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10岁女孩被13岁男孩杀害一事，因属于“未成年犯罪范畴”，再次触发人们对于“少年犯”的争议。目前，从官方的通报来看，因凶手才13岁，未满14周岁，所以，无刑事责任，只能对凶手收容教养。只是，随着媒体的深入调查，关乎13岁男孩作案前后的细节，逐步浮出水面。并且，关于“搭讪家属”，“尾随女性”的行为，触发广泛争议。
坦白讲，按照法理，未满14周岁，并没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所以，只能认定13岁男孩，“年龄小，不懂事儿”。但是，从其案前案后的表现，以及周邻的评价，似乎13岁行凶男孩，早已是个“小大人”。因为，他在案发当天，曾两次与受害女孩父母搭话，这对于一个行凶者来讲，似乎需要极好的心理素质，才能做到。
然而，就是一个13岁男孩，竟然可以如此“淡定”，足以说明，他的心理年龄，足够“成熟”。起码，对于他自己所干的“坏事儿”，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甚至，事发后，他还在班级群里疑似“自导自演，意图洗脱嫌疑”，并且强调“我虚岁14”。这种较为鸡贼的行为，再次让人感到惊诧。不得不说，其过人的心理素质，足以碾压很多“成年人”。
当然，随着事情的扩散，多名住在同一小区的女士反映，曾遭13岁行凶男孩“尾随”（骚扰）。一位20多岁的女子称，曾三次遭到13岁行凶男孩的“尾随”（骚扰），其中一次还拍她肩膀，并且说：“阿姨你长得真好看，我心里就特别紧张”。
这些细枝末节的踪迹，归纳起来，完全超乎想象。因为，从某种层面上而言，这完全是成年人“使坏”的手法。由此，也让人们感受到浓烈的“违和感”。而这与其犯下的罪恶行为“共振”，再次让人们对于法理的处置结果，感到有些愤懑。
是的，关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尺度，已经多次受到人们的质疑。说到底，《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为受害的10岁女孩设定的，而非为行凶的13岁男孩设定的。并且，对于一个行为老成的“少年犯”，到底该如何惩治，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追问的课题。
对于“少年犯”，在界定犯罪责任能力，到底是以“年龄”为界限好，还是以“认知水平高低”为界限好，这是一个需要审慎的问题。甚至，对于一个有过犯罪经历的孩子，他（她）们到底有没有未来，作为旁人该如何宽容，并且如何让他（她）们走向正常生活。这都需要，一一给出答案，并且还要对大社会负责任。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在幼年时期，孩子的认知意识，确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变化。但是，随着孩子长大，意识会疯长。并且，从近十年来看，普遍孩子的成长，比过去要“早熟”。一方面身体的成长在加快，一方面媒介的丰富性，导致认知也在激增。由此，出现“小大人”的现象，也是越来越普遍。
而对于经历过犯罪的孩子，其实，算是一辈子的伤疤，从救赎和打捞的层面看，社会是应该有慈悲心。但是，并不见得，所有“少年犯”都能重新出发，重新生活。这导致，如果救赎和打捞不成功，很可能会对大社会造成二次侵害。而这种可能性的触发，也必须高度重视。
要承认“童年在消逝”，“少年也在消逝”。因为，当大众媒介被普适应用后，就代表以年龄划分阶段的尺度，已经不那么准确。所以，当一个13岁的男孩，开始上演“淡定杀人”，“挑逗尾随”的时候，就代表，13岁只是一个生理年龄的指标，而对于心理年龄来讲，似乎早已失去效用。
如尼尔·波兹曼所说：“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儿童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是的，我们已经走向新的人生划分阶段：一端是婴儿期，另一端是老年期，中间我们可以称之为“成人化的儿童”。
所以，这对于“少年犯”的认定来讲，是要更加审慎的。因为，对于一起恶性案件的处置，不仅关乎受害者的感受，也关乎大社会的安危。因为，在一个以惩治为尺度的社会中，惩治本身必须要严厉把关，要不然，就会让更多恶念肆意妄为。
由此，对于一个有违“少年感”的行凶者，如果被“免死”，“免罚”，意味着法理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漏洞”的。因为，对于行凶者来讲，他（她）们的恶可能早已酝酿，即便可能有外界的触发，但是人性本身的恶念，却是植根骨髓之中的。
而作为大社会的慈悲，一定是为保护受害者而发的，而对于行凶者，最好还是更为严苛一些。因为，我们在足够宽容行凶者的过程中，就意味着给大社会的未来，埋下隐患的种子。并且，我们也不知道，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少年，能不能在三五年之内，消解邪念，回归正途。
所以，关乎“少年犯”的治理，这真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课题。对于行凶者来讲，就算未来真的改过自新，但不见得大社会就能完全接纳。因为，无论是任何人，都不愿意跟一个“杀人犯”接触。即便，“过失”已经“过去”，但是“隐患”却还是触目惊心。
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经不起伤害，也经不起折腾。10岁女孩的殒落，意味着她所属家庭的长期灰暗。13岁男孩的恶行，同样，意味着他所属家庭的长期灰暗。并且，还会遭受更多的道德谴责。尤其，在一个“子不教，父之过”的道德氛围中，这几乎是致命的一击。
并且，从媒体的些微报道中，强调“行凶男孩的父母没有道歉”。从公序良俗的角度上而言，“道歉”是应该有，起码会让受害者家属有心理上的慰藉。但是，从具体的案情角度来看，“道歉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要归于“善后和惩治”。
当然，随着“搭讪家属”，“尾随女性”的细节曝光，会让舆论更加倾向严惩“少年犯”。因为，他对于“少年感”的违和，已经直逼脑门儿，就因为才13岁，难道就要从轻发落，自然让人感到有些愤怒。而这或许才是案件本身之外，更值得反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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