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陽落，華燈起，落地窗外陸家嘴的繁華與瑰麗淨收眼底。

香港興業國際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查懋成站在他一手打造的興業太古匯項目裡，與《國際金融報》記者展開了一場對話。

查懋成有著大開大闔的性格，開於溝通，闔于思索，興起之時，哈哈大笑，搭配上豐富的肢體動作，極具感染力。如果不是背景資料介紹，查懋成的普通話標準到讓你很難相信他土生土長的香港背景，極具語言天賦的查懋成，在國、英、粵三種語言間切換自如，一如東西方文化在他身上的交融與碰撞。

70歲的查懋成看上去比實際年齡來得精神，藍色襯衫袖口挽起來露出了一隻卡西歐G-shock手錶，外罩了件同色系的馬甲，搭配上標誌性的大背頭，有別於標準意義上西裝革履的商界巨頭形象，他看起來更像是一位剛走出片場的導演。

某種意義上，查懋成的確是一位“導演”，父輩的故事、集團的歷史，一幕幕往事透過他的回憶，像留聲機一般流淌出來，折射出這個海寧舊族幾代人的家國情懷，綿延而激盪。

他鄉不忘報國恩

10月1日的那場盛大的國慶閱兵式，查懋成接連看了幾遍。作為新中國的同齡人，查懋成對這70年來的滄桑鉅變、民族復興的輝煌成就感到驕傲與自豪。殖民地的成長背景、英美的求學經歷，讓他曾遇冷眼與嘲笑，因此，查懋成對祖國最近幾十年來翻天覆地的變化體會更深。

1949年，查懋成出生於香港，其父查濟民與金庸（原名查良鏞）同出自浙江海寧袁花鎮龍山查氏，清代大詩人查慎行是二者共同的直系先祖。查濟民和金庸，一個闖蕩商界、一個顛覆文壇，都開創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尤其是在香港相聚後，1988年二人聯合推出“雙查方案”，後部分內容被納入《基本法》，成為香港政治制度發展的藍圖之一。

“濟民”二字蘊含了長輩對於查濟民經世濟民的期冀，查濟民也確實肩負起了這樣的重任。

1933年，查濟民學業有成進入大成紡織公司擔任技師，大成公司是由查懋成外祖父劉國鈞創辦，劉國鈞曾是與無錫榮氏家族齊名的民族工業家，其所創的大成公司一度行銷中國、東南亞和印度等市場，成為對當時國民經濟具有重要支撐作用的大型民族企業。

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日軍多次對劉國鈞威逼利誘，要求入股大成公司，均遭到劉國鈞的抵抗。1937年，多次談判未果後，日軍惱羞成怒，於11月18日派出戰機對大成一、二、三廠進行定點毀滅式打擊，曾經輝煌一時的大成公司瞬間化為殘垣斷壁。

隨後幾年，劉國鈞多次重建染織廠。1945年日軍投降，大成的發展開始步入上坡路。

但這一繁榮很快因為內戰而中斷，1947年，為躲避戰亂，劉國鈞舉家赴港定居，包括女婿查濟民和女兒劉璧如。但因心繫內地，劉國鈞於1950年重回常州參與當地建設，1956年當選江蘇省副省長。查濟民來到香港後創立中國染廠，不斷學習新技術，探索新市場，將業務擴展到尼日利亞、加納等非洲國家。

上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伊始，查濟民帶領家族成員前往內地投資辦廠，出錢出力支持祖國發展。

1994年，查濟民出資2000萬美元，成立了香港求是科技基金會，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數學大師陳省身等都是求是基金的顧問。包括屠呦呦在內，求是基金獎勵過的不少科學家後來成為了中國科技界的領軍人物。

查濟民也是最早捐資支持中國航天事業發展的企業家，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其便向中國航天捐贈了4000萬元，2003年，89歲的查濟民作為唯一受邀的港商親臨中國第一艘載人飛船——神舟五號的發射現場。

查濟民所做的貢獻贏得了政商學界的尊重。2007年4月，查濟民去世時，出殯儀式規格頗高，為他扶靈的八個人中有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時任中聯辦主任高祀仁、時任長江實業集團主席李嘉誠和楊振寧等好友。

查懋成出生的時候，全家剛來香港兩年，時值查濟民夫婦創辦中國染廠，一家十來口人租住在一戶人家的一個單元房裡，房子離啟德機場很近，“飛機降落時響得要命”。

隨著查家事業的發展，他們在荃灣的中國染廠成了當時區內最大的建築，後來，查氏全家乾脆搬到廠裡去住。有時，查濟民、劉璧如會在下班後把子女召集到一起，唸詩唱詞，比如岳飛的《滿江紅》，這些詩詞對查家兒女影響深遠，“中國傳統詩詞當中蘊含了很多正面的價值觀，忠孝、仁義、正直等”。

