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珩先生和妻子吴丽娱女士对门而居，各自“坐拥书城”。她的那一边是书山字海，冗杂无章，学者治学耕读的常态；他的这一边则归置考究，典丽清爽，带锁的红木书柜、紫檀小桌，笔墨纸砚在案牍上一溜儿排开，墙上挂着一幅纪晓岚的字，和祖父赵世泽59岁时手书的一卷遒丽的行书《兰亭序》。

赵珩谦称自己不是藏书家，买书皆是为了阅读，但也有一些稀罕的本子，拿出来与我们欣赏。他嗜读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手中有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京梦华录注》，首印1600册，上有邓之诚先生题赠，钤“邓之诚文如印”和“彀外堂藏书”两方钤印。还有一套祖父赵世泽收藏的清初《绣像本第六才子书》，以“金镶玉”装帧，内附木刻插图，所绘莺莺像风姿绰约，令人赞叹。

赵珩出生于阀阅之家。曾祖父赵尔丰是清末的驻藏大臣，署理四川总督。从个性上讲，赵珩更像祖父赵世泽。因时事动荡，这位赵九爷做了大半生寓公，博学多才，风流倜傥，雅好收藏历代文人书画和碑帖。赵珩至今还保有祖父的部分碑帖收藏，《宋拓房梁公碑》的珂罗版拓片、汉碑《甫阁颂》较早的拓本、《翁覃溪考订停云馆晋唐小楷》等等。

这个不大的房间，既是书房，也是会客室，时时高朋满座，思接千载，谈笑生春。聊着聊着，赵珩先生突然吟起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告诉南都记者，这间书房既无“丝竹乱耳”，也无“案牍劳形”。“只不过有时候来不少客人，从二十多岁到八十多岁的人，形形色色。”来的人既多，话题也就宽阔，京城旧事，掌故民俗、诗词戏曲、书画碑帖、美食邮票……天南海北无所不包，像赵珩自己的爱好一样广博。

赵珩

生于1948年，北京人。作家，原北京燕山出版社编审、总编辑。著有《老饕漫笔》、《彀外谭屑》、《旧时风物》、《百年旧痕》、《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等。近著为《二条十年（1955—1964）》。

【访谈】

南都：讲书房，我们从您父亲赵守俨先生的书房讲起吧。您小时候大约有很长的时间是在父亲的书房里度过的？

赵珩：我祖父的书房我没去过，因为我一岁多的时候祖父就去世了。我父亲的书房一个阶段是在东四二条，一个阶段是在翠微路，后来我们就生活在翠微路，在二条的时候寒暑假我也生活在翠微路，所以对我父亲的书房比较熟悉。

我现在有一部分书也是我父亲遗留下来的。这些年我们夫妇的书应该说更多。我现在不大买书，主要是人家送的。我小时候父亲的书房，在今天来说，他的书比我的少多了。二条有一个他不用的书房，被我占据着。翠微路的书都是他手头用的比较多，而且是很好的书。

我喜欢在寒暑假的时候在他的书房里头瞎翻，什么东西我都翻。最小读不了多少文字的时候，我就看一些画册。甚至我老祖母那里也有一些画册。她那儿有一本画册是讲吴哥的，黑白的印刷成发黄的颜色，老照片讲吴哥，封面的皮很讲究，完全用真的蟒皮做的。我从五六岁、六七岁就知道世界上有个地方叫吴哥，而且看了那个画册以后，我非常向往。照片中没有人物，吴哥的殿堂都是废墟式的，拍得很深邃。我特别神往那个地方，它甚至出现在我梦中。十年前终于去了。

