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毅平丨跟蒋天枢先生读书

蒋天枢先生

*本文摘自邵毅平《中国古典文学论集》（第二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中国古典文学、东亚古典学。

这里，侧重谈谈我是怎么跟蒋天枢先生读书的，以见蒋先生为人治学风范的一个侧面。

1977年恢复高考，我也报考了，并侥幸考上了。说侥幸，是因为恢复高考第一年，全国有五百七十万人报考，仅录取了二十七万人，录取率不到考生的百分之五，更不到整个十一年上亿中学毕业生的千分之三。不过当时我考上的不是复旦，而是另一所有点特别的学校：“文革”中，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范大学）和上海教育学院等院校合并组建成“上海师范大学”，我当时就是以它的名义录取的。但录取以后，它们又分开了，全部恢复了原来的建制，我落到了上海教育学院。它没有本科教育，只有两年制的专科，校舍借址军工路上的上海水产学院（现上海海洋大学，当时尚未复校）；后来听说又改成了三年制，发的却是“上海师范学院”的文凭……情况真的是很混乱。但后来的事情都与我无关，我没读到毕业就离开了。仅仅读了一年以后，我报考了复旦的研究生，到复旦来跟蒋先生读书。当时的政策比较宽松，我是以“同等学力”考过来的。复旦与我有类似经历的人很多，有本科学历的都是“文革”前毕业的，我们叫他们“

我之所以选择读蒋先生的研究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可能就是一种缘分吧？当时复旦中文系的老先生们都健在，但我是从“文革沙漠”中过来的，并不了解老先生们的具体情况。不仅是复旦的老先生们，我初见蒋先生的时候，他问我：“你知道的当代史学家有谁？”我说：“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他问：“你知道陈援庵先生吗？”我说：“不知道。”他又问：“陈寅恪先生你知道吗？”我说：“也不知道。”惹得他大为生气，差点把我赶走。当时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蒋先生的情况也是以后才了解的，报考的时候真的知道得不多。那时既没有网页的介绍，也没有任何的宣传资料，所以不是因为看重名气什么的，就是想跟一个老师好好读书。报考前，我曾征询过刘衍文先生（当时他正执教于上海教育学院）的意见，他说：“只要考得上，都好！都好！”我当时之所以报考先秦两汉文学专业，是因为觉得读中国文学应该从头读起，说起来也是一个很无知的想法。

我是从19

我原先跟蒋先生读的是先秦两汉文学，后来跟章先生读元明清文学，再后来又对东亚文学关系产生了兴趣，人也到了比较文学教研室。但其实我自己的研究路子始终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研究方向和教研室而已。国外学术界有一个说法，说基本上以十年为一个周期，学者的学术兴趣会发生转移。现在看来，我从1979年进复旦读研到现在，前后三十余年，差不多正好就是三个周期。第一个十年，做的主要是《论衡》研究；第二个十年，主要做中国文学中的商人形象研究；第三个十年，主要做东亚文学关系研究——尽管目前还没有什么像样的成果。

我们读研时也要求学第二外语，我一外是英语，二外选了日语。学了一年，觉得蛮有意思的，就继续学。毕业后留在复旦，借住在学生宿舍里，每天就跟日语专业的学生一起上课，跟了两三年。我从来没有关注

蒋先生指导研究生的方法不是讲课，而是指定一些基本的原典来读。在我们的“培养计划”上，写的不是需上什么什么课，而是需读什么什么书。文字、音韵、训诂类有《尔雅》、《说文》、《方言》、《释名》、《广韵》等，文史类有《诗经》、《楚辞》、《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诸子类有《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指导方式”栏则写着“阅读与辅导”。我想，这也是蒋先生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其他老先生也有采用类似方法的）。跟蒋先生读书，最大的好处就是读原典，而不是从空头理论、概论之类东西出发。这也是我觉得最受益的地方。

