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莫劇於殷周之際。——王國維
國學大師王國維在其《殷周制度論》中，一開頭就提出了上述觀點。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
他在文中闡述到：
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移轉；自其裡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王國維
在大師的論述中，殷周之際，中國社會的性質發生了相當深刻的變革。從商到周，整個社會的思想風貌和精神氣質，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那麼，“殷周之變”到底變了什麼？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劇變？這種劇變又對中國的歷史進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接下來，開始我們的正文——
殷人的宗教觀念——“直接神聖性”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 ——《禮記》
在商代，整個社會的主旋律是“神靈崇拜”，人們信神、敬神、奉神。並且，殷人的這種宗教性，有個相當明顯的特點，我們稱之為“直接神聖性”。
（神靈崇拜）
這種“直接神聖性”可以從兩個方面來闡述：
- 君權神授；
- 占卜和祭祀。
一、君權神授
在商代，殷人就已經有了“至上神”的概念。他們的“至上神”被稱為“帝”，是掌管人間禍福、人世秩序（年成、戰爭、作邑、王之行動）的至高存在。
（上古天帝）
同時，在出土的諸多甲骨文中，伴隨著“帝”經常一起出現的是“王”。這就說明了現實中的“王”和宗教觀念中的“帝”是密切相關的，是“帝”在人間意志的執行者，即“君權神授”。
二、占卜和祭祀
殷人相信，“上帝”會通過甲骨文上的裂縫來給人間傳遞旨意，讓人們據此去調整行動，因此，占卜成了殷人求神問意的重要途徑。
也即是說，“帝”通過占卜這一宗教活動參與了人間的活動，占卜行動也就成了“帝”在人間的代理。對占卜的不敬即可被認為是對“帝”的不敬。通俗點說，卜辭讓你三更死，沒人敢留你到五更。
（甲骨文上的卜辭）
於是，掌握占卜這一“核心技術”的殷商王室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帝”在人間的代理者。
現實中的人擁有了“神聖性”，即我們所說的“直接神聖性”
本來殷人是要尋找並追隨“帝”的，現在卻只需要服從“帝”在人間的代理者就可以了。所以對於他們來講，神的旨意就是代理人占卜的結果，神的喜好就是代理人的祭祀，最終，王權對於他們來說就是天命。
對比現今的宗教模式，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不同。現今的宗教模式中，神在人間的代理（如神父），是需要接收神的認可和調整的，只有在被認可和調整過後，他們才會獲得相應的“神聖性”。
（現代神父）
而殷人的“直接神聖性”，使得占卜、祭祀直接分享了神的權威，王權成了天命。“帝”的無限性與其代理的“有限性”，在本質上是不相符的，因此，殷商的社會慢慢陷入了困境。
殷商“直接神聖性”宗教模式下的困境
通過剛剛對殷人“直接神聖性”宗教模式的闡述，我們瞭解到，他們重視占卜、發展祭祀，並且相信王權即天命，這三點成為了殷人生活的全部重心，以至於其他的一些生活內容自然而然就被忽略掉了。
當被殷人忽略掉的那些生活內容開始慢慢衝擊他們的實際生存時，矛盾就產生了。再加上“帝”並沒有明確指出現有的殷商王室就是其“合法”的代理者，王室的“代理頭銜”只是他們自己給自己加上的。
（商朝的祭祀用品）
於是這時，現有的代理者——殷商王室，以及現有的宗教模式就會面臨危機，直至面臨崩潰。
舉個例子就能說明問題了。
在《盤庚》篇中，殷王要求那些不願遷徙的刁民改變主意時說了如下的話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後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尚書·盤庚》
這一段的翻譯如下：你們萬民如果不去謀生，不和我同心同德，先王（在殷商時期，祖輩死後是賓於上帝左右的，就相當於神，因此“祖先崇拜”和“神靈崇拜”是沒有界限的）也會對你們降下罪責，問道：“為什麼不同我的幼孫親近友好？”因此，有了過錯，上天就將懲罰你們，你們不能長久。
（盤庚遷殷）
在這件事上，殷王顯然是以“帝”的代理人的身份壓制人們，強迫殷人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兒。
到了紂王時期，這種“王權即天命”的觀念表現得更為充分：
西伯（周文王）既勘黎，祖伊（商紂王臣）恐，奔告於王。……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書》
周文王把殷商的屬國黎國給攻克了，祖伊擔心王國在即，便告知紂王，紂王卻說：“啊！我的命運難道不是早就由上天決定了嗎？”
（商紂王）
結果，我們都知道了，殷商一敗塗地，紂王也一命嗚呼。
殷周之變——天人關係的調整
上面聊到，殷人“直接神聖性”的宗教模式直接演化成了一場危機，在這場危機中，周朝代替了殷商，成為了中原大地的統治者。
但凡新政權的建立，總要去審視和總結前朝的經驗和教訓，周朝也是一樣。
（武王伐紂）
殷商王朝始終強調自己“君權神授”，但是代表著“天命”的王權卻被無情地推翻了，於是周王朝開始逐步意識到“人民”的力量，因此“天人關係”不得不去調整，這種調整即是“殷周之變”——從“君權神授”到“以德配天”。
什麼是“以德配天”呢？
以周公為代表的周朝統治者首先提出了“德”的概念，並大力宣揚天命的歸屬不是無條件地歸於一個民族，而是隨著“德”之有無而自動轉移。殷商“無德”而喪失了天命，周人“修德”則承繼天命。這即是“以德配天”。
而民意的歸屬就體現了“德”的歸屬，所以民意即天命。概括為：民意決定了德的歸屬，德決定了天命的歸屬。
周人想要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就必須“敬德保民”，這樣才能保證長久的“天命所歸”。
（周公）
就這樣，“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成為周朝的政治綱領，中國歷史也完成了從“神治”到“德治”的改變。
總結：殷周之變給中國歷史帶來了什麼？
一、首先是給周朝帶來的變化：分封制和禮樂文化
在“德治”的政治綱領下，周人統治的重心不再是人與神的關係，而是人與人的關係，因此“分封制”和“禮樂文化”應運而生。
周人通過分封制的實行，利用“血緣關係”為紐帶，劃分了人與人的政治等級，上至周天子，中至諸侯、卿大夫，下至士和庶民，各有其等級尊卑秩序，各安天命。
（分封制和宗法制）
與分封制相對應的，偉大的周公在政治形態領域又開創了“禮樂文化”，“禮”用來明確人與人、國與國的尊卑次序，而“樂”則用來彰顯道德，維持和諧。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禮記·樂記》
此即分封制度下的“禮樂治國”，也給周人帶來了八百年的“天命所歸”。
其二，對中國的歷史進程來說，以“德治”為基礎形成的儒家思想，影響了中國兩千餘年
（孔子）
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
孔子畢生的追求就是回到周朝大興禮樂的時代。
孔子主張“為政以德”，用“德”和“禮”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
德治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而所謂“禮治”，即遵守嚴格的等級制度，君臣、父子、貴賤、尊卑都有嚴格的區別。
這種和周文化一脈相承的思想逐漸被中國統治者奉為正統，對於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穩定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而這一切都來源於“殷周之變”，來源於中國歷史上從“神治”到“德治”的轉變。
沐茗，為你解讀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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