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啥当上大司寇仅仅七天就诛杀了少正卯？苏东坡一语道破天机

十月的泗水之滨，天高气爽，树叶变为金黄。湛蓝的天空白云累叠。清晨起来，萧瑟的秋风从四面八方吹来，穿透国人的衣裳。少正卯45度角仰望天空，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的心悲凉如水。

士悲秋，宋玉逢秋必悲，悲的是楚国之秋。当然苍天无情，并不知悲，悲的还是人。同样的楚天，同样的长江，柳永写道：“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毛主席却道：“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柳永想的是美人，毛主席想的却是孔夫子，境界之高下立判。

少正卯正被执行死刑，执行方式为诛杀。周朝死刑分为七等, 一曰斩,用斧钺砍死；二曰诛,用刀刃杀死，尸体悬挂示众；三曰搏,把衣服脱光，乱刀砍死成碎块；四曰焚，用火烧死；五曰辜,肢解身体；六曰踣,钝器打死在市场中；七曰磬，找个偏僻角落缢死。

古人认为，春季气候温和，草木萌生，夏季天气炎热，万物茂盛，此时最适宜赏庆；秋天天气转凉，有萧杀之气，秋天过后，一切生命活动趋于静止，等待下一个轮回。冬季寒冷，万物蓄藏，此时最适宜行刑。“秋冬行刑”思想在夏代发轫，周初有所发展，明晰表述于春秋时期。

少正为官名，卯为人名。正为王室官职，乃标准之意，也就是毛主席说的榜样，以身作则之则。时有“车正”（国家运输车辆技术标准官），“木正”（国家木器制作技术标准官），“陶正”（国家陶器制作技术标准官），“农正”（国家农业技术标准官），“庖正”（国家烹饪技术标准官)，“水正”（国家水利技术标准官），“金正”（国家矿冶技术标准官），“工正”（国家手工业技术标准官），“牧正”（国家畜牧业技术标准官），酒正（国家酿酒技术标准官），等等。少正为正的副手。正与少正的关系犹如今日局长之于副局长，处长之于副处长。

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六。这一年他继续升迁，终于做到鲁国的大司寇。周朝官制有六个相当重要的职位，称为六卿，分别为天官大冢宰，总理一切，号为治官，辖下属官主要为宫内官属和府藏官员。地官大司徒，号为教官，辖下属官管理教育和赋役税收以及资源外加各级地方官吏。春官大宗伯，号为礼官，负责宗教方面的事物如祭祀占卜之类。夏官大司马，号为政官，专司军事及全国版图。秋官大司寇，号为刑官，负责司法，辖下有审讯及刑狱官员，也兼管宾客往来之事。冬官大司空，负责生产和工程建筑。综上所述，天官相当于后来的宰相，地官相当于户部和吏部，春官相当于礼部，夏官相当于兵部，秋官相当于刑部，冬官相当于工部。

春秋各国，官制和中央不尽相同，有大异，有小异。只有鲁国完全复制，这都是周公的杰作，也可谓私心，因为鲁是他的封地。因此书上说：“周礼尽在鲁矣”。当时鲁国的政权把持在三桓手里，季氏官为司徒，常守国中；叔孙官为司马，奉使四方；孟氏官为司空，职闲廪重。孔子官为司寇，也就是四把手，可谓位高权重。孔子和三桓职位上是平级，但级别上差一级。三桓是上大夫，他是下大夫。当时鲁国有三个上大夫，五个下大夫。孔子上班期间见上大夫，訚訚如也，态度严肃而有礼必争。见下大夫，侃侃如也，神态放松而畅所欲言。

孔子上位后，喜悦之形见于颜色。子路一见，很不高兴：“我听说君子大难临头面无惧色，鸿运当头面无喜色。现在老师你当了这么个芝麻小官，高兴成这样，乐成一朵花，至于么。”孔子说：“有这么一个说法，可不是还有一句话吗，人生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成为人上之人嘛。”【注：《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

孔子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诛杀少正卯，先开公审大会彰明其罪，后将尸体挂在宫殿外面东西两观的柱子上，示众三日。观在宫门两边，积土为台，上有望楼，可以远眺，故曰观。

