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桥电影院和看电影的旧闻逸事
过去的四十多年间星桥电影院在九眼桥周边可以说闻名遐迩，在成都市也有相当影响力。据资料介绍星桥电影院1958年由苏联专家设计，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修修停停直到1961年6月1日才开始放映电影。题图上的星桥电影院不是我记得的旧时模样，当时的星桥电影院门面没有那么花哨，门前还有个大坝坝。电影院左边开了一个售票窗口，旁边有一小坝坝，摆放着桌椅板凳，供看电影前观众休息等候，最里面还有个厕所。
下面照片肯定是星桥电影院改为它用后照的。
九眼桥在成都人的心目中不仅仅是一座桥。九眼桥所跨锦江两岸的大片区域都被笼统地称为九眼桥:它们包括南岸的川大望江校区直到望江公园；致民路沿线一直到十二北街。北岸的合江亭、星桥街、金泉街、双槐树街、水井街牛王庙、宏济路，再沿川主庙街、伴仙街、一直到铁门槛……。所以当时只要问住在成都哪里？这一转的人都会说:住在九眼桥哈。
以前九眼桥周边的学校真不少，从小学数起，就有九眼桥小学、太平南街小学、黄伞巷小学、锦官驿小学、伴仙街小学。中学有十二中、二十九中、三十五中、十九中，致民路中学。大学就是四川大学和成都工学院了。
星桥电影院自然修建在星桥街上，并由此得名。
星桥电影院的电影票最先只卖8分，后来涨到二角、二角五，再后来看通宵电影5元钱包场，可以连续看5、6部电影。早时候没有电视，就是有了电视里面节目也很少。所以看电影可以说是小时候最令人兴奋的事了。
当时几分钱也很金贵，想看电影又没钱时就想法混进去。据小伙伴们回忆:
通常办法是夹带，买两张票进三个人，买三张票进五个人；
进去的人把票递出来，让另外一个人进去；
用同样颜色作废的假票趁人多拥挤蒙混过关；
藏在后面厕所里等电影开演时再进去。
电影院也晓得有人混场，常常是电影放映过程中，电影院的人还拿着手电筒晃来晃去查票。于是混票的人就躲猫猫，电筒晃过来，就赶紧藏在椅子下面；或者边看边挪座位，你查东来我坐西……。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成为危房正在拆除的星桥电影院还有些旧时模样。星桥电影院恰巧修在九眼桥辐射范围的圆心之中，周边那么多街道学校，所以到它那里看电影的人也特别多。
八十年代谈恋爱电影院是最好的场所。如果能够一起去星桥电影院看电影了，八成恋爱就搞得成了。那时候男青年混电影票是常事，“昨天又混了场电影看”，摆起来都很提劲，如果哪个是买票看的电影就不值一提了。有同学谈恋爱时都敢把女朋友带到星桥电影院去混票，把女朋友吓得心累心跳的，恐慌中还是很有些甜蜜。电影院里恋人们相依相偎，窃窃私语，不晓得到底是看电影还是谈恋爱，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和妻子在星桥电影院看通宵电影。记得上映的是“金色池塘”、“克莱默夫妇”、“未来世界”等五部美国电影，我们作了充分准备，买了各种小吃零食，还带了个温水瓶确保有水喝。当时都说“未来世界”是科幻片最好看，结果偏偏又安排在凌晨两点过才放映，我座位旁边有个农村打扮的男青年，前面演的“金色池塘”、“克莱默夫妇”他看得哈欠连天，等演“未来世界”时已经鼾声大作，我推他几次:演“未来世界”了！他挣扎着抬起头来看了几分钟，又埋头呼呼大睡了。想是从外地过来，或者白天做了体力劳动，疲倦已极，莫法看了。
其实作为川大子弟，到星桥电影院看电影相对不多，当时看电影最多的是在川大大礼堂。大礼堂严格说来是用来开会的，不是放电影的。首先它有高高的台阶，其次门口有几个大圆柱，很不利于人们进场散场。大门分为三扇，中间检票的门太窄，检票时人多检不过来，使门口拥挤不堪。旁边两扇门打开呢，需要检票的人多，还有几扇门之间容易被人混进去。礼堂的坡度不够，最后面的座位如果坐着就看不全银幕了，所以后面的人大多都是站在椅子上看。礼堂两边窗户可以拉开，因为怕混票的翻窗而入，只能用铁棍插在窗户上作为栏杆。白天放映时还必须要幕布遮住窗子，免得光线太强看不清银幕。但是这些都挡不住大家看电影的热情。