查濟民夫婦的勤奮拼搏也深深烙印在查懋成的腦海裡。在查懋成的印象中，父親查濟民一直在工作，似乎永遠不知疲憊，“他沒有一分一秒腦袋裡不在想事情，事業對他而言是一生中最重”。

愚公移山愉景灣

查家的商業版圖增添新內容始於上世紀70年代末期，在查懋成看來，進軍地產領域並非在商言商的戰略，而是家國情懷下別無選擇的孤注一擲。

1985年，36歲的查懋成受父親召喚，回到香港。在此之前，他已經從斯坦福大學取得工商管理碩士，並開始在硅谷打拼。

學成歸來的查懋成臨危受命，加入父兄的團隊，共同應對愉景灣項目的困境。

愉景灣項目是查氏家族進入地產的首秀，也傾注了幾代人的心力與牽掛。

香港興業原屬於港商王永祥，1973年王姓商人成立了香港興業，計劃在大嶼山開發房地產。三年後，他購買了一塊麵積達650萬平方米，相當於香港島總面積8%的地塊，後將其命名為愉景灣。

由於愉景灣遠離香港島，沒有配套的市政工程，缺乏水電氣和道路交通，前期開發成本巨大。為了融資，王氏將香港興業的大部分股權抵押給了莫斯科納羅尼銀行。而到了1977年4月，隨著貸款到期，愉景灣地塊隨時可能易手外商。

縱橫商場多年、幾經沉浮的查濟民自然知曉接盤愉景灣的風險與代價，漫長的開發週期和無法估量的前期投入對於公司的資金與策略都是極大的考驗，一旦折戟，很可能搭上此前數十年的積累。

“那時愉景灣是一個荒島，道路、水電，甚至連碼頭都沒有，我父親不會笨到看不出這其中的風險。但是為避免這塊香港最大的私人開發土地落入外商手中，香港一些有識之士四處奔走，尋找投資者。”

《大公報》社長費彝民與香港朋友商量對策，“結果溝通了一圈，香港一線開發商沒人願意接盤”。金庸與費彝民是好友，正在尼日利亞的查濟民通過這一途徑獲悉了消息，立刻聯繫劉璧如以3000萬港元的代價“傾家蕩產去買地”。

1980年，項目第一期開盤，受到市場追捧。

1985年二期開盤時，由於全球經濟處於滑坡階段，香港迴歸正在談判，前景未明，香江一片樓市股市雙雙崩盤。

隨後的三期更是面臨滯銷困境，因為缺乏現金回籠，查懋成對《國際金融報》記者透露，當時項目公司瀕臨破產。

查懋成回來後，和團隊一起調研，他們發現愉景灣項目的定位需要調整，按照此前的規劃，大嶼山遠離市區、交通不便但風景優美，因此，項目一度被定位成周末度假、第二家園，然而從一二期業主情況來看，他們的需求是自住並非度假。公司決定重新規劃愉景灣的發展，從設計構思、項目佈局到交通配套全盤改造，8個多月後，愉景灣三期決定重新開盤，所有房源當日售罄，香港興業國際打了一次漂亮的翻身仗。

某種程度上來說，三期對於愉景灣項目而言是轉折點，如果沒有最終的逆勢翻盤，項目恐難以為繼。

2000年，查懋成主導的香港唯一私人興建和管理的愉景灣隧道開通，全長630米，打通了社區與外界的陸路交通。此後香港興業國際在這塊荒島上建立了19條內外巴士線路，24小時輪渡，還有酒店、幼兒園和國際學校，以及區域內的諸多基礎設施和商業配套項目，工程極為浩大。歷經40餘年的開發，愉景灣從海邊不毛之地發展為香港最大的住宅社區之一。截至目前，已經開發到了第18期，擁有約兩萬名常駐人口。

愉景灣的故事顯然還沒有結束。

面對記者“還會開發多少期”的提問，查懋成笑了笑，給出了一個數據，愉景灣目前的容積率僅為0.16，這在建築密度極高的香港近乎不可想象，顯然在這片環山群抱的土地上，查懋成還想譜寫更多新篇章。

15年造地標

因為前瞻性的規劃和設計理念，加之開山劈石般的愚公移山精神，愉景灣項目擁有眾多首創之舉，多年來被業界視為標杆。

而這種愚公移山般的決心和拼勁，一直延續到查懋成帶領香港興業國際開拓內地市場上。

上世紀90年代，香港興業國際投資了天津和平區的津匯廣場——其在內地的第一個項目，但真正讓香港興業國際名聲大噪的，是上海一塊62800平方米的核心地塊。

在內地市場“尋找十幾年後”，查懋成最終選定上海作為拓展內地市場的基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除了天津項目外，香港興業國際目前的內地項目均分佈於上海、杭州、嘉興三地，查懋成坦言這源於其濃厚的鄉土情結，“我們一直非常看好長三角地區的發展”。