在我父亲的书房，我读书是取我所需。比方说我喜欢看岳飞的故事，当时邓广铭先生有一本《岳飞传》。可是《岳飞传》讲的又不是岳飞的故事，它是一些研究和考据的东西。由此及彼，我就要看笔记，王明清的《挥麈录》，南宋初年的抗金的情况，很多东西我都是从《挥麈录》里去看的。比如说我喜欢看《水浒》，我就去看《大宋宣和遗事》，那是最雏形的《水浒传》，从这我又去看一些《水浒》和《荡寇志》涉及的水文地理 ，包括后来看余嘉锡先生的《宋江等三十六人考》。看书最开始都是从自己所需的展开，然后面越来越大。

我愿意看笔记类的东西，它读一段是一段。中国的笔记基本上分为三类。一类属于史料笔记，属于半野史性质，补正史之不足。一类属于读书笔记，读书笔记是最深的，比方说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还有一类笔记是属于社会生活笔记，像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以及邓之诚先生延伸的《东京梦华录注》。这三类笔记里，相对来说我喜欢读两种，一个是史料笔记，一个是社会生活笔记。因为读书笔记相对来说比较枯燥一点。

读书庞杂 锺爱张岱

南都：在父亲的书房里，除了读笔记，还读一些什么书？

赵珩：小的时候对于历史必须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轮廓。像《纲鉴易知录》这种启蒙的书我父亲没有。我老祖母那儿倒有一套《纲鉴易知录》，起码有一个轮廓，哪朝哪代，哪个皇帝挨着哪个皇帝，这我从小都说得清楚。从汉一直到清，哪个朝代是用哪个年号，这种东西在脑子里基本都有。

所以我读书非常庞杂。像外国文学的、艺术类的、历史类的、文学类的、诗词我也读了很多。那时候的一些选本，像《唐诗选》《宋词选》这些选本读了很多。后来开始读了一些集子。我父亲当年存了一些始印本的集子，因为石印本也不值钱，包括唐人、宋人的一些集子，也包括像王国维关于戏曲的。王国维对元杂剧有一句话评价：“足以当一代之文学”。方方面面，什么乱七八糟的书都读。

南都

赵珩：我母亲的书都是原文书。现在还有。我也没地方放，我也没地方处理，我和内子我们俩都不搞外文。都是英文书，包括一些版本还不错的。比方说托马斯·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这些早期原版的本子都有。外文书我也看不懂，小时候拿它来摆成小兵人的城市，一摞一摞的。

南都：您还记得父亲的书房是个怎样的空间吗？

赵珩：那时候书房最突出的就是有一张特别大的书桌。这书桌是两面可以坐人。因为它是一面怼着墙，两面都是空的。我父母各坐一面。上面大玻璃砖垫着绿色的绒毯。原来有一个灯，非常好，是个瓶子做的，上面画着一个古希腊的拉弓射箭的人。

那个时候书房还有一些空间，挂着字画。我记得在一张半圆桌上挂着董其昌的一幅中堂，现在我还有，一个五言绝句，“春风二月时，道旁柳堪把。上枝拂官阁，下枝通车马。”

在书房里，可能个别书锁起来不让我看，不宜小孩看的，比如明版的《金瓶梅》，后来烧掉了。还有比如说英文的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放在外面的书能读的我就读。笔记读得很多，像《能该斋漫录》《容斋随笔》《履园丛话》这些，都会翻看。尤其我比较喜欢晚明张岱的东西。因为张岱是一个有多方面爱好的人，白化文先生写过一篇《老饕漫笔》的书评，把我比作张岱，发在报纸上。张岱的散文，最熟悉的《陶庵梦忆》，还有一些跟史有关系的，像《石匮书》《石匮书后集》这一类我也读。

赵珩祖父赵世泽手书的工尺谱。

隆福寺和东安市场的书店

南都：在北京，您有没有特别爱去的淘书的地方？

赵珩：那时候，琉璃厂很远，我没有去过。我家对面是隆福寺，隆福寺在我小时候还有三四家书店。后来就剩了一家，叫“修绠堂”。台阶儿很高，今天人老说“丰年灌肠店”，就离那个位置不远。后来那块整个拆掉了，西面才盖了丰年灌肠店。

