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套“演義”毛澤東很喜愛,當時購買要憑幹部證件或介紹信

大約在六十年前,讀初中時我就記住了“蔡東藩”。那時我正沉迷於武俠小說,為了瞭解武俠小說的生活背景,開始讀歷史演義小說。雖然蔡氏的書對於當時的我來說確實深了一些,但也能囫圇吞棗地讀下來。蔡東藩恰恰又與我當時的班主任(楊東藩先生)同名,我才牢牢地記住了這個名字。

蔡東藩的書有特色、很暢銷

經歷了義和團運動和庚子事變(1900年),整個國家面臨著被列強瓜分的危險,此時無論是憂國憂民的傳統文人,還是追求新的思想意識、正在經歷著蛻變的知識分子都在關注與思考如何挽救危亡與救國救民問題。蔡東藩正是一位傳統的憂國憂民之士,他思考的結果是用歷史啟發民眾。清代的龔自珍曾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龔自珍全集·古史鉤沉論二》)中國自古重視自己的歷史,自明代科舉以“八股取士”以來,史學越來越不被世俗重視。像《儒林外史》中所寫的那個中了進士的范進,連“蘇軾”是誰都不知道。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史學與科舉考試特別是仕途沒多大關係。

自清廷“廢科舉、興學校”以後,新學獨盛,史學更是雪上加霜。利用中國曆代先賢救亡圖存的事蹟與精神,激發國民的愛國熱情,從而拯救中華,這是一些傳統文人的想法。著名譴責小說作家吳趼人曾“發大願編寫歷史小說”,並撰寫了《歷史小說總序》和《兩晉演義序》,用歷史教育民眾。可惜,時不我與,吳趼人不久因病去世,其計劃自然便夭折了。他所遺留的“大願”,是與其思想意識接近的蔡東藩完成的。

這套“演義”毛澤東很喜愛,當時購買要憑幹部證件或介紹信

《蔡東藩說中國史》,化學工業出版社出版

蔡東藩的第一部“演義”是《清史通俗演義》,當時還沒有一部完整的清史(《清史稿》印於1928年),這部書應該說是開創性的。寫此書的直接動力,是他對清亡之後有些人仍然沉迷於帝制甚至企圖復辟帝制的不滿,另外也有總結清王朝二百多年經驗教訓之意。

蔡東藩的這套“演義”基本上是從後往前寫的,他從清史寫起,其後是:元史、明史、民國史、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史、兩晉史、前漢史、後漢史,由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陸續印行,時間是1916年7月到1926年9月,會文堂是用有光紙石印、線裝,很廉價。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會文堂本還很多,充斥於舊書店、舊書攤。

東藩之孫蔡福源用四五十個字概括了這套書的特色:“朝代多,人物眾,篇幅長,跨度大,頭緒繁,事情雜,史料實,詳略當,連貫好,情意濃,趣味強,閱讀易,引力足,印象深。”此書一出版,就風行全國,銷售至“十萬”。這在當時確實是個了不起的印數。普通書籍,每版也就印個兩三千冊。

蔡東藩書中所貫穿的思想主旨在傳統文人群體中是先進的

蔡東藩這套書中所貫穿的思想主旨在傳統文人群體中應該說是先進的。毛澤東曾說中國傳統文化中既有“封建性的糟粕”,也有“民主性的精華”。精華之中最值得重視的應該是民本思想。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所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蔡東藩的“說中國史”中所竭力主張的正是孔孟所倡導的。他把儒家倡導的堯舜之治和仁政學說歸納為“開明專制”,他倡導“開明專制”,摒棄“絕對專制”。

這套書雖名“演義”,但它還是與讀者熟悉的《三國演義》《隋唐演義》《東西漢演義》等不同。“三國”等作品更注重文學性,就文體來說,它們更接近“英雄傳奇”;而蔡東藩的“演義”,雖然也有鋪排,也有虛構,但其重點還在於敘述歷史事實,它是歷史讀本。這一點自從它出版之後就被讀者肯定了。當時江蘇省立南京中學校長張海澄給會文堂新記書局寫信說:“《歷朝通俗演義》於中等學校文史知識,裨益匪淺,因特採作課外補充讀物。”

毛澤東也很喜愛這套“演義”;購買曾要憑幹部證件或介紹信

毛澤東也很喜愛這套“演義”,抗日戰爭時期,他就委託在敵後工作的李克農為他購買這套書。買來之後,他一直把這部書放在自己床頭,作為常常翻閱的書籍。“文革”中出版業凋零,但還是出版了《民國通俗演義》(是否全套《歷朝通俗演義》,因為我沒看到,不能妄說。我只看到這一種,是大字本的,分訂為八本。陳志根的《蔡東藩〈中國曆代通俗演義〉版本源流述論》,也沒有提到蔡書在“文革”中的印本)作為內部書,購買要憑一定級別的幹部證件或介紹信。當時號召高級幹部要“讀點歷史”,毛澤東就向他們推薦蔡東藩的這套“演義”。

嚴謹的歷史學家顧頡剛非常關注歷史知識的普及。上世紀三十年代,他就鼓勵自己的學生撰寫通俗歷史讀物(如陳稺常的《中國上古史演義》)。五十年代出版通俗歷史著作時,他推薦了《歷朝通俗演義》,併為之作序:

一般歷史通俗演義,在過去也曾出版過不少,可是似乎還很少能和蔡東藩先生這一部相提並論的。蔡先生對史料的運用與取捨,採取了相當認真的態度。例如:他對正史中所引用的迷信部分, 加以適當地批判,對於帝王自己為了要求在群眾中建立威信而製造的神話,也都予以無情地諷刺。這證明了他作這部書並不想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我認為,這部書的重新出版,不但可以作為一般人的讀物,並且也可以作為愛好歷史的人們的參考。因為一部《二十四史》,分量太多,就是歷史專家也不容易把它完全熟記,倒不如這部演義,隨意翻覽一下,說不定會有提綱挈領的功效。

蔡東藩的書是學習中國歷史的基本讀物

現在不是“熟記”不“熟記”,而是有多少能力、時間讀《二十四史》了。因此,蔡東藩的書就是學習中國歷史的基本讀物了。

蔡書自從問世後曾多次出版,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也有多家出版社重印,有人覺得印得太多了。記得四十年前曾與我的老師廖仲安先生討論過什麼書要多印的問題。他說,有的書就像“大米白麵”,什麼時候到糧店去買都要有,至於那些高級的糧食,像西貢米、冰船面或北京人很少光顧的莜麵、高粱面、小米麵倒不一定時時要有(當時人們還在用糧票,對糧食的需求沒有像現在這樣多樣化)。書籍也是這樣。像“四書五經”《史記》《漢書》《三國志》《水滸傳》《三國演義》“楚辭”“李白詩”“杜甫詩”“蘇軾作品”《唐詩三百首》……這些就屬於“大米白麵”之類,什麼時候去買都要有。從現在人們的精神需求來看,《蔡東藩說中國史》也將成為“大米白麵”了讀者什麼時候逛書店都能看到。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本文發表於北京日報2016年09月12日,原標題為《蔡東藩的書,如“大米白麵”》


監製:李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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