。正是在這場朝廷內部的大廝殺，讓日本逐漸擺脫了世襲官僚和中央軍主導。從而邁向地方武士、農村自治體和商人等各種新興勢力迸發的晚期封建社會。

由於這次動亂髮生在1467的應仁元年，所以被後世歷史學家稱為“應仁之亂”。

室町幕府的七大家族

作為鎌倉幕府的後繼者，室町政權的統治並不十分穩固。從在京都開設幕府執掌大權，到應仁之亂爆發的100多年中，整個日本有一半的時間都處於叛亂和動盪之中。隨著中央政府權威的持續弱化和地方勢力的崛起，宮廷中鬥爭和地方上角逐都日趨激烈。幸而幕府還有部分實力強大的世襲軍事貴族支持，才能有驚無險的撐到15世紀後期。

這批貴族被統稱為“三管四職”。其中的三管，是指輪流擔任輔佐將軍的最高政務和軍事長，包括管領的世襲貴族細川、斯波和畠山。四職就是指，輪流負責京都內外警備和刑事審理的四個貴族世家，包括一色、赤松、山名和京極。

這七大家貴族從室町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執政開始，就充當支持幕府的核心力量。出生其中的世家子弟不但武藝精湛，還在文化上也有相當造詣。正是他們的悉心輔佐，讓室町幕府先後成功鎮壓了將軍家族內鬥的永享之亂、赤松家刺殺將軍導致的嘉吉之亂和各地農民起義。

但到足利義政時，這位第八代將軍本人年僅8歲。在等待他成年的漫長歲月裡，作為三管的細川勝元和屬於四職的山名宗全已經逐漸掌握實權。足利義政安於享樂而懶於政務，更在沒有子嗣的時候就做出大膽舉動。1464年，他主動提出想要將將軍的位置讓給弟弟足利義視，好讓自己關門隱居。足利義視就從原本的隱居地搬到京都，為擔任將軍進行準備。

然而，義政自己卻在第二年有了兒子，起名足利義尚。就像所有宮鬥劇裡應該有的情節，足利義視的地位立刻尷尬了起來。足利義政的正妻日野富子開始上下活動，希望能廢掉足利義視的接班人地位，改由自己的兒子擔任將軍。為此，她拉攏了朝中最有權勢的人物山名宗全，希望憑藉山名家的勢力去削弱足利義視，進而將其趕出京都。

如此一來，日野富子就得罪了山名宗全的官場對手、同時也是足利義視監護人的細川勝元。支持義視的細川勝元和支持義尚的山名宗全，也因此在京都水火不容。從中央的各級官員到地方守護大名等武裝領主，也都各自在兩人背後站隊。甚至在兄弟父子之間，也會分為細川勝元支持者和山名宗全支持的粉絲。在如此尖銳的對峙下，矛盾的徹底爆發不過是時間問題。

衝突總爆發

1467年，山名宗全通過暗中運作，將被流放的畠山家前族長--畠山義就官復原職。

同時也廢除了其兄弟畠山政長的族長身份。這樣，勝元派不但失去了七貴族之一的畠山家支持，原本由畠山政長把持的管領一職也被迫交給宗全派擔任。

細川勝元不甘心失敗，決定勸說將軍足利義政下達討伐畠山義就的命令。但在將軍宅邸內耳目靈通的日野富子，迅速將此事告知山名宗全。山名宗全立即集結了本派系的軍隊包圍天皇的宮殿和將軍的御所，要求將軍足利義政將細川勝元和其一黨全部處以流放。足利義政雖然拒絕流放細川勝元，但作為讓步，准許畠山義就率軍消滅其兄弟畠山政長。

畠山政長鑑於自己的宅邸沒有防禦措施，於是放火燒燬住處，率軍退到了四周有竹林包圍的上御靈神社，企圖憑藉地形優勢進行抵抗。宗全派則大舉出兵，畠山義就、斯波義廉、朝倉孝景等將領也率軍猛攻政長。僅僅1天時間，兵力單薄的政長就支持不住。他一面放火阻止追兵，一面在夜裡向細川勝元的宅邸奔逃。

上御靈神社的戰鬥，意味著勝元和宗全兩派之間的全面大戰打響。細川勝元在宅邸內發出命令，從支持他的9個領國中召集大軍前來京都助戰，並命本方的赤松家奪取山名家控制的播磨國。於是，武田信賢和細川成之進攻若狹的一色家領地，斯波義敏也出發進攻越前。此外，勝元一方的士兵還控制了京都的四門，並燒斷了通向京都的各處橋樑，阻擋宗全的軍隊進攻。

山名宗全一方也進行了全面動員。除了屬於自己的播磨、備前、備後各國外，在尾張和三河地區的一色家，近江的六角家都表態支持宗全。其他各家也先後都表明了各自的立場。

總的來說，支持細川勝元一方的大名領地多在京都以東一側，因此被後人稱為“東軍”。支持山名宗全的大名則多為西部大名，被稱為“西軍”。在記載應仁之亂的典籍《應仁記》中，東軍的各地總兵力據說超過16萬人，西軍的總兵力有11萬人。當代學者自然覺得兩軍數目應該都非常誇大，但這的確是一場波及日本大部分地區的混戰。