高台阶儿要上四五道，很高，在那个时代，五六十年代，没有人买线装书。那个店冷清的不得了。它天天还要拿掸子把书掸掸灰，店员都闲着没事儿打哈欠或者在那儿睡觉。有个小孩去了以后，愿意问他知识，什么经史子集，包括一些版本，哪是鱼尾、哪是书眉，反正闲着没事儿，小孩愿意请教，他们就讲讲。当然后来他们公私合营以后，变成中国书店。我喜欢北京史的那些东西，也通过他们淘过书。当时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很薄的一个小本儿，是夏枝巢的《旧京琐记》线装本，就是通过他们给我淘来的。

东安市场的书店我也喜欢逛。东安市场的书店有几种。一种是中国式的书店，还有一种是新书的旧书店，普通的平装书，只是旧了，被人家卖出来的。这一部分的书呢，包括一些苏联小说，因为人家看过了，卖出来价钱还便宜，比如原定价是六毛五，可能卖出来是两毛四。还有一些旧杂志旧期刊我比较喜欢。在当时，五六十年代，甚至三四十年代美国的Life，Time，Newsweek，都在这个书店能买到。还有一些旧的，比如说红豆馆主溥侗编辑的《国剧画报》。还有一些摄影的东西，比方说中国最老的摄影家，最后去世的时候都快110岁的郎静山的摄影集，我也买过。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乱七八糟的书。

王府井比隆福寺要杂。卖洋文书的只有两家店。一个叫中原，一个叫春明，我们讲《春明梦余录》，春明代表北京。上海叫春申。这些书店我不进去的，是我母亲她们去。因为没一个中国字儿，全是洋文书。后来我和它的一个最年轻的伙计在文物局同事，我还问过他很多春明、中原的旧事。那个时候他们是卖洋文书的。那些伙计呢可能半通不通的，懂得点洋文。可能原著作者的名字是谁，比如狄更斯、哈代，这个他们认识。或者有一些法文翻译成英文的，比如乔治桑、莫迫桑，他们也认识。

两侧是书店，中间是摊位。摊儿上就是比较便宜的东西了。旧杂志，包括当时比较出名的，一个叫《新观察》，一个叫《旅行家》。这两本杂志是我比较喜欢的。尤其《旅行家》，过期的当时二分钱、三分钱一本，正式出版物是一毛五、一毛二左右。我就喜欢买《旅行家》回去看。《旅行家》主要是中国各种地方的旅行游记，偶尔有一点印度、俄罗斯。

我小时候所谓的书房兼卧室里面，永远有两张地图。一是中国地图，一是世界地图。实际上，地理知识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中国人说“左图右史”，图与史是互相映证的。所以我小时候看地图，我到现在敢说我可以背默着画大概的世界地图，哪个国家在哪个位置，不能那么准确，基本差不太多。五大洲或六大洲，谁在哪个位置，哪个国家挨着哪个国家。中国地图就更甭说，哪个省我都能画得比较准确。我一天到晚对着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看，为什么说哥伦布那时候的管加勒比地区叫西印度群岛，因为他误解为西印度群岛，实际上是中美洲的岛屿。我的史地在上学的时候永远是非常好的。数理化是非常非常差的。

什么东西放哪儿有一定之规

南都：后来您自己拥有的第一间书房是什么样的？

赵珩：改革开放，条件好了，也谈不上书房，我住在和平里的时候，卧房书房全在一块儿。反正是卧房里有点儿书。到今天我们俩才各有一间书房。我这书房也是客厅，来人比我看书多。我一向是不好好读书，读书不求甚解的。我读书不像她，我们对门儿那位真是一天十四五个小时在工作、在读书，是非常用功的。她是学院派，读书跟我是不一样的。

南都：您的书房陈设有什么讲究?

