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就到了孔乙己的“百岁诞辰”。百年沧桑，风云变幻，今日之中国已非当年之中国。“上大人孔乙己”的描红纸已经很少有人见过，即使鲁镇还在，也未必有多少当街的曲尺形大柜台，这百年来没有再进行过科举，当然再没出过一个举人。但这个坐在蒲包上、用两手逐渐走远的潦倒读书人形象，有几个国人能完全忘记？谁有能说这篇小说中的滋味，完全与现今无关？这个鲁迅于一百年前创造的角色，直到现在仍然在提醒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在这个时候，我倒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知道有多少读者认认真真考虑过：

他为什么非要去偷，还不承认偷？从孔乙己的辩白中，你又听出了什么？

（一）孔乙己为什么会去偷书

对《孔乙己》这篇文章的主旨和特点，我们最应该在乎鲁迅本人的态度。鲁迅在《孔乙己》一文的附记中这样说道：“这是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在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是在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来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这篇“没有别的深意”的作品，偏偏是鲁迅最喜爱的作品。孙伏园说，“我曾问过鲁迅先生，其中(《呐喊》)哪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已经译成了外文。我问他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风度。”

鲁迅对于《孔乙己》的这些表态过于模糊，没有解释孔乙己的具体行为，看来我们对孔乙己的行为只能自己进行合理推测。

孔乙己偷书了吗？当然偷了，毫无疑问

，而且偷的次数还不少。他一进到镇口的咸亨酒店，短衣帮就故意的高声嚷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甚至还证据确凿地说，“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

有必要仔细理一理孔乙己偷书的行为。在文章的叙述中，孔乙己因为不会营生，日渐贫困，幸而写得一手好字，于是替人家抄书。“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抄书的人也没有了。”从此之后更没收入，于是“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偷什么呢，短衣帮说得清清楚楚，“偷了何家的书”，可想而知，在小说的结束前孔乙己挨的那次毒打，也是因为偷了丁举人的书。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孔乙己的偷窃行为：

替人抄书的时候，偷笔墨纸砚。无书可抄的时候，去偷书。

对孔乙己的偷窃行为，过去的论文中往往这样分析，首先，这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不符合道德准则，其次，偷书的原因是饥寒交迫，目的是为了出卖换钱。比如张中良先生在《细读》中说，“有钱人家不拿他当读书人，他便顺手牵羊偷点文房四宝之类，一则作为糊口喝酒的来源，二则作为向富人报复的筹码。”

还有分析称，“偷窃本身也是孔乙己生命意志的一种顽强的体现”（ 任湘云：《孔乙己的金钱、身体与身份》），大约认为如果不偷书，孔乙己就无法取得收入，维持不了生命。

以上这些理解失之片面，并没有涉及到孔乙己偷书行为的本质。我们可以提出一些仅靠以上理解难以回答的问题：

第一，书和笔墨纸砚，是不是最方便携带、最适合折现、最有价值的东西？偷都偷了，

为什么不偷贵重之物？在这个鲁镇，丁举人已经是顶大的人物，雇孔乙己抄书的人家又能拿出多么好的笔墨纸砚，古往今来并没有见哪个贼是专偷书和笔墨纸砚的。

第二，孔乙己经常行偷窃之事，但他前天挨了打，今天就能去喝酒，从外表上看，挨打之后留下的痕迹是“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可见虽然“吊着打”，但失窃者下手并不算重。对孔乙己这种惯偷手下留情，所为者何？

第三，很有趣的一点，孔乙己屡次偷窃，专偷本镇，这和阿Q去外地偷窃之后回鲁镇扬眉吐气有所不同。小说中说他和书“一起失踪”，这是不可信的。在这么个“丁点大”的鲁镇，他能失踪到哪里去？即使偷书被打，他不还是照样游游荡荡地去咸亨酒店喝酒么？

第四，孔乙己为何不承认偷书，只说是窃书？迄今未见合理解释。通常认为，这是孔乙己在咬文嚼字地“狡辩”，表现出他的迂腐，徒逞口舌。这种认识未免肤浅。短衣帮嘲笑他已经成了习惯，什么你半个秀才都捞不到、吊起来打，他不多辩解，只是“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甚至于