2002年，香港興業國際拿下了上海南京西路核心商圈地段大中裡的土地開發權。

這裡曾是上海最大規模的石庫門建築群，是上海近代都市文明的象徵之一，文化保護工作極為艱鉅。一棟始建於1920年的民立中學舊校舍是項目開發中遇到的一大挑戰。這棟小樓曾獲評“上海優秀歷史建築”，為保護這棟珍貴的歷史建築，經專家反覆技術論證，項目開發團隊決定將這座重達3300噸的樓房向旁平移57米。

從拿下地塊到正式開業，興業太古匯用了15年時間，對於資金密集型的地產行業而言簡直不可思議，查懋成不願意違心地說沒有財務壓力，沒有焦慮，“真的很不容易，其實總體規劃設計一直沒變過，期間經歷了‘非典’、地鐵規劃變更等系列事件，項目進度多次被暫停”。他難掩對興業太古匯的滿意之情，但也有遺憾，“這個項目有很多首創性，如果能早幾年與大家見面優勢會更明顯”。

2006年時查懋成做了件“瘋狂的事”，為了主動配合上海整個城市發展升級的需要，香港興業國際提出改變原三分之二住宅用途的土地性質，重新規劃為純商業用途以作長期持有營運。住宅開發短期經濟效益回報遠高於自持型的商業地產，不同於很多開發商絞盡腦汁將商業，甚至工業用地變更為住宅，查懋成選擇反向為之。

“相關部門應該沒見過您的這種變更需求”，查懋成聽罷哈哈大笑，“那幾年上海房價漲勢很快，2006年時這塊地已經寸土寸金了，如果做住宅賣掉賺了錢就走，就不能把這個地塊的價值最大化地發揮。”“尊人重土”是他在採訪中屢次提及的詞語，事實上，這四個字早已經融入了香港興業國際的基因中。

最終，興業太古匯通過一條軸線，三個節點，將北面、中央及南面的三個廣場連接起來，形成前庭、中庭及後庭，它的開業不僅大幅提升了南京西路東段的商業能級，更成為滬上商業新地標。

興業太古匯的業績好於預期，查懋成原以為第三年才能收支平衡，實際上這一節點被早早提前了。2019年第一季度興業太古匯零售額同比增長56.5%，第二季度零售額增長66.8%，承租率超過96%。

“貴精不貴多”

查懋成依然有煩惱，愈發困難的拿地現狀困擾著香港興業國際在內地業務的發展，在中山學林苑和興業太古匯之後，香港興業國際目前在上海已經沒有可供施展的土儲。這家崇尚精工細造的開發商在內地同行的高週轉面前顯得有些“水土不服”。

興業太古匯的成功並沒有激發查懋成“異地複製”的想法，他似乎本能的對“複製”二字有些抗拒。“沒有兩個地塊是一樣的，精神上可以複製，設計規劃上照搬照抄沒意思，要珍視每一塊土地。”如果有合適的機會，香港興業國際依然願意嘗試在其他城市再造商業地標，前提是結合當地特色，“因地制宜的進行規劃與開發”。

查懋成並未否認相較不少港資開發商，香港興業國際在內地的擴張步伐低調而緩慢，“這取決於公司的經營策略‘精工細造、貴精不貴多’，我們不希望步伐太快，因此項目判斷上更加嚴格，好聽點，這是謹慎，難聽點叫膽小，其實無所謂，只要能出精品就好。”他用服飾品牌來舉例，“優衣庫更新快，LV經典永流傳，理念差異而已。”

不同於很多地產商重點聚焦內地和香港市場，查懋成希望“將風險分散”，因此其將目光放在中國香港、內地及亞洲其他國家（泰國、日本等）上，三分天下。2018年-2019年中期報告顯示，香港興業國際在上述三地業績分別為18.9億港元、3.03億港元、2.13億港元。

很多地產開發企業有執念，有的追求規模，有的在乎利潤，也有的想造地標，香港興業國際的執念是什麼？“不想賺錢是假的，但我父親一直言傳身教告訴我們，賺錢只是市場經濟中的指標，不是目的，平衡好效益和事業成敗中的責任最重要”。

除了父親對查懋成的影響，妻子史美倫也是查懋成生命中重要的人。2001年受中央政府邀請，史美倫出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在她上任的第一年裡，中國證監會頒佈的有關證券監管的法規或條例就達51件，初步建立了國內的監管法規架構，史美倫因此被稱為股市“鐵娘子”。2018年史美倫成為香港證券交易所史上第一位女主席。查懋成毫不掩飾對妻子的欣賞，但因為彼此所屬行業差異，其坦言雙方在工作上都是獨立發展，相敬如賓。

70年，由烽鼓不息、流離顛沛，到國富民強、兩地一家親，這個海寧舊族幾代人的家國情懷還在書寫中。

（國際金融報記者 孫婉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