赵珩：这个书房，前些日子在天津百花文艺出了本小书，叫做《文心雅韵》。书出来以后，把我请到天津去做了一次讲座，讲中国古代的文人生活，琴棋书画，诗酒茶花。我说这里边我能讲的最多有三四个。酒我不会喝酒，茶呢很一般，我就爱喝很俗的茉莉花茶，诗呢我知道怎么作，也没有什么才气，花我是种一棵死一棵，琴呢不会弹，画呢不会画画，字能凑合会写几个字而已。

在我的书房里，什么东西放哪儿有一定之规的。我跟我太太为什么得分着书房？她那儿杂乱无章，我这儿找哪本书我基本能找得着。因为我就是形象思维的人，我这书桌什么样，什么东西只要你给换一位置我马上能知道。

这个书房我也就是会会客，没有刻意地去布置。生活没必要去营造。该是什么样什么样，自自然然地去生活。我是比较热爱生活的人。我太太也说了，每到不同年节，换什么样的花儿。普通的节日或是谁过生日，可能我买些洋的花儿，比方说剑兰、百合，马蹄莲、康乃馨什么的，但到了春节，我基本上不用这些花，都用水仙、红豆、金桔、腊梅。我有两个年轻朋友，专门为我培植水仙。一般到了腊月二十七八，他们知道我也没有培植的能力，只不过是想“不劳而获”，就给我送来即将含苞待放的水仙。从腊月二十七八一直到初五，开得茂盛极了。但红豆要自己去买，那个很贵的，差不多一百块钱一支，但有三支就够了。红豆都是非常红的，要配一支白的银柳。这是春节的时候，一定要中国式的，传统的植物，包括一些香橼呀、佛手呀，我喜欢这个气氛。

文人的书房未必有多么典雅

南都：有没有您印象特别深的老前辈的书房？

赵珩：你们不要臆想老先生家的书房是什么样。第一，老前辈们的生活境遇、他们的遭际各方面都不一定很好。所以家里的书房条件跟我这儿不能比。有的时候书摞得乱七八糟，家里地方也很窄小。说句实话，有我这条件的都不多。别臆想现当代的中国文人的书房有多么典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有很多是在很艰苦的条件下去做的学问。

包括朱家溍朱先生，他家那种凌乱，原来是九吋电视，后来换了十四吋的。他夫人爱看戏，看戏就看十四吋电视。家里的东西乱七八糟的。包括那时候丁聪的书房，后来他在紫竹院的新房子稍微好一点，也到处摞得乱七八糟。苗子先生的书房后来有人帮着收拾，要稍微好一点。王世襄先生也是，搬到了迪阳公寓以后稍微好一点。一开始启功先生住在小乘巷的时候也是条件很差的，后来住北师大工字红楼的时候稍微好一些。包括周有光，活了一百多岁，他的书房也是非常简陋的，不讲究的，也讲究不了。所以我已经在这里很感恩了。我太太也是，原来在楼下饭厅对过有个书房，地儿也不大。现在她“鸟枪换炮”了，现在的书房挺好。

南都：刘禹锡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您的书房里经常往来着一些什么样的知交友人？

赵珩：我这儿既没有“丝竹乱耳”，也没有“案牍劳形”。我已经退休了，哪有什么案牍劳形。我有没那么雅，也无丝竹乱耳。只不过有时候来不少客人，我这间破房子里边，像什么启功先生、朱家溍先生，黄苗子先生、丁聪先生等老先生都来过。我到现在来说，最高的有91岁上我这儿来的，跟你们一样爬四层楼，我这儿没电梯，91岁的是最大的，80多岁不新鲜。现在有一些青年才俊，二十多岁、三十岁的很多，有的水平也很不错。所以我这儿从二十多岁到八十多岁的人，形形色色。我不是跟你说吗，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全有。

有些人见过很多阔人书房的，到我这儿来还感觉不错。比如说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刘芳菲也常到这儿来。她见过多少阔人哪，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但她到我这儿来还说，“您这儿最温馨”。

赵珩新著《二条十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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