除了如法炮制在星桥电影院混票的小伎俩外，到川大大礼堂看电影还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用木棍拨开窗帘或者让里面的熟人拉一条缝隙，（白天拉得太大把亮光透进去了，里面看的人就要吼:把窗帘关到！）蹲在狭窄的窗户外，通过一丝缝隙瞄里面的电影，其实只能看到部分银幕，当时叫看“边份儿”；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一大群人围在门口，等开映后有来晚的观众验票时，直接一拥而入冲进礼堂，冲进去后马上分散到各个角落，让检票人无法寻找。我有一次在大礼堂门口差点送了命，当时大门挤得水泄不通，拿票要进去的，混票要挤的，验票堵住不让进的，总之我被挤到大门的棱角上，感觉胸都要被压断了，更可怕的是完全呼吸不到空气了，当时我个子小，看到上面都是大人的头和胳膊，喊又喊不出来，推又推不动。我全身瘫软，已经意识模糊了。那之前根本不知道人挤密了会缺氧而死，或者被挤压而死。突然间周边没了压力，应该是那一大波人流都挤进礼堂去了吧。留在门外的我大口的呼吸着新鲜空气，觉得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后来我看见鱼被打上岸嘴大张着喘气，就会想起当时可怕的情景。
大礼堂还卖站票，也允许买了站票的人可以自己带椅子板凳进礼堂坐在走廊两边看。大礼堂的木椅子是10个连在一起的，椅子的木板座平时是立起的，坐时要压下来，所以大批观众入座时，座位噼噼啪啪的响个不停。两个座位中间有个小扶手，小孩子就坐在扶手上，后面的人就只有通过人头的缝隙插空看电影了。当时的电影胶卷喊拷贝，片子老了，放映中常常断片，放映员要开灯修补拷贝。并且一部电影好几个电影院轮流放，经常看着看着礼堂灯突然大亮，大家都知道新拷贝还没到，于是摆龙门阵，吃瓜子花生的声音大起。观众们等得焦急，“废头子”些会大喊:“骗子来了”！等大家都骂小孩子骗人时，他会得意的笑:我是说的“骗子”来了，又没说片子来了。最威风的是送拷贝来的人，每当他提着拷贝进入礼堂，全体观众起立鼓掌欢呼，一路目送他从后排走到放映室。
最喜欢看的还是不要钱的坝坝电影，当时川大放映是在大操场，成都工学院放映是在灯光球场。天黑前老老少少就拿着板凳椅子到银幕前去占位子，在开映之前彼此大声的打招呼，摆龙门阵，小孩子在人群里穿来跑去，开心得很。去得晚了，银幕前面站满人了，还可以到银幕背面看，虽然没正面看清楚，字又是反的，但是由于人不多，可以惬意的趴在草地上看，还可以边看边打滚。
这辈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看日本电影“追捕”。我当时在辽宁本溪当兵，大概是1979年年底到沈阳出差，在和平电影院看见电影广告:日本电影追捕。当时票已卖完并且电影开演了。我失望的看着电影简介，一个年轻人问:当兵的要不要票?好像他说是他朋友有事来不到了，也或许他是倒票的“黄牛”，看开演了怕票砸在自己手里。反正我买了他的票就进去了。
结果看得我目瞪口呆:日本太现代化了，那么多高楼大厦，那么多汽车，私人家里居然有飞机。高仓健演的杜丘太帅了，完全是智勇双全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真由美太性感了，（虽然我一直觉得她不漂亮）也演得太好了，敢爱敢恨敢和警察署对着干，竟然骑赛马闯东京救心爱的人。故事的情节太匪夷所思了，悬念一个接一个。台词写得让人念念不忘:昭仓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你到是跳啊！
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的文化生活是太贫乏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是太贫困了，电影院几乎就是唯一的精神来源，所以星桥电影院才那么吃香，川大大礼堂才那么拥挤，坝坝电影才那么热闹。
而现在我们可以随便在豪华的影院看大片时，却又感到少了许多热情，少了许多亢奋，少了许多纯真。物质生活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反而贫乏了。
这是否值得我们深思?
写于2019年10月26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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