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說她從不刻意回憶往事，可是過去像長了腳一樣自動走過來，牽一牽她的衣角，要她回過頭來看看從前的面容。

其實人生就是這樣反反覆覆，說好了不回首，還是忍不住想回到最初的地方。

賴雅去世的那一年，她還不到五十歲，外表依然年輕，然而內心卻像個歷經滄桑的老人，看透了世間的悲歡離合。她也曾經說過三十歲已經夠久了，過去的歷史就像墓碑一樣沉重地壓在心頭。

自從去了美國以後，有人說她的才華萎謝了，這其中就有一直欣賞她的香港後輩女作家亦舒。

亦舒看了她所謂的新作認為不過是新瓶裝舊酒，很是乏味，宋淇夫婦將她的評語寫信告訴了張愛玲。

張愛玲說：“這些是我僅有的一點兒東西，也是我的包袱，一輩子甩也甩不掉，只得揹著，直到死。”

她在美國時認識了著名學者夏志清，還有文藝評論家莊信正。

前者將她的文學史地位提升到從未有過的歷史高度，使得她的作品得以在70年代初陸陸續續地在中國臺灣出版，這讓她的經濟狀況也隨之好轉。

但寫作的人狀態從來都是時好時壞，沒有個定數。

莊信正則介紹她到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工作。她在去伯克利之前，還曾去過邁阿密大學當過住校作家，也曾給賴氏研究機構做了一段時間學術研究。

“漂泊無定”是她在美國的生活狀態，無論哪個時期，從未真正穩定過。

到了伯克利的張愛玲，已經把自己裝扮得像個寄居蟹一樣，從不將自己的心事輕易示人，唯一能夠得到她真話的只有香港的宋淇夫婦。

即便是給她充滿信任的夏志清與莊信正寫信，我看到卻是，滿紙的帶著距離感的朋友。

她像是要把周圍的世界強行按在另一邊，屬於她這一邊的只有她自己一個人。

據她當時的“同事”回憶，張愛玲幾乎“從不上班”。

不上班自然是不可能的，她只是生活習慣與人不同罷了，白天休息的她往往下午時分趁著別的同事準備下班回家的時候，才會踩著貓一樣輕巧的步伐來到辦公室，一不小心見到別人了，只會露出尷尬而靦腆的笑。

然後，再也沒了然後，似乎是個隱形人，從不與人交談，這讓同事們都覺得她十分孤僻。

但凡藝術家都有種常人無法理解的怪僻，像她十九歲所寫的文章《我的天才夢》一樣，她說：

她晝伏夜出，在此期間幹著一份可有可無十分無聊的工作，說是研究，竟然讓她研究中國報紙等媒體上常出現的一些字眼！簡直是浪費她的天才！

然而，人類天生地喜歡浪費，尤其在天才的浪費上，簡直不遺餘力。

這段時間她慢慢地變得像個學者多過像個小說家。

她寫了很多關於《紅樓夢》的詳解文章，也嘗試著翻譯《海上花》，不僅有國語版，還有英譯版。

《海上花》原來是用蘇白所寫，為了使它流傳更廣，張愛玲將其翻譯成普通話。只需要稍稍涉獵《海上花》便可知張愛玲的古文根基，讀了小說的楔子，可能你就會疑心自己又讀到了《紅樓夢》。

她如此熱衷寫這樣的“老”文章，也許就像現下流行的一句話一樣：“當你喜歡回憶往事時，你便老了”。

她孤身一人活在異國他鄉，唯有從回憶裡尋找到片刻安穩妥帖。她連看到某個地方公寓像上海都感到極大的快樂，她的心真的成了一座小小的孤島。

所以張愛玲說出了：“回憶這東西若是有氣味的話，那就是樟腦的香，甜而穩妥，就像記得分明的快樂，甜而惆悵，像忘卻了的憂愁”。

因為如此所以很多喜歡張愛玲的人都會覺得她一生裡最為燦爛的日子是在上海，最為傳奇的愛戀也是在上海，她的半條性命都留在了上海。

之後她變得更加敏感，害怕與任何陌生人交往，除了不得不保留的應酬，其他幾乎不跟任何人聯絡。

她屢次搬家，次次都再三叮囑夏志清千萬不要把她的地址和電話洩露出去。好在夏志清理解她的乖僻與難處，屢屢為了她而去請求別人幫忙。

年輕的時候她就說過書是人類最好的朋友，在沒有人與人相交接的地方，充滿了生命的歡愉。她寧願與書為伴，也不願跟她的同事交流，這導致她的人緣極壞。

不過，她這一生似乎從未有過人緣特別好的時候，因為實在不善交際，也不知如何待人接物，不似她的母親那樣朋友遍天下，那樣讓人喜歡。

晚年寫《對照記》的時候她還說自己只遺傳了黃逸梵對顏色的某種偏愛，她的優點卻一點兒沒能繼承。

1971年時，她在伯克利工作兩年後跟那裡的文學評論家陳世驤先生髮生了矛盾，起因自然是大家對她常年不上班感到不快。

而直接的原因張愛玲在給夏志清的信中這樣憤憤然寫道：“加上提綱、結論，一句話說八遍還不懂，我簡直不能相信。”

針對陳世驤說她的研究文章即使經過修改別人也看不懂，她就是這樣反駁的。而這樣的談話自然是不歡而散，而結果對張愛玲來說幾乎是致命的。

她因此丟掉了一份可以餬口的穩定工作，此事件被夏志清先生說成是她到美國後十幾年來所經受的最大的打擊。

此後三年，她沒有過固定工作，也沒有任何固定收入。

所幸的是因為夏志清等人的介紹，臺灣地區的民眾重新對她的作品發生了興趣，她的一些舊作得以重新發表。

期間她也寫過幾篇散文，包括她的研究文章幾乎都是在這發表，這個曾經讓她祖父丟掉官職的傷心地，怎知翻過一個世紀倒成了她的救命稻草。

此時，她的母校港大找到了她，希望她能寫一些關於丁玲的研究文章。為了賺取稿費，她不得不接下這樁活，並且找夏志清先生，希望他能夠幫忙找點兒相關書籍。

夏先生痛心疾首地說：“張、丁二人的才華、成就實有天壤之別，以愛玲這樣的大天才去花時間研究丁玲，實在是說不通的。”

可是，天才往往被我們浪費在這些無用的事情上嗎？就像給貴族小姐教鋼琴的莫扎特，終生只賣出一張畫的凡·高一樣。人類就是這樣的短視，非得等到天才們謝世，我們才格外珍視起他們以及他們的作品。

張愛玲也曾無可奈何地說：“除了少數作品，其它的我也要非寫不可，就像旅行時寫的《異鄉記》，這些都是沒辦法才寫的。而我真正要寫出來的，大多數人卻不想看。”

一提到有些話“關於前途”的，她便覺得聲音嘶啞，眼中含淚，明知為難，但無法自制。

做任何雜事時一念及此，也覺得喉頭轉硬，如扣了一鐵環，緊而痛，尤如大哭後的感覺。

為了賺點兒生活費，也想在時間終止之前能夠將心中的故事寫完，她通常從下午開始一直忙到天亮，為此她的眼睛都熬出了血……

可我們不就是這樣一群人，在人海里流浪，在無休止的煩惱中懷揣小小的卑微的希望，希圖有一日在滄海桑田的變幻中博出個雲淡風輕，這過程美好且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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