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入手，分析周公旦的“天命”观之进步
01
周公旦，一般称周公，姬姓，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
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文王时，周人已经开始了与商王朝的斗争。周文王死后，儿子姬发即位，仍然以太公望为国师，以周公旦为辅相。
武王正式即位之年二月，向周公旦讨教如何推翻商朝，周武王说机会会轻易丧失，就像到了秋天，庄稼已经成熟，如果不去收获，颗粒会自动落地。周公回答说：“决定的因素在于德。对周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敬尊天命，远近诸侯都不要冒犯，已经和好的诸侯不要再失去。要继续修明道德，不要安逸无为，否则会难以收拾”。
《大开武》记载了两人的对话：“呜呼！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和？告岁之有秋，今余不获，其落若何？”“兹在德，敬在周，其维天命，王其敬命。 远戚无干，和无再失。维明德无佚，佚不可还。”
周武王孟津观兵，大会天下诸侯后，第二年十二月，武王在周公等人的帮助下，统率战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渡过盟津。约前1027年二月甲子凌晨，武王在商郊牧野集众誓师，誓词就是《尚书》中的《牧誓》。
纣王发兵抵挡，结果纣军掉转矛头，往回冲杀，纣军溃败。纣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殷朝灭亡，周朝取而代之，武王为天子。
周人取得了政权后，根据当时人们“灭国不绝祀”的原则，保留殷人的祭祀。周武王把纣的儿子武庚封在殷商故地。武王又安排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驻守在殷都周围的卫、鄘、邶三国，监督殷商遗民以防其造反，史称“三监”。
灭商后的第二年，武王死去，武王儿子姬诵即位，是为成王。成王年幼，由周公代行王事。武王的弟弟中管叔最长，按照兄终弟及的惯例，他最有资格摄政，因此武王的遗命被他认为是遭到了周公的篡改，周公制定的礼制严格限制诸侯势力，又引起了武王群弟的不满和猜忌。
《尚书·金縢》载：“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这就是“周公恐惧流言日”诗句的出处。
在这种情况下，管、蔡与武庚联合作乱，严重地威胁了周王朝的安全。周公团结召公奭，采取果断措施，亲率大军东征。
《尚书·金縢》记载：“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周公平定“三监之乱”，杀了管叔放逐了蔡叔，还诛杀了武庚。
《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江南。”
殷遗民主要集中在卫（今河南中部），周公旦平乱以后，为了加强对卫地的控制，正式建议周成王把国都迁到成周洛邑（今洛阳）。同时把在战争中俘获的大批商朝贵族即“殷顽民”迁居洛邑，派召公在洛邑对他们加强监督。
建都洛邑后，周公旦开始实行封邦建国的方针。他先后建置七十一个封国，把武王十五个兄弟和十六个功臣，封到封国去做诸侯，以作为捍卫王室的屏藩。另外在封国内普遍推行井田制，将土地统一规划，巩固和加强了周王朝的经济基础。
周公旦封小弟康叔为卫君，令其驻守故商墟，以管理那里的商朝遗民。
02
康叔，姬姓，名封，又称卫康叔、康叔封，周文王姬昌与正妻太姒所生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卫国第一代国君。
康叔本来是被封于畿内之地康地（今河南禹州西北），建立康国，所以才称康叔或康叔封。
三监之乱时，周公旦以周成王的名义东征叛军，康叔参加此次军事行动。不久，周公旦便平定叛乱，为了收服殷商遗民，周公旦决定在原来武庚统治的地区建立卫国，将平叛有功的康叔改封为卫国国君。
康叔受封卫国时年纪尚轻，周公旦怕他担当不起治理殷商遗民的重任，周公旦告诫年幼的康叔：商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纣王酗于酒，淫于妇，以至于朝纲混乱，诸侯举义。他嘱咐说：“你到殷墟后，首先要求访那里的贤人长者，向他们讨教商朝前兴后亡的原因；其次务必要爱民。”
周公旦把上述嘱言，写成《康诰》《酒诰》《梓材》三篇，作为法则送给康叔。《康诰》《酒诰》《梓材》可以是周公对新征服地区的施政纲领，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政府正式文件。
《康诰》的目的是安定殷民，全篇内容不外是“明德慎罚”。“明德”的具体内容之一就是“保殷民”。；慎罚”，是依法行事，刑罚不可滥用。文告中反复强调“康民”“保民”“裕民”“庶民”。告诫康叔要勤勉从事，不可贪图安逸。“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能“明德慎罚”才有天命。
《梓材》提倡“明德”，反对虐杀。
如果说以上两个文告是从大处着眼，是宏观政策，可操作性不是那么强。那么，《酒诰》则是从具体事例出发而行文，是针对殷民饮酒成风的社会风气而发的。一个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事情千头万绪，优先抓好社会风气的净化和改变，具有治国平天下的普遍意义，至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总之，周公旦的三篇政府文告，贯穿一个基本思想是安定殷民，不给殷民一个虐杀的形象，处罚要慎重，要依法从事。
至于改造酗酒陋习，那是一个可以立竿见影的工作。
03
关于酒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不过，人们普遍认同的有猿猴造酒、仪狄造酒、杜康造酒三种。
西晋江统《酒浩》写道:“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有饭不委之空桑，积郁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 这是传说称杜康常把吃不完的剩饭倒在中空的桑树洞中，日久树洞中便散发出一股浓郁的芬芳香味来，杜康由此受到启发，根据此原理酿出了酒。
仪狄造酒是最通行的说法，一般认为始载于西汉刘向编辑的《战国策》:
梁王魏婴筋诸侯于苑台，酒酣，请鲁君举筋。鲁君兴，避席择言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这是一段鲁共公姬奋对魏惠王魏婴的劝谏。当时魏国强盛，鲁、宋、卫、韩国君来朝。魏王在苑台宴请各国诸侯。酒兴正浓的时候，主人向客人敬酒。鲁共公站起身，离开自己的坐席，正色道:“从前，舜的女儿仪狄擅长酿酒，酒味醇美。仪狄把酒献给了禹，禹喝了之后也觉得味道醇美。但因此就疏远了仪狄，戒绝了美酒，并且说道:‘后代一定有因为美酒而使国家灭亡的。’”后面还有一段话，把美女、美食、美景和前面美酒并列，沉湎其中，都是亡国之物。
关于美酒，说的是仪狄善酿酒，进献给禹，禹喝了之后感觉特别好，说以后必有因酒亡国的君主。于是，禹疏远了仪狄，并下令禁酒。
殷人嗜酒，是一种流传久远的说法，著名历史学家童书业在他的名著《春秋史》中说：“（商人）喝酒的风俗最为盛行，据说商朝人虽醉了酒，成夜呼叫，甚至拿白天当晚上，同现在吸鸦片烟的人差不多，这当是商族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童先生所说的这样的饮酒法，出自《