少正卯这人很出名，可他的事迹不大出名。其实他就相当于后来的纵横家，一张大嘴吃遍四方。和儒家不同的只是，儒家多讲仁义道德，纵横家讲的却是赤裸裸的利益。

孔子和少正卯结怨由来已久。阳虎掌权期间，孔子拒不出山，于是收徒讲学，挣点干肉吃吃。他教的基本上是学校里那一套，当时的贵族子弟主要学习六艺。六艺为一个合格的贵族子弟必须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分别为：礼、乐、射、御、书、数。

礼乐为道德教育，射御为体育教育，书数为文化教育。由于学科太多，学习负担太重，再加上学生皆为世袭贵族，不学也能做官，没有学习动力，因此养成了许多很不好的教育陋习：教师胡言乱语，呶呶不休，学生假装用功，没有诚意。学生们从学习中找不到乐趣，只觉得学习就是受罪，没有什么用处，学完一科，很快忘完。绝对没有孔子所说的“不亦乐乎”的感觉，许多学生感觉最多的反而是“不亦苦乎”。太史公因此评价当时的儒家教育：“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由于国立学校的学官们在体制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于是纷纷四散民间，搞起了私人教育，形成“礼失于朝而求诸野”的状况。所以孔子并不是第一个搞私人教育的人，但是他却是搞的最好的一个，是所谓集大成者。既然都在“野”了，当然学生成分也就要求没那么严格了，良莠不齐很为正常，不论是种地的抹墙的打架的做买卖的，一律有教无类，只要你交十条腊肉干的学费就行（束脩）。

孔子开了四门课：《诗经》，《尚书》，《礼记》，《乐经》。《诗经》是文化课，不学诗，无以言。没文化就会面目可憎语言粗鄙让人瞧不起，冠以文盲蔑称。《尚书》是思想课，讲三代贤王的正确言论和主流教导，解决“思无邪”问题。《礼记》是实践课，不学礼，无以立。没有礼貌就会寸步难行，出门在外让人笑话没教养，推不前攮不后，畏畏缩缩，手不知道往哪放，人不知道往哪站。《乐经》是艺术课。人要是没点艺术品位，那就会活的一点意思没有，乏味而且单调，用一个流行词汇，就是俗。

孔子的教学宗旨有四条。一是文，就是文化。当学生嘛，首先要学文化。二是行，就是要行动。要有实际动手能力。孔子曾经说过：“学了诗经，给你个官你不会当，让你出去谈个判你不会说，你就是把《诗经》都背会吃透，又有啥用呢”。这或许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素质教育吧。三是忠，也就是忠诚。在家要忠于父亲，工作要忠于国君。四是信，也就是诚信。做人要讲信用，要说话算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孔子杜绝四种学习方法。一、凡事意气用事，不能理智考虑，不能冷静头脑，不能清醒分析，不计后果，不能三思而行。二、用一元化思维看问题。就这对，别的都不对，这个是标准答案。其实人世间的事，有标准答案的很少，大多都是似是而非，似对非对，换言之，是两分的，是辩证的，是矛盾的。三、固执，倔强，一根筋看问题。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我就这样，你们谁都不要劝，说啥都没用，这是我做人的原则。愚公还移山呢。四、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只为自己着想，不为别人考虑。

孔子一般对三个话题比较敏感：祭祀，战争，疾病。因为这三个问题不是说的，是做的。祭祀不好对不起祖宗，打仗不好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看病不好也是要出人命的。很少谈尽量避而不谈的一个话题是利益。为何不谈，孟子后来对此解释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对天命和仁义比较热衷和认同，但是也不多说。

孔子教书还有个特点，就是选修，而非必修。你喜欢哪门课就上哪门课，就如上菜市场买菜，想买什么掏钱就行。【注：(桓子《新论》）孔子以四科教士，随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杂物，欲买之者并至。】

曾经有个种地的老农来问他地该怎么种，孔子上下左右比划了半天，还把人家的竹杠扁担敲得梆梆响。明白了吧，会了吧。老农得偿所愿而去。学生樊迟当了地方一把手，也来问他地怎么种。孔夫子一下伤自尊了，生气地说道：“你这个没出息的家伙，都当官了还学这些干什么？你学会管人就足够了，还愁挣不了高工资吗？还怕买不到粮食蔬菜？”