充满恶意地称呼他为“孔乙己”，他也习惯性地接受——我想很多读者都没有注意到，孔乙己并不是他的本名，只是一个作践性的绰号。共同在鲁镇生活几十年，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的姓名？掌柜甚至因欠账把孔乙己写在粉板上，这更是一种强烈的侮辱。这些孔乙己都并不争论，为什么单单抠这一个“偷”字，为之“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

那么，我们如何对孔乙己的行为作出合理解答，鲁迅究竟在表达什么？

（二）破烂长衫下的君子之风

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来认识孔乙己。

鲁迅的人物肖像描写，可谓一绝。在《孔乙己》中，对他的描述是：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

长衫就是鲁迅为孔乙己提供的符号。他站着喝酒，但他穿长衫，他的长衫又脏又破，但毕竟是一件长衫。长衫意味着什么？从表面上看，意味着和短衣帮不同，短衣帮只能站着喝酒，但穿长衫的人可以“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除了孔乙己。

从深层次上看，孔乙己坚持穿长衫，是在强调自己的身份

。他是个读书人，虽然他由于经济上的极端困厄而落魄到无法保持读书人的体面，他的生计状况甚至还不如能够自食其力的短衣帮，但他对自身有一个基本的定位，正是这个定位使他能够坚持在嘲讽和贫穷中生活下去。至于这个定位是什么，我们要注意到鲁迅给出的暗示。

在小说中，孔乙己“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这些难懂的、与酒店气氛分明不合的话，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处：

第一处，短衣帮说他偷书，他分辩说是窃书时，“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君子固穷，这是孔子在陈蔡之围时对子路讲的。《论语》说，当时“从者病，莫能兴”，眼看孔子和弟子们就要全军覆没了，子路和子贡对老师的道路都产生怀疑了，子路很不高兴地问孔子，“君子亦有穷乎？”君子也会山穷水尽成您老人家这样？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也。”君子困窘无着，但还坚持，小人到了绝境，就毫无底线。

第二处，孔乙己满口什么“者乎”之类，在《论语》里，者乎只出现了三次，最符合语境的是：

11.21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意思是：总是推崇言辞老实的人，但要看他是表面上伪装的老实，还是真正的君子。换个说法，真君子的言辞一定是老实的，孔乙己想表达的是：我说的就是实话，不是偷，是窃，你们不要污我清白。

第三处，“多乎哉，不多也”，这句话出现在孩童向他讨要茴香豆时，孔乙己说出这话真是太自然、太应景了。但这句话很有讲究，它出自《论语》中孔子对自己的评价“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孔乙己说的这三句“难懂的话”，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来自《论语》，都是“子曰”，都在强调君子。君子固穷，君子论笃，君子多乎哉。孔乙己一心想的都是君子，他念念不忘的是圣人教诲，《论语》是他的行为准则，孔子是他的精神支柱。所以他一定要穿长衫，一定要品行却比别人都好，从不拖欠，所以他可以接受嘲讽，但不接受污蔑——

什么污蔑？指认他偷书的污蔑。

我们就可以对他的偷书目的作出判断，这也是唯一一种合理猜测：孔乙己穷困潦倒，他以君子为人生理想，但苦于买不起书，因而他在抄书时一有机会接触到书就喜不自胜，携笔墨纸砚而走，与书同游。没人雇他抄书，他就去偷书。

“偷”和“窃”，本没有什么区别，但对二者的区分却使孔乙己形成了一套安慰自己的特殊逻辑。从“窃符救赵”和《论语》中的“臧文仲其窃位者与”来看，

“窃”是非法占有，贪其所不应得，《康熙字典》所说“非所据而据”。 偷不但占有了他人财物，而其目的就是谋取物质利益，《管子》说，“偷得利，然后有害”。很可能在孔乙己的理解中，偷强调谋利，窃则强调不当占有。对他来说，后者勉强可以接受，前者则是污他清白，因为“小人”才“喻于利”。

一方面，孔乙己只是偷而阅之，没有出卖，谈不上物质之利；另一方面，他并没有携书逃跑，他长期居住在鲁镇，发现丢书的人家可以随时找到他，他也随时准备将书归还。有取有还，当然不算偷。更何况，丢书的人家拿回书之后必然会打他一顿，挨打就成了他的“借书费”。

