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大帝临终前说：我死在太多医生的帮助下。享年33岁。
普林尼记录了当时流行的墓志铭说：就是那帮医生杀了我。
华盛顿死前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安静地去吧。此前他被灌了大量水银，还被放了2.5升血。
乔治·奥威尔去世前两年一直与一种新药链霉素奋战，他躺在病床上说：我觉得使用这种药物，就好像把船凿沉，来驱赶船上的老鼠。这种有效药物的副作用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杰斐逊开始横穿美国的旅行之前，医生给他准备的物品包括：半磅鸦片、催吐药物、50打以水银为主料的泻药、1磅水银（治疗性病注射用）、50磅秘鲁树皮和2磅用动物油脂、蜂蜡及松木树脂制成的药膏。两个多世纪后，驻地仍能检测到因如厕而造成的严重污染。
医生的形象直到最近100多年才被扭转过来。在这以前，且不论职业医师的水准如何，中国的大部分医生都是科举落地的儒生读了几本医书就上岗了，不过是为了糊口，而西洋的医生则是由理发师兼任。根据英格兰国王的批准，理发师和外科医师在同一个行业工会，所以现在我们在发廊外看到的“红白蓝三色柱”既是理发师的标志，也是外科医生的标志：红色代表动脉，蓝色代表静脉，白色代表纱布。
为什么理发师和外科医生是同一批人？因为那时候的医生只需要掌握三个技能：泻药、水银、放血。如果治不好，那也很简单：开更多的泻药和水银，放更多的血。外科医师拿着刀子能做的事情，理发师也能做。
医学院的学生在学习医学史的时候都能接触很多这类典故。但在牛津大学，有一个学生（后来成了牛津大学医院的主任医师）注意到一些“三板斧”以外的不寻常的现象：
读不同的医学教科书，一本书说安非他命能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家庭医生都乐于开这种药；另一本书说抗抑郁药会致人自杀；第三本书建议孕妇喝点儿吉尼斯黑啤酒；第四本书声称卧床休息可以救人性命，而第五本书却笃信卧床会要了你的命；
还有，在课堂上，教授们就某人是否患有传染病、心肌梗死、癌症或中风各执一词——然后互相论证对方的治疗方法会一败涂地。在病房里，早上查房的高级医生让你无论如何得避开某物，而下午换班的医生则称某物是治疗所必需……
他想从医学史中探个究竟，然后他发现：
古埃及人的记录中有这样的“药物”：生菜是引起性欲的春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医生则是这么记载的：采集园中幼嫩的生菜，据称可以缓解悲痛，但也可能引发癫狂。
这个学生很好奇：难道生菜从古埃及时代之后就发生了突变，或是人体的生理机能产生了变化？
他打算把问题弄清楚。
他首先发现的一个问题是：“医学史”本身就有问题。
怎么说呢？
传统的医学史讲述方法是英雄人物的史诗——一个伟大的人物，在某个时刻发现了某种药物或者发明了某个方法，从而为人类带来了光明。最常见的例子是古埃及人的外科手术。古埃及医生能够给头骨碎裂的病人施行颅骨穿孔术而不伤及性命（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这被医学史专家视作古代外科手术发达的表现。
不过，这个学生发现了事情的另一面：他们也给许多患有精神病、神经性疾病或传染病的患者施行颅骨穿孔术，结果给患者造成痛苦。
什么意思呢？他们的技术确实高明，但他们并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使用这一技术，反而过度相信积极干预。至于背后有什么原理，不知道。
再以他们的药方为例。医学史专家发现古埃及人的药材清单里有柳树，很兴奋，这可是制造阿司匹林的原材料，古埃及人已经如此了得了么？然后又发现埃及人的一份药方：用柳木与无花果、椰枣、啤酒混合，可以“让心脏更加美好”。——虚幻的疗效。