無奈的平局

相比之下，東軍不但在兵力上對西軍有優勢，

還從將軍足利義政那裡拿到了討伐叛賊牙旗。這意味著他們的所有軍事行動，都會有幕府當局的背書。於是，勝元軍就以官軍的身份向京都附近的宗全軍展開進攻，將大部分人驅逐出去。

但西軍有自己的優勢。從地理上看，西軍一方的大名領地距離京都更近，因此交通更為便捷。從山名家領地通向京都的道路，就是日後豐臣秀吉的“中國大返回”路線，也是幕府末期長州軍的進京勤王路線。屬於古代日本的交通主幹道。

1464年6月，山名家主力數萬人即抵達京都附近，在管領斯波義廉率領下分頭對東軍進行反攻。雙方的戰場從京都的東北面一直延伸到城南，戰況也非常激烈。由於長期有利於歐亞大陸的戰爭對抗之外，15世紀日本的大規模戰爭水平非常有限。兩軍基本都靠大名與帶頭武士作戰。普通步兵的地位非常次要，幾乎降格至可有可無的地步。除了武器的騎射單挑與步戰廝殺，兩軍也都缺乏大規模的進攻首都，最後便不約而同的使出大範圍縱火戰術。這導致火勢從北面的船岡山一直延燒到京都的二條大街，繁榮數百年的王城化為一片火海。但因為水平過於接近，終究是誰也制服不了對方。

到這年8月，西軍的大內政弘又率領七國的10000部隊增援京都前線，終於在船岡山一帶擊敗了東軍的大將武田信賢。但在被稱作是“應仁之戰的決定性戰場”的相國寺，雙方依然投入了全部兵力舍死一搏。儘管戰場上屍橫遍野、血流積潭，卻沒有任何一方取得壓倒性的優勢。誠然，東軍在整體格局中仍然被強勢的西軍所壓制，但西軍既沒有能力給予敵人致命性打擊，也不能使用武力讓對方在政治上有所讓步。

影響深遠

當雙方在京都附近僵持不下的時候，大批原先潛伏在大名陰影下的勢力也趁機崛起。由於大名都在京都附近停留交戰，留守地方的家臣團和地方村民自治體就可以拓展自身影響力。加上大名們因戰爭持續而財政吃緊，就必須在人力和物力上更加依賴地方。結果是不得不低頭來對家臣和國人讓步。

另一方面，在應仁之亂中遭受沉重打擊的室町幕府權威再也未能振興。這讓各地大名可以擺脫中樞的控制，專心治理本地領地。從而逐漸從被幕府指揮的守護大名，轉變為割據一方的戰國大名。

當然，在應仁之亂中受到打擊的還是聚集在天皇和將軍附近的公家勢力。由於戰火，貴胄們的宅邸都被焚燒一空，世襲官僚在地方上的莊園和田產也被各種勢力掠奪殆盡。加上交通堵塞，地方稅賦開始不能順利入京，官僚的基本俸祿便難以保證。有許多公家被迫離開京都到地方避難，也有人為了生計出賣世襲官職。

在公家勢力沒落的同時，京都附近的商人卻開始拓展自己的影響力。就像十字軍時代的威尼斯商人那樣，他們為交戰中的東西兩軍提供各種便利。包括以高利率借貸軍費，負責籌措軍隊所需糧草，並承辦大名和將軍的各種宴席娛樂活動。通過這些商業活動而獲得厚利的商人，打造了後來在戰國時代舉足輕重的京都商業圈。

此外，為了擴充軍隊，大名們不得不爭相僱傭以前看不起的足輕。這個群體在戰場上的概念，類似歐洲中世紀晚期流行的僱傭兵，他們沒有武士的身份，僅憑一身勇武為僱主們效力。就和歐洲同行一樣，足輕還是燒殺搶掠專家，但也有少數人憑藉戰功躍升為武士。正是在應仁之亂這個特殊時期，讓他們的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

應仁之亂的長期對峙，也讓細川勝元和山名宗全先後耗盡了生命。1473年，兩人相繼死亡，戰亂多年的日本似乎終於要見到和平曙光。早就厭惡戰爭的足利義視，曾經兩次從擁護他當將軍的東軍逃走，到西軍一方躲避。最終也不可避免成為形同虛設的幕府將軍替代品。足利義政則利用自己僅餘的政治影響力勸退足利義視，並以自己隱居為條件，換取兒子足利義尚的登位。

由於將軍職位的塵埃落定，東西兩軍的對峙完全失去了意義。細川勝元和山名宗全的後人們締結了和平協議，各個大名也陸續從京都撤退。擾亂整個日本長達十餘年的應仁之亂就以這樣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方式迎來了結局。但動亂期間造成的破壞已無法癒合，更為激盪人心的戰國時代也隨之開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