孔子最不看好一种学生，就是那种榆木疙瘩不开窍类型。好学，每天埋头苦学，学习时间超过二十小时，就是学不会。不能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对于这种学生，孔子也失去耐心，不去白浪费唾沫星子。他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即，告你挖一个墙角你不会挖其他三个墙角，就不跟你身上浪费时间了。

孔子一生的教学内容都集中在一本叫做《论语》的小册子上。这不是孔子的自传和回忆录，而是他的学生们的读书笔记，是他的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将他的各个生活片段和日常言行拼凑汇集而成的一本普及教材。我们根据这本书，了解到孔子的为人和思想，虽然对于了解圣人而言，这个语录体小本本就是以锥指地，以管窥天，见一斑识全豹，难免有失偏颇，大体而微，可是在没有更多的资料来佐证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奉这本书为圭臬了。

如上所述，孔子办的平民教育，就如现在的私立学校，开的课还是国立学校里那些课，教学内容一样，教学目的也一样，就是“学而优则仕”。大家搁我这儿学好了出去当个官报效国家。当好了再来我这儿深造，这叫“仕而优则学”。

可是少正卯办的教育不是这样的，他搞的相当于现在的成人教育，类似于成功学一类。只要能成功，可以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孔子杀了少正卯之后，众人都很迷惑，觉得不应该。子贡就进来问了：“少正卯也是鲁国的一个有名望的公众人物，现在您一上台就杀了他，是不是有点过分啊。”孔子说：“坐。我跟你讲点大道理。天下有五种人最坏，而强盗和小偷排不上行。一种是文化很高但良心很坏。一种是行为怪癖但异常顽固。一种是谎话连篇但头头是道。一种是专攻异端而渊博多知。一种是不走正道而理直气壮。这五种人只要符合一种条件，就会被那些君子杀了，况且这个少正卯五项全占。这种人叫做人中奸雄。何谓奸雄，身居高位就会结党营私，言谈举止足以蛊惑众人，力量强大足以自立为王，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人不可不除。《诗经》说，‘每天忧心忡忡，就是跟一伙小人生气’。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注：（《孔子家语·始诛》）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周朝死刑有乱政罪，其中有一律“疑众罪”，下列三条。一是“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二是“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三是“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少正卯就犯了第二条。

孔子讲学高峰期，学生蜂拥若堵，一天早上备了课，兴致勃勃去了杏林，果然人头攒动，正说得高兴呢，忽然间众人作鸟兽散，呼啦啦似大厦将倾，只剩下几个心腹门生孤零零的站在操场里，犹如退潮之后的礁石，面带尴尬，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孔老师很纳闷，就问颜回：“咋回事这是”。颜回欲言又止，子路说：“有啥不能说的，人们都去听少正卯讲课去了。”这种情况多次发生，于是仇恨的种子就在孔子的心里生根发芽，量变引起质变。一次两次，谁都不当回事，也有这个雅量。多次发生，老是虎口拔牙抢生源，这个谁都架不住。是可忍孰不可忍。史载孔子的学生去少正卯那里听课“三盈三虚”。三不是实数，是多的意思。具体情况可能是，孔子由于阳虎在位，拒不出山，所以专心搞教育，学费是主要收入来源。少正卯却在阳虎手下干得很不错，公事之余捎带挣点外快，属于玩票性质。因此他的讲学时间很不固定，心血来潮了就讲一下，学生本来就是这么多，时间也是上天赐予，不在此即在彼。搅的孔子学生根本没有心思专心学习。

孔子被人抢生源还有个因素，就是他为人木讷少言，讲课效果不明显，而且毫无耐心，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人家花钱就是来弄明白的，现在不明白你也不多讲，让人回家自学，这是哪门子道理。颜回在课堂上听讲，完全弄不明白，回家复习了一晚上，第二天方能说出个大概。孔子因此说他好学，还说这个孩子并不傻。其实不是人家傻，跟他不会教也有关系。子贡，弟子中之佼佼者，整整学了三年才发现他肚子里真的有货，不是个绣花枕头。可见孔老师也属于茶壶里煮饺子，有东西倒不出来那种大师型教育。孔子多次大骂那些能说会道的人缺德，估计跟少正卯关系很大。夺人衣食，犹如杀人父母，少正卯不知道自己无意之中的玩票之举，却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孔子诛杀少正卯是一桩千古疑案。认同者立证其是，否定者立证其非。历代学者对此多有考证，朱熹就怀疑过诛少正卯一事。近代以来，质疑此事真实性的说法更是甚嚣尘上。因为距离孔子和少正卯生平时间很近的《左传》和《公羊传》都没有关于此事的相关记载。甚至有人说，连少正卯这个人是否存在都是问题。因为鲁国没有少正这样的官名，少正是郑国官名。另外，就算这个人的确存在，也确实有罪，孔子也根本没有实力诛杀他。因为在大夫集团拉帮结派、互相攻击内战的当时，刚刚执政的孔子根本没有权力和势力杀大夫以立威。现代著名学者钱穆则考证，鲁定公九年有两件事，一件是郑国执政诛杀邓析，一件事是孔子为鲁国的司寇。卯字有剖开的意思，和“析”的含义有相关联的地方，所以“少正卯”可能是邓析的讹传。