苏美尔人会在伤口上包敷药膏，原料主要是酸性物质和草药，还包括盐、油、杜松子、啤酒、葡萄酒、泥巴和动物脂肪。其中有些物质能有效杀死细菌，例如盐和强酸强碱，但同样也会杀死人体细胞。古代人非常迷信复方制剂，就是把一堆材料混在一起做成药，至于药物是怎么发生作用的，不知道。
这类复方制剂常用的配方原料如下：木虱、人头骨、所谓的独角兽角、珍珠、蛇和动物内脏。
盖伦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医学家，他的学说统治了欧洲1700年，还传播到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他很自信地宣称他的著作记录了那个时代能找到的所有药物。那么，他掌握了哪些药物呢？
催吐药——能让人呕吐，但呕吐在什么情况下会带来好处呢？
泻药——对便秘有用，但在别的方面就几乎没有价值，在治疗传染病时，其作用就与放血、催吐一样，让已经脱水虚弱的病人进一步脱水虚弱。
利尿药——常常被用于急性病，比如外伤或感染，使原本就很糟糕的病情继续恶化。
发汗药——人们相信毒素会随汗液排出体外，但他们错了，随汗液排出体外的是盐分和液体，而这二者对于病人来说都至关重要。
盖伦记录的药并非“假药”，而是他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催吐药、泻药、利尿药、发汗药用来治疗任何疾病。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古代再高明的医生也不了解药物背后的原理和医疗实践到底有何凭借，到底是某种疗法治好了病人，还是因为医生帮助病人避开了更有害的疗法使得病人痊愈？不知道。
结果就是，公元2世纪，古罗马人已经建造出伟大的引水渠和体育工程，伟大的医生盖伦建议使用呕吐剂和泻药治疗疟疾，如果不见效，就用水蛭进行放血疗法；
到了20世纪初，爱因斯坦已经提出相对论，飞机也已经飞向天空，哥伦比亚、约翰霍普金斯这样的名校医学院学生还在学习盖伦列出的无效药剂，以及用水蛭进行放血疗法。
17世纪教廷认可的官方药品清单《罗马药典》收录了上百种药物，可惜没有一个是有用的。这时候继鸦片之后第二个超级明星药物出现了：西班牙人从南美带回来的金鸡纳树皮，以及另一种相近的植物：奎宁。
奎宁是用来治疗疟疾这种传染病的，是由一种寄生性的疟原虫引起的，它的表现症状很明显，就是病人一段时间发冷，一段时间发热。人们发现磨成粉末的奎宁吃下去之后，烧就退了，疟疾也没了。1651年，这种药物正式进入《罗马药典》，风靡全欧洲。不过，在英国却是个例外，有人发烧，服用了奎宁之后，死掉了。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国，意识形态色彩浓厚，认为这是“天主教的阴谋”，于是这种药在英国成为非法药物。
后来有人偷偷引进了这种药物，加上玫瑰叶、柠檬汁和混合了所有原料的葡萄酒组成了一种“神秘药方”，宣称“由四种植物制成，两种国产，两种来自海外”，为的是不让人知道其实就是违法药物奎宁，其中起作用的也只有奎宁。这名医生的推销大为成功，查理二世重金聘请他为医师，并且赐给骑士爵位，并让他透露到底是什么药物这么有效。那医生回答：耶稣会士树皮（英国人对奎宁的称呼）。查理二世大为惊骇：这药早就已经明确禁止使用，为什么以前害人的药物，现在这么有效呢？
那医生回答：这种药的效果只有国王才配消受。
那么问题来了，发烧的英国人吃奎宁为什么会吃死呢？那时候的人同样不懂得这个药物的原理，他们认为奎宁能治好疟疾，是因为奎宁能够治好发烧，治好了发烧就是治好的疾病，发烧才是疾病。后来的医学家知道，奎宁能治好疟疾是因为奎宁中的药物成分可以杀死疟原虫，不是给身体降温，而发烧，不过是身体对抗疟原虫时候的一种本能反映，不是疾病。所以把奎宁当作退烧药来使用，就跟盖伦用催吐药治疗外伤是一样的，只会让人更加虚弱。
18世纪还有一名英国医生爱德华·斯通，发现了柳树皮可以退烧，而退烧就意味着病好了。这样英国人就不用依赖进口的奎宁来治疗疾病。这个发现，连同德国人在煤渣中的新发现，引出了药物历史上的大事情——抗生素。
不过，抗生素的事情先打住。回头看看这个学生考察了历史上的药物之后，他都收获了些什么。作者关心药物的故事：为什么人人都喜欢鸦片，为什么奎宁在英国成为禁药，为什么抗生素那么晚才出现……作者还关心另一个层面的事情，就是药物背后的医学实践和认知方式。