我们隔周一次上蒋先生家里去，读书中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他请教，由他来解答，或指示我们去找什么书。虽然他不是用上课的方式，但因为每次见面时，我们要汇报读到什么地方，发现了一些什么问题，所以就不能够偷懒（其实也不敢偷懒），所以一直比较战战兢兢。当时也不是很懂，但后来慢慢发现，从做学问的角度来说，读原典是最重要的，上课反而不是很重要。后来我越来越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打基础的方法，所以我现在也尝试对自己的研究生采用这种方法。我们读研的时候，因为人数很少，培养目标就是学术的、专业的人才，就是要接老先生们班的；不像现在，除了学术外，还有各种别的目标。当时学校也不要求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我们的情况毋宁说正好相反，蒋先生一再关照我们，不要随便发表论文，而是要多读书，把基础夯实。当时同学间还流传一种比较极端的说法，就是不要在五十岁之前发表论文。

我们当时读古代文学，是从小学和文献学，也就是文字、音韵、训诂学，以及目录、版本、校勘学入手的。蒋先生对我们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要我们读没有标点的古书，二是论文必须写繁体字。这不是“语言文字法”的问题，而是因为你的专业就是这个。我之所以还认得几个字，就是因为蒋先生的关系。蒋先生还有一个要求，要求我们写毛笔字，可我始终没能做到。蒋先生那时就说，你不会写毛笔字，以后要后悔的。现在我果然很后悔，尤其是在出席学术会议，要用毛笔签到的时候。

跟蒋先生读书，首先要有一个好的版本。蒋先生自己的藏书上，都是用蝇头小楷做的校勘记，一丝不苟。蒋先生的字特别漂亮。他只是为了自己读书方便，而不是为了出版而校对的。还不只是一个版本的校对，而是用各种版本校对，每一种版本的校勘记，都用不同颜色的蝇头小楷写，有黑的，红的，绿的，蓝的，我都忘了一共有几种颜色了。现在蒋先生的藏书都保存在古籍所里，里面有许多他的精校本。我开始做《论衡》研究的时候，手头没有什么好的版本，就用“文革”期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白文本，蒋先生把他的那个线装书借给我，上面有各种色笔的校勘记，我就把它们全部过录到我的白文本上。我的这个白文本虽然买来时才几毛钱，但是现在应该是“善本”了，因为上面过录了蒋先生的校勘记，以及蒋先生过录的刘盼遂先生的校勘记。这是蒋先生对研究生最基本的学术训练。虽然读原典又是要讲究文字音韵训诂，又是要讲究目录版本校勘，看起来好像很慢很没有“效率”，但只有经过了这样的训练，你的研究才能靠得住。

近年来我出版《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论衡研究》（国内修订版）等书，跟出版社签约之后，一直到交稿，都各花了差不多六个月时间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把其中的每一条引文，都根据较好的版本去重新核对一遍——现在的聪明人，花六个月都可以写一部书，或者完成一个科研项目了。虽然这都是死功夫，外表是看不出来的，但内行一眼就会发现，你的材料是靠得住的，还是转引、乱引的。我在书的后面都附了引用书目，每一种书都列出了我所用的版本，因为不同的版本文字是不一样的，这样，后来的人用我的书就方便了。有关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蒋先生教我的。

蒋先生是楚辞学大家，先是有《楚辞新注》①，后修订增补为《楚辞章句校笺》②，加上《楚辞论文集》，两本不厚的著作，成立了一家之言，奠定了蒋先生在楚辞学界的地位。蒋先生曾让我抄写过《楚辞章句校笺》的部分书稿。那时没有电脑，没有复印机，得用复写纸垫着抄写（就像开手写发票），这样就可以一式多份。但一笔一画都要用力，方能“力透纸背”，让下面的稿纸也显出字来。在那个过程中，我练了字（但现在已经退步了），了解了各种繁体字、异体字和古字，最重要的是熟悉了楚辞。抄过不抄过，感觉是不一样的。我想这也是蒋先生对我的训练吧？另外，在蒋先生的指导下，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楚辞论文集》的书评。本来也是不敢写的，因为是某刊物的约稿，征得了蒋先生的同意，原稿又经过蒋先生的“朱批”，所以才敢涉笔并发表。③不料，就是这篇仅有的书评，还被人用化名抄袭了去！④蒋先生地下如有知，该会如何地生气啊！

左：《楚辞校释》；右：《楚辞论文集》

蒋先生的治学方法对我影响很深，虽然我及不上老师的学问万一。我给复旦文基班的同学上《中国古典文学》课，一学期每周四课时的课（等于就是一学年的课），我带他们一起细读原典，只读到汉代课就结束了。后来我听说蒋先生当年上《尚书》课时，讲得非常仔细，几句话就可以讲几个星期。那是“文革”以前的事了。在这一点上，也许我无形中还是受了蒋先生的影响吧？在这方面，复旦的大环境非常宽松，给了教师自由发挥的空间，不会用“教学进度”之类的来卡你。