但是相信此事存在的人还是有的，比如北宋的苏东坡。苏东坡说：“有人认为孔子上任七天就诛杀少正卯太快了。其实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孔子没有先下手为强，早就被少正卯干掉了。”【注：（《东坡志林》）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或以为太速。此叟盖自知其头方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发之。使更迟疑两三日，已为少正卯所图矣。】

这件事之所以成为千古疑案，争论的焦点在于，认同此事的人认为孔子真能干出这么暴力的事，否认此事的人认为孔子以德服人，根本不会这么暴力。其实从真实的历史记载来看，孔子还真有暴力倾向。鲁定公九年，鲁国国君曾跟齐国国君在夹谷（山东新泰）会面，进行领土问题的谈判。孔子当时以礼仪专家的身份，被任命为会盟的宾相，也就是仪式的礼仪官。齐国想劫持鲁国国君，于是找了一群小丑假装表演节目，打算搅乱会场，伺机下手。于是，孔子以这些小丑捣乱会场，“笑君者，罪当死”，将其诛杀。《孔子家语》写道：“于是斩侏儒，手足异处”。其实孔子完全可以把这些小丑赶走即可，没有必要大肆杀戮。

孔子在司寇任上三个月，鲁国大治。鲁国有个名叫沈犹氏的奸商，每天早上把羊饮饱，然后拉到集市上去卖，增加羊的重量，这可能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水羊肉”了。还有一个人叫公慎氏，妻子的交际不是一般广，可谓放荡淫乱，他也不管。还有一帮牛马贩子组成垄断集团，低囤高卖，从中牟取暴利。还有每天给小猪喂小米粥，以卖给有钱人奢靡浪费的猪贩子。孔子一上任，把这帮有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的刁民全收拾了。沈犹氏再也不敢早晨饮羊了，公慎氏立马把妻子打发了，牛马贩子也不敢投机倒把了，再也没人敢用小米粥喂猪了。男女出门都是分开走路了，路上掉了东西也没人敢捡了。

其实孔子刚上任，局势对他极为不利，国中反对者甚众。人们怨恨地唱道：“他穿着鹿皮裘又穿着蔽膝，我们抛弃他没有关系。他穿着蔽膝又穿着鹿皮裘，我们抛弃他没有罪过。”【注：（《吕氏春秋·乐成》）孔子始用於鲁，鲁人鹥诵之曰：“麛裘而韠，投之无戾。韠而麛裘。投之无邮。”】因此如果他不用非同寻常的雷霆手段，很有可能遭到不测。我们只要翻开《左传》或者《史记》就可看到，许许多多的执政者上台后并没有平安善终，却纷纷被反对者们反攻倒算。

《孔子家语》是一本极力为孔子张目的书。书里之所以津津乐道孔子的杀伐决断，正是认同了孔子的暴力做事风格。而孔子诛杀少正卯，从现代美学而言，正是一处经典的暴力美学范本。暴力美学的概念来自于社会的多样化和商业的普及化。

春秋时期，中国工商业逐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业，中国商人开始成为相对自由的群体。这个时期，各诸侯国为了成就霸业，纷纷采取强化商品经济方略以富国强兵。重商政策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商黄金时代，也为中国商人大展身手提供了宽阔的舞台。前有齐国管仲，后有鲁国子贡，同时期的越国范蠡，都是佼佼者。他们创立的商业文化，一直影响到今天。