古代医学实践中长期流行一种“形象学说”，这是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发展出来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外部形象可以决定内在作用，用在药物领域，则指植物与疾病间的相似性可以证明其治疗能力。黄金可以治疗黄疸，因为二者都是黄色；长得像睾丸的花可以治疗性病；蓟刺能治愈体内的刺痛。
为什么没有人对这种理论进行检验呢？有，但是那个时候人们反驳“科学方法”的理由和现在的江湖术士是一样的：科学，就一定对么？
时间很漫长，代价非常大，比研发药物更艰难的是科学方法的推广。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提出“实验”的思想。他说，哲学无法告诉你蜜蜂如何飞行，或者一个人有几颗牙齿。要知道这些，你就得去研究蜜蜂，或者叫一个人张开嘴，清点眼前所看到的牙齿。这在我们看来，属于基本常识。
那么，医生在药物的领域，不更应该反复进行实验，以确认疗效吗？
弗朗西斯·培根用“实验”进行检验，比如白雪能不能用来保存肉类，受寒去世。和培根同时代的医生威廉·哈维相信“实验”多过相信传统，进行解剖，发现了人体的血液循环。人们第一次知道是心脏在推动全身的血液循环，给人输送养料。
这种怀疑的精神是现代科学兴起的标志。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格言就是“勿信人言”。有一个有趣的例子，17世纪英国医学家托马斯·西德纳姆（波义耳和洛克的朋友）有一个他认为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不开药。因为那时候医生开出来的药不是呕吐药就是泻药。他认为，经过深思熟虑的不作为往往是最佳选择。
他说，我就是靠什么都不做，才有效顾全了病人的安全和我的声誉。
他有一位知音，19世纪最受欢迎的医生之一，加拿大的威廉·奥斯勒，他的著作《医学原理与应用》在20世纪初期非常畅销。他说，医学进展很大，但医学干预能力很低，很多干预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所以提醒医生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洛克菲勒基金会响应奥斯勒的观点，设立医学基金专门就一些不确定的问题进行大量临床研究。
因为，直到这时候，医生还是相信这种主流的治疗方法：放血。这是明确写在1920年再版的医学教科书里面的治疗肺炎的建议：对于原本强壮健康、刚刚染上疾病而病势凶猛伴有高烧者，放血是很好的做法。
医学的每一步进展都来得比其他学科更艰难。
以产褥热为例，说明为什么错误的观念比错误的方法更能害死人。
产褥热是当时产妇死亡的首要原因，这种伤口感染是在产妇生完孩子后，细菌侵入子宫的破损黏膜所致。当时一位杰出的产科医生查尔斯·梅格斯（Charles Meigs）说道：“医生都是绅士，绅士的手是洁净的。”1843 年 2 月，有一名医生霍姆斯协助提出了产褥热实际是由医护人员传染给产妇的观点。他并不是第一个留意到这种病主要是由医生传播的人，但他首先公开发表了这一见解。像梅格斯这样的医生完全不在乎这样的观点。
就在1847年，维也纳总医院的塞迈尔维斯已经提议医生在产科手术前用次氯酸钙溶液洗手，并且以对比数据证明了这一点。结果是没有人听他的，并且觉得他的思想很危险，违背了流传上千年的体液学说。后来这个医生被关进了疯人院。不过，直到巴斯德和科赫用无可争辩的研究指出细菌的运作原理，医学界才在产房普及消毒水，就是让医生在为产妇施行手术前洗手。这已经是19世纪末的事情了，如果不是自大的心态，本来很多死亡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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