蒋先生是一位非常认真、严格的老师，所以学生们一般都很怕他。但我觉得蒋先生并不特别讲究“师道尊严”，对我们也从来没有过“礼节”方面的要求。我们敬重蒋先生，是因为敬重他的精神和学问，而不是出于“礼节”之类的考虑。我记得学生时代，经常有在老师家里喝茶、吃饭的经历，但是从来没有过送礼、请老师吃饭的事情。我第一次去蒋先生家拜年，带了个小小的水果篮，蒋先生都坚决不收的，说你们现在花爹娘的钱，我怎能收你们的东西呢？

蒋先生对陈寅恪先生是非常敬重的，坊间流传有许多这方面的逸事。但大家可能都忽略了，蒋先生敬重陈先生，并不只是出于一般所谓的弟子之礼，而是出于对陈先生人格、学问的深刻认识，认为陈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托命之人。正如章培恒先生说的：“自然，蒋先生对陈先生十分敬仰，但这种敬仰首先不是由于陈先生是自己的老师，而是由于作为自己老师的陈先生是一位坚持独立人格的、忠于学术的、从而也才是真正忠于自己民族的杰出的学者。”⑤同时，越到后来，也越可以看出陈先生信任蒋先生，把他作为一个学术上的知己和传人。陈先生非常看重蒋先生的人品、学问，把自己的名山事业都托付给了他。即使父子、朋友、亲人，能做到这一步的都很少。他们是骨子里真正的同道者，发自内心的敬重和信任，那种关系，很像古代的知己之士，生死之交。

左：《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右：《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

蒋先生那么敬重陈先生，但他自己的学术道路，却并不完全按照陈先生的路子，而是有自己个性的体现和独立的选择。比如说蒋先生特别喜欢楚辞，但陈先生恰恰对楚辞别有看法。1964年，蒋先生再下广州，看望陈先生。陈先生问起蒋先生目前所业，蒋先生答以楚辞。后来的谈话中，言及《资治通鉴》，陈先生就说了这么一句：“温公书不载屈原事。”陈先生是史学家，极为看重《资治通鉴》，蒋先生当然明白老师的意思，说陈先生“实以砭枢”。但蒋先生从小喜欢楚辞，虽“不敢自明其衷曲”，却又始终不改初衷，在楚辞研究方面卓然成家。但反过来，从此事也可以看出，老师是多么地尊重学生，他只是把意见表达一下，不会要求你怎么样。所以，这绝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师道尊严”，而实在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是以传承历史文化为己任的境界。在那样高的层面上，他们学生敬重老师，老师信任学生。陈先生与蒋先生的师弟关系，我觉得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我们做学生的，说到底应该学习老师的精神和学风，而不是老师说什么学生听什么，具体研究什么还是要看各人的兴趣爱好。蒋先生当年跟陈先生就是这样的，蒋先生自己也从没要求过学生必须跟他一样。我除了蔡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是蒋先生命题的以外，后来做《论衡》研究等，都是我自己选择的题目，蒋先生从来不加干涉。又后来跟章先生读博，做中国文学中的商人形象研究，题目也是自己选择的，章先生也完全听之任之。我现在对自己的研究生也是这样。我觉得，具有传承历史文化的使命感，切实学习老师的精神和学风，就是对老师最好的弟子之礼。

