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周礼》是体，也就是基础与核心，《周礼》说的是什么呢——官制，也就是等级制度，就是规矩；《仪礼》是履，是在规矩下的仪式化的行为规范，它就是秩序。通过恪守这些仪礼，就能固守规矩，就能让社会处于秩序和稳定之下。这就是“礼”的真实内涵，我们今天所认知的是“礼”之履，就是仪礼的部分，而探究它“体”的部分才能对我们的文化核心有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的“礼”时代为什么起始于周，而不是夏或者商呢？这后面原来是由比文化更为宏大的概念来做决定的，就是文明，是农耕文明决定了这个时点。

第三编 玉撑起礼仪之邦

第一章 “礼”时代的来临

• 第一节、“礼”从何来

一、“礼”为何物

中国有一张名片。

历来介绍中国的文字里，一定会有“礼仪之邦”四个字，位置还必然跑不出整篇文字的前两段，礼仪之邦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名片。从来我们就以讲礼仪著称于世，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像我们这样，有传承有序、精细繁缛的整套仪礼。不过，对于现代的很多人来说，一提到“礼”就等同于礼仪和礼节，甚至一提到“礼”脑海里就条件反射般地出现面带微笑、身穿旗袍的礼仪小姐，这些印象就不免流于表面而失其本意了。

其实，在本书的前两编里已经零星地说过“礼”是什么，对中国社会的意义是什么。孔子曰：“夫礼，先王以乘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在这里，夫子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思想：一个是天道与人情。“天人合一”是中国古老而核心的文化观，天与人关系是历代大儒都要进行诠释的。在王阳明的“心学”里认为天理入于人心即为道，这是儒家关于天人关系发展到顶峰的一个理论，看来它的源头就是孔子的这个认识。让天理得以入人心的桥梁就是“礼”，“礼”是儒学之“道”的承载者；另一个是正。“正”是不偏不倚，落在实处就是公正，公正是所有健康、和谐社会的基础。其实“法治”也好、“人治”也罢，都是手段和形态，只要公正就都能带来和谐的社会，只不过人类历史证明，合理的法治更容易保证公正的长期性。

《中庸》是《四书》之一，属于儒家最核心的理论基础，“中庸”是中国两千年来最高的社会法则，朱熹注之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所以“中庸”的本质是永久的“正”。而《中庸》正是由《礼记》中的一篇拆出来而独立成书的，是以“正”是“礼”之果，守礼则社会必正。

山东曲阜孔子墓

孔子被历代尊为“文宣王”，其后裔封为“衍圣公”。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孔家的这两个封号不受朝代更替的影响，就是因为孔子倡导的“礼”制，是农耕文明下各朝各代都必须尊奉的意识形态路线。

为什么守礼社会就能正呢？这就是我们在前两章里论述过的：“礼”之本质是规矩与秩序。国家象一个整栋的建筑，所有人都是这个建筑的构件，构件有大有小，要按一种规矩来安排这些构件，让它们该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然后紧紧咬合住，那么整个建筑就异常牢固。实际上中国古代建筑全部采用榫卯结构，从而极为坚固就是这个思想的具体物化。那种安排构件的规矩就是“礼”，按这个规矩把构件都入了位就形成了秩序，这个秩序就是构件组合起来的建筑骨架。骨架有了，再进行装饰和点缀，建筑最终就在坚固稳定中呈现出宏伟而壮丽的气象，这个建筑就叫做国家。

中国传统建筑的巅峰：北京紫禁城三大殿

宋代建筑斗拱图

斗拱分拱图

二、何谓周公之“礼”

用礼来构筑国家这座大型建筑的手艺据说创始于周公。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朝建立和稳固下来的大功臣，他受封于鲁，是鲁国的先祖。《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最重要的功绩一共有四个：

1、辅佐武王得了天下，史记里说“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他是武王伐纣祭天时把大钺者，也就是武王弟弟中排名第一的亲信。因此他在建立周朝中的功劳仅次于太公望。

2、武王生病时，他“戴璧秉圭”登坛求告天和祖先，愿意以自己代替武王去死。这一番祷告后武王的病居然好了，而周公则“藏其策金縢匮中，诫守者勿敢言”，就是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做了舍己救主这么大的好事。

3、武王死，成王幼年继位，周公摄政。管叔与蔡叔带着商朝遗民造反，周公带兵讨伐平叛，有再造社稷之功。

4、成王成年，他立刻归政绝不恋栈，“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

山东宋山汉代画像石“周公辅成王”

因为有这四大功绩，他死后“成王亦让，葬周公於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成王不敢以其为臣下，所以“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成王事实上给了周公一个准周王的历史地位。可以说，虽然在后来的东周列国里，鲁国的国力一直不强，但却执文化之牛耳，以致最后能出孔子和儒学。根源都在于它的始祖是周公，在于鲁国完整地保存了一套天子礼乐的拷贝。

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和城垣遗址

《史记·鲁周公世家》里还有一句话：“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悦）”。这句话对于中国历史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昭示着“礼”时代的正式来临。《周官》是一部书，准确地说是一部制度，中国的第一部官制，这部书在后世有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周礼》。当然我们知道，现存的《周礼》大部分是西汉刘歆伪托周公而作，但《史记》成书于刘歆之前，看来当年周公确实是作了一部《周官》。而且做这部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效管理社会，刘歆应该还是在周公的遗迹上进行的再创作。

