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錄序》
（方宗誠 清朝）
桐城文學之興，自唐曹孟徵、宋李伯時兄弟，以詩詞翰墨，名播千載。及明三百年，科第、仕宦、名臣、循吏、忠節、儒林，彪炳史志者，不可勝書。然是時風氣初開，人心醇古樸茂，士之以文名者，大都尚經濟，矜氣節，窮理博物，而於文則未盡雅馴，以復於古。鬱之久，積之厚，斯發之暢。逮於我朝，人文遂為海內宗，理勢然也。蓋自方望溪侍郎、劉海峰學博、姚惜抱郎中三先生相繼挺出，論者以為侍郎以學勝，學博以才勝，郎中以識勝，如太華三峰，矗立雲表。雖造就面目各自不同，而皆足繼唐宋八家文章之正軌，與明歸熙甫相仲伯。烏呼！盛哉！然餘又嘗總觀桐城先輩文，三先生外，其前後及同時者，無慮五六十家。雖不足盡登作者之堂，而其各有所得，堪以名家者複數人。其餘或長經術，或優政事，或論學論文，記忠記孝，亦足以廣見聞，備掌故。
今夫言天文者，以日月為明，而恆星之熹微，亦未能或遺也；言地文者，以海嶽為大，而泉石之幽窈，亦未能或略也；今世之言人文者，以唐宋八家、明歸熙甫為斗極矣，而李翱、皇甫湜、孫樵、晁無咎、唐順之、茅坤之撰著，亦未嘗不流佈於後世也。然而，文勝則質表，巨帙重編，而於事理無關切要，徒亂學者之耳目，紛後人之心志，則又不可不精別慎擇，以定其指歸。
曩者，康熙間何存齋、李介須輯《龍眠古文》數十卷，大抵多明人之文也。咸豐壬子春，餘與友人戴存莊論吾桐之文，以我朝為盛。然物勝則必反其本，然後可以久而不敝。天地之氣運，流行不能自己，畜久則必盛，盛久則必靡，亦理之勢然也。去其靡以救其弊，豈非鄉後進者之責與？因相與取諸先輩文，精選得數卷，大約以有關於義理、經濟、事實、考證者為主，而皆必歸於雅馴。其空文無理論，或雖有事理則文鄙倍者，不錄。按時代以分卷次，其大家或數卷至十餘卷，其足名一家者，或數卷至一卷，而雜家則數人一卷以附之。
自城陷後，藏書之家，多被焚掠，心所知者，尚有數人，無可訪問。存莊又被賊禍，客處懷遠。自傷孤陋，無同力者，深恐此書中廢，使數百年文獻無徵，則亦古之網羅放失抱殘守缺者之罪人也。避地魯谼，友人方宗屏為訪得數人文補入之；今年授經東鄉，蕭生敬孚又為訪得數家集，皆為補選，於是遺逸者蓋鮮矣。
夫學問之道。非可囿於一鄉也。然而流風餘韻，足以興起後人，則惟鄉先生之言行為最易人。而況當兵火之後，文字殘缺，學術荒陋，使聽其日就澌滅，而不集其成，刪其謬，俾後之人有所觀感而則效焉，其罪顧不重與？
昔者，孔子編《詩》而附《魯頌》，刪《書》而附《費誓》，因《魯史》以作《春秋》，其惓惓於宗國文獻如此，是亦學者所當法也。今纂初成，將有山左之行，因以稿本歸敬孚而屬其益加搜訪校訂以成之，爰書其義例於左雲。
咸豐八年秋八月，柏堂逸民方宗誠撰。
方宗誠，生於公元1818年，卒於公元1888年，清代桐城派後期散文名家之一，字存之，號柏堂，安徽桐城人。
方宗誠出身儒學世家，父方松，由魯谼遷居縣城西郊毛河，竹籬茅舍，布衣粗食。方宗誠少有大志，每日取賈太傅疏及唐宋名篇高聲朗讀。始受學許玉峰，繼師族兄方東樹，遍覽宋元后儒家之言，多有闡發。
太平天國時，方宗誠避居魯谼山，不廢講習。著《俟命錄》，研究天時、人事及致亂之源，認為士大夫修身、處事、為政之道，在於本綱常，明正學，選拔人才，效用當世。霍山吳竹如任山東布政使時，從友人方魯生處得《俟命錄》，將主要內容函致大學士倭仁，倭仁錄其要為經筵課程。方宗誠由此馳名京都。曾國藩、胡文忠慕其名皆以禮相聘，辭不受。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河南巡撫嚴樹森應詔疏陳治國方略，方宗誠入嚴幕，奏疏多出其手。後曾國藩為直隸總督，推薦方宗誠為棗強縣令。李鴻章繼任總督，與方宗誠亦交往甚密。
方宗誠知棗強縣十年，辦鄉塾，興書院，整頓祀典，刻印當地前賢遺著，編修地方誌，興辦義倉，儲糧備荒。每遇災害，及時勘察災情，兼及鄰縣受災情況，如實上報，不避忌嫌。多次請求李鴻章奏免全國錢糧積欠。雖為政一縣，謀慮所言皆宏遠大計，事關全局，李鴻章多采納施行。時深州知州遊智開，興義學，減浮徵，政績頗著。時人將遊、方並譽為“深州遊牧棗強方令”，以表尊敬之情。
光緒六年(公元1880年)方宗誠辭官歸隱，與衡陽彭玉麟同遊石鍾、匡廬，並立揚子江岸，吟風弄月，談古敘今。
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安徽學使侍郎貴恆推崇方宗誠學識情操，奏請賜五品卿銜，獲准。方宗誠學承桐城文派，撰《諸經說都》33卷、《柏堂集》92卷、《俟命錄》、《志學錄》、《讀書筆記》、《講義》《柏堂師友集》合39卷，另撰寫、編訂書籍數十種。
《桐城文錄序》是清代方宗誠所作散文 。該文系統論述了桐城散文的發展源流，文章指出：方苞、劉大櫆、姚鼐“繼唐宋八家文章之正軌”，強調了桐城派的文統之所在。本文論選文標準，概括了桐城派文論的基本內容，即方苞的“義法”說和姚鼐的“義理、考證、文章”三統一的觀點。此外又強調了“經濟”，即文章經時濟世的作用。經時濟世的思想，方、劉、姚的文論中已經涉及，但加以強調則是從曾國藩開始，後期桐城派作家都較重視，這是因為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的矛盾十分尖銳複雜，要求作家為現實服務。桐地派後期作家寫了不少愛國憂民的文章，與“經時濟世”的創作思想有重要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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