章先生介绍蒋先生为人治学的风范说：“蒋先生始终坚持陈寅恪先生的传统，忠于学术，对曲学阿世的行为深恶痛绝。自（19）50年代以来，他没有写过一篇趋时的学术文章，也没有参与过任何一次学术批判；在我的印象中，他甚至没有在系里、校内的学术批判会议上发过言。他的著作，无论是关于先秦的《诗经》、《楚辞》，还是关于清代的全祖望、杭世骏，都是为了发掘出真实的情况，加以描述，此外没有其他的目的。在陈寅恪研究方面同样如此。”⑦凡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学人，都会知道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顺便介绍一下，蒋先生非常不赞成商务印书馆跟中华书局分工，以及上海商务印书馆撤销的事情。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做了那么多有益于保存中国文化的事情，但解放后一下子就把古籍出版的业务划给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这一块业务就消失了，蒋先生觉得很是可惜。另外，以前清华是个综合性大学，有文法理工农五个学院，尤其是文科中的国学研究院，蒋先生曾在那里读过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解放后院系调整时，除工科外都撤消了。“文革”结束后，1982年1月，蒋先生给陈云同志写信，提出清华应恢复文科等学科，办成真正的综合性大学，又提出商务印书馆应恢复古籍出版业务。清华后来恢复文科，蒋先生是首倡者和催生者；但商务印书馆恢复古籍出版业务，则至今没有什么动静。这件事情，反映的同样是蒋先生对传承历史文化的使命感。

有人曾为蒋先生作了一本传记，⑧虽有一些细节上的错误（比如说蒋先生在长海医院去世，其实不是的，他是在华东医院去世的），但作者还是很花了一些功夫的，对了解蒋先生的生平很有参考价值。另外，作为复旦中文系百年校庆纪念事业的一环，我曾指导自己的研究生写过一篇研究蒋先生的硕士学位论文，⑨对了解蒋先生的学术道路可能也比较有帮助。

① 《楚辞新注》为未刊稿，仅有油印本流传。

② 蒋先生《楚辞章句校笺叙》云，该书“以宗叔师而又诤之”，故取该名。现书名《楚辞校释》为出版社方面所改，蒋先生生前未能看到该书出版，所以自然也就无从提出异议了。

③ 关于那篇书评，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当初，那篇书评是应《中国社会科学》之约而写的。能有机会为蒋先生的书写书评，对我来说是一件既荣幸又艰巨的事，所以我化了许多工夫反复阅读原著，仔细领会蒋先生著作的内在精神。写出初稿后又呈请蒋先生过目，蒋先生照例一丝不苟地用朱笔批改，我再根据蒋先生的批改写出二稿……这样经历了好几个回合以后，才形成了最后的定稿，而且，标题由蒋先生亲定为《试论〈楚辞论文集〉研究方法之特色》，所以该书评实也可以看作是蒋先生对自己楚辞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书评交给该刊物后，却一直未见刊用。后来，收到了该刊物的退稿，并附有主编舒芜先生的一封信。原来，是舒芜先生对该书评有不同看法，所以自然就没法在该刊物上发表了。我怕蒋先生生气，没敢把舒芜先生的信给他看。后来，我把书评交给了《复旦学报》，发表在

④ 抄袭者化名“高扬”，抄袭之文题为《论蒋天枢先生楚辞学的历史研究向度》，发表在《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上。抄袭之文所据为收入拙著《中国古典文学论集》（韩国版，亦即本书的“初集”）中的版本，而非《复旦学报》上的那个版本。该拙著国内没有发行，我只将其赠送给复旦中文系资料室等不多几处，一般人不易见到，应为该抄袭者在复旦中文系读博期间所经眼并抄袭。该抄袭者虽利用了一般人不易见到这一点，但还是因为做贼心虚而不敢署真名（其真名已承知情者见告）。另外，《江汉大学学报》方面经我交涉后，已承认误刊抄袭之文，并向我赔礼道歉，却始终不肯在该刊物上公开披露此事，理由是担心这么做会影响该刊物的“声誉”——误刊抄袭之文不影响“声誉”，倒是公开披露此事反而会影响“声誉”？这真是奇怪的逻辑！而拒绝公开披露此事，又与为虎作伥何异？“中国有些大学对学术造假的认识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误区，以为一旦有教师被发现造假，就会严重损害学校的名誉，所以就要千方百计地掩盖事情的真相，不愿做出调查、处理，甚至包庇、维护造假者。对此，我们已司空见惯。”（方舟子快评：清华大学开除造假教授之后http://

⑤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章培恒后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⑥ 章培恒《我跟随蒋先生读书》，载《大学》第1辑，济南，泰山出版社，1998年。

⑦ 章培恒《我跟随蒋先生读书》，载《大学》第1辑。

⑧ 朱浩熙《蒋天枢传》，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

⑨王志彦《读书不肯为人忙——蒋天枢教授传论》，收入《名师名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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