一个社会商业发达了，物质富足了，那么在其美学上和人性上一定会有所观照反应，那就是力求细节精致，力求至善至美，无论是音乐文学还是穿衣吃饭，换言之，享受生活。孔子就是一个很会享受生活的人。我们看孔子的起居生活就会发现，他是一个细节主义者，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个资质很高的艺术家，他将生活的任何方面都当做艺术看待，包括为政做官，容不得一点瑕疵存在。季氏由于开会不到场，他都觉得是对自己的一种轻视，毅然挂冠而去。孔子跳了一辈子槽，从没有在那个地方正经工作超过一年，跟谁都不对付，看什么都不顺眼，正是身上的艺术细胞在作祟。

先说吃。孔子一日三餐吃的都是细粮细肉，少吃粗粮，饭煮太熟不吃，烂鱼烂肉不吃，颜色不对不吃，没煮熟透不吃，不到饭点不吃，割的不正不吃，没有小料不吃，肉多饭少不吃，买来酒肉不吃，姜是日常小菜，可是也不多吃，单位分给鲜肉，隔了当夜不吃。喝酒很多，但是不乱套，唯量而行。斋祭期间吃饭，不喝酒不吃荤。相信谁看到这么多的不字都会头晕吧。孔子出席宴会，席子摆不正不坐，必坐在该坐的位置上。主人伸箸夹菜，必定端正脸色，站起身来称谢。

再说穿。孔子大夏天穿麻布单衫，从来不露胳膊。穿黑衣服就穿黑色的羊皮袄，白衣服就穿白色的鹿皮袄，黄衣服就穿黄色的狐狸皮袄。颜色一致，以示做人表里如一，里长外短，以示为人涵而不显。不光膀子，以示做人藏而不露。这是出门在外，在家也有讲究。孔子回家穿的皮袄很长，这是为了暖和，但是右手的衣袖较短，这是便于做事。有人考证，这身衣服是他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并非人人都这么穿。睡觉必穿睡衣，可从来不穿紫红色睡衣，一是君子恶紫夺朱，二是只有女子才穿红衣服，男子是不穿的。这个睡衣长一身半，上可盖头，下可捂脚。

再说住。孔子睡觉从不仰面朝天直挺挺躺着，那叫寝尸。正确的睡姿是曲弓而卧。其实我们一般睡觉，也是侧卧居多，鲜有爬着和躺着的，现代科学表明，侧身躺着睡觉有益于血液循环，能保持良好的新陈代谢。孔子平常在家里神情自然，有说有笑，一点不拿架子。他吃饭的时候从不与人说话，睡觉的时候从不自言自语。

再说行。孔子去见领导的时候，刚进大门，就低着头，好像进不去一样，从来不站在门洞正中。走路不踩门槛，撩起衣摆进入领导办公室，低头碎步，屏声静气，汇报工作出来，走下第一段台阶之后，面部表情放松，平和了许多，走完全部台阶，马上小步快走，像大鸟一样滑行，步伐安详。

但就是这么一个温和，谨慎，教养得体的宽厚君子，为何在少正卯身上就弥漫出凛冽的杀气，显得严厉，冷酷，铁面无情呢。这就让我们想起暴力美学这个词。暴力美学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的流行，种种打斗，枪战，血腥等暴力场面被仪式化，英雄化，道德和社会的功能降低了，形式的美感被剥离出来，譬如吴宇森的《英雄本色》，还有北野武的《花火》。周润发和北野武都长着一张威而不猛的脸，看起来恭敬而安详，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做人原则，可是任何对他们尊严的冒犯必将带来灾难性的报复，必将会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气势撕成碎片。小马哥那句“永远不要用枪指着我的头”，至今都是英雄片的经典台词，听来让人荡气回肠，无有出其右者。由此可见2010年上映的大型传记历史片《孔子》由周润发先生主演，可谓所用得人。周润发把孔子身上的那种“威而不猛，恭而安”的气质演绎的淋漓尽致，入骨三分。

孔子诛杀少正卯和香港电影不同的只是，香港电影的暴力美学，是一场人性上的返祖，而孔子却是暴力加美学，他将自己人性中暴力的一面以美学的形式淋漓尽致的展现在历代国人面前。让人们真切的认识到，他并非一个迂腐暗弱的儒生，而是一个非常时期可以用非常手段解决非常问题的非常高明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