这种逻辑和阿Q的精神胜利法相当，实际都是底层的无奈和自我安慰。这就是孔乙己窃书的本质：在精神层面，他对自身的要求是做一名君子，长衫就是他最后的尊严。但在实际生活中，他是不可无书的书痴，穷困潦倒之下只能靠窃来满足。二者之间的冲突，就靠“是窃非偷”的奇特逻辑来弥合。掌柜、伙计和短衣帮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的逻辑，更想象不到他的人格追求，所以关于偷和窃的争论就发生了。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只偷书，因为他眼里只有书；为什么他被打得不重，因为对方并没有物质损失，也懂他的读书癖；为什么他专偷本镇，因为他本意也不在谋利；为什么他为偷与窃之别青筋绽出，因为这关系着他还是不是个君子。

情节不断推进，破破烂烂的长衫再也无法保护孔乙己的尊严。在小说最后，破旧的长衫脱下，他“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这个时候，孔乙己终于不再是君子了。

（三）在孔乙己中看见孔仲尼

鲁迅在短短三千字的小说中，完成了对短衣帮、掌柜、伙计、孔乙己乃至丁举人等所有人的群嘲，或者说，深度揭示，各有其病态，各有其荒谬。

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孔乙己的形象无比生动。短衣帮嘲笑他，小伙计对他不屑，掌柜奚落他，这些看客认为自己和孔乙己的界限是金钱和物质财富的多寡，他们在上而孔乙己在下，所以他们产生了优越感，嘲讽、伤害孔乙己。孔乙己则恰恰相反，他以价值立场和精神满足为界限，认为自身的充实远远在短衣帮之上，所以他一定要用一身长衫把自己和短衣帮区分开来。

他是旧社会之中固守儒家之道，满心君子之念的人，是无法通过科举获得上流社会认可的落魄者和孤独者。他的结局是悲凉的，他引以为傲的精神价值、知识学问被践踏成泥碾作尘，他这样的君子在这个时代中显得格格不入——他的自我身份认同甚至肉体生命都显得渺小，只有那一点点残存的倔强和纯真，令读者产生了无尽的唏嘘。

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并没有对坚守君子理想的孔乙己大加批判，他对孔乙己寄托的感情是同情和悲哀。这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到，孔乙己的形象，是不是也反映出鲁迅对孔子、对儒家的态度？

小说中说，孔乙己得名于描红纸的“上大人孔乙己”，实际上这个完整的描红纸应该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很显然它说的是孔子。那么孔乙己的形象力其实隐藏着孔仲尼的影子，乙仲近义，己尼近音。

鲁迅一开始写狂人日记，写吃人的礼教，我们很容易认为他是个反儒家的斗士。但是鲁迅并没有把儒家理念一棒子打死。他对儒家的观点集中体现在1935年撰写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之中，这篇文章中反映出的基本思想恰恰能够和《孔乙己》相对照。他谈到，孔子“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死了以后却被捧了起来，“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我们可以总结出鲁迅的观点是：那些以孔子为权势“敲门砖”的所谓聪明人成了儒家的主流，继承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的“愚人”却无法随着社会局势的剧烈变化完成自我更新，不能内生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自由思想和能动精神，最终不得不像孔乙己一样，带着天真、固执的理想，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悄然无望地死去。

作为一个白描式的文本，《孔乙己》当然有多种多样的解读方式，但他对于传统的信仰，对于君子之风的坚持，始终应该是解读的中心。就像姚舜禹在《中被忽视的两个问题——孔乙己形象再解读》一文中所说，

“在难以保全自身最基本物质生存条件的情况下，在自身文化身份与社会认同面临无情解构的语境下，孔乙己依然保持着对知识、对传统、对文化不计功利的追求与坚守，这恰是其在这种时代剧烈转变中最为难能可贵的精神底色。”

在这篇文章最后，我还想提一个问题：

在咸亨酒店，四文钱就可以喝一碗酒，一文钱就能买一碟下酒物，从不积欠的孔乙己是怎么欠下十九文钱“巨款”的？他得喝下四碗酒，吃三碟下酒物，他准备去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