《通典卷四十一·礼一》里说：“洎周武王既没，成王幼弱，周公摄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制《周官》及《仪礼》，以为后王法。礼序云，礼也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然则《周礼》为体、《仪礼》为履”。《仪礼》也是一部书，里面记载的是各类典礼和重要事务的礼仪规范。《通典》的这段话就把我们对于礼的概念论述得非常清楚了：《周礼》是体，也就是基础与核心，《周礼》说的是什么呢——官制，也就是等级制度，就是规矩；《仪礼》是履，是在规矩下的仪式化的行为规范，它就是秩序。通过恪守这些仪礼，就能固守规矩，就能让社会处于秩序和稳定之下。这就是“礼”的真实内涵，我们今天所认知的是“礼”之履，就是仪礼的部分，而探究它“体”的部分才能对我们的文化核心有更深刻的认识。

三、“礼”从何而来

这一探究，我们就先遇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的“礼”时代为什么起始于周，而不是夏或者商呢？这后面原来是由比文化更为宏大的概念来做决定的，就是文明，是农耕文明决定了这个时点。原始农耕出现很早，至少在新石器晚期，也就是三皇五帝那个时候就广泛存在。但真正的农耕文明肇始于夏代之初，准确地说是大禹治水之后。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呢，两个因素造就的：一个是人的因素；一个是物质的因素。农耕需要有技术和土地，这两点在此之前都不完备。

《史记·五帝本纪》里说：“帝舜曰：‘弃，黎民始饥’。而后稷播时百谷”。黎民的食物不足，帝舜命姬弃来教大家播种各种谷物。也就是说，在周人祖先后稷出现之前，人民确实是不具备播种谷物的技能的。后稷的出现，是农耕形成规模和常态的决定因素之一，即人的因素。那么为什么教民农耕这个历史使命会落在后稷身上呢？《史记》说他：“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这里透露出来两个信息：一个是姬弃天生就喜欢研究种植，他是一个农业天才；再一个他在农业上最了不起的一项技术是“相地之宜”，也就是善于辨识土壤。知道哪些土壤适合于农业生产，然后“宜穀者稼穑焉”，他教给人民的主要技术也是这个。总结来说，后稷的出现让人民具备了两种重要的农业生产能力：一是掌握了可耕种的作物；一是掌握了选择土壤的技术。这样，使农耕之为文明的人的因素就具备了。

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出土锯齿刃石镰（距近约八千年前）

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出土石磨盘石磨棒（距近约八千年前）

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出土骨耜

但人虽然懂得了何种土地适合耕作，奈何水灾频仍，可耕之地不多，农耕依然无法成气候。这就牵扯到了物质的因素，就是大面积耕地的不足，而这个问题也正好在后稷出现的同时解决了，背景就是大禹治水。《史记·夏本纪》记载，舜命禹治水：“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在大禹受命治水后，他给身边的两个主要助手分了工：益负责跟着他战天斗地；而负责在他俩后方管理后勤、调配口粮、安定人心的是稷。此时的分工就已经露出了日后的端倪，治水成功后：“九川归于海，水退地平。于是浚畎浍（田间之沟渠叫做畎浍）”。这两句加在一起就说明，大禹从事的治水事业同时还是一项农田水利工程。所以，治水的成功就意味着农耕的物质条件成熟了——大批的可耕地出现。

于是，治水成功后，禹受禅成为王，而他如此安排两个助手的工作：“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虞是管理山川也就是负责基础建设的官员，稷是管理农业的官员——用现在话说就是：益当了建设部长；而弃当了农业部长。弃从此开始变成后稷，成为中国农耕之祖，正式的农耕开始了。不过好景不长，益没能顺利受禅，禹的儿子启接过了天下，夏朝建立。而后稷的儿子不窋继承了他的职位，不久“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去稷不务就是后稷的农耕事业不被夏王重视了，不窋丢了官，为了不再丢命他只好带领族人逃到了野蛮民族出没的地区，中国的农耕进程在中原王权地区划上了休止符。

不窋的孙子公刘，虽然身在戎地，但坚持恢复了本族农耕的传统，并带领族人南下，渡过漆水、沮水、渭水三条河流，最后来到了陕西境内找到了适于农耕的地方豳定居下来，从而奠定了周人繁衍的根基。这个“豳”就是现在陕西彬县一带，从此周人成为中国最早、最彻底的农耕民族。到几百年后，武王伐纣，周人打败了商业文明的殷人，农耕文明正式入主中原得以确立，成为嗣后三千年的大一统文明。

一种文明就会塑造一种理念和一套制度，正是周人的农耕文明使得周朝一经建立，不旋踵就确立了“礼”的体系；也因为从此中国就一直处于农耕文明中，我们也就一直忠实地沿袭着“礼”的体系。农耕的生产方式要求稳定、权威和服从。农业生产不同于商业，只要天气不突变，通常一切都是可以预料的。春种、夏耨、秋收，只要按照定好的规矩，在某一时间用心尽力地把该干的干了，就基本可以得到想要的结果，这是一种有秩序的稳定。

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画砖·牛耕图

而某一时间该干什么是由谁来规定的呢？是一种经验的传承，老一代人说啥时该干嘛就应该干嘛。因为老一代是从再老一代那里接受的经验，这些经验可能可以上溯到后稷。中国的俗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就是在告诫：传承下来的经验是多么的重要，在这些经验上形成的规矩是不可违的，违了就可能得不到稳定，进一步就可能得不到收成。因此规矩就是权威，就要服从权威。在这种逻辑下，大家自然应该自觉地在自己应该在的位置上，听从权威的经验，按照规矩耕作，最后稳定地获得收成，得到稳定的生活。这是农耕文明下必然形成的模式，这个模式基本已经囊括了“礼”的全部内涵。因此，最早和最长时间从事农耕的周人，很自然地“进化”出了礼的思想，并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迅速将其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也因此，“礼”的时代必然产生在周朝建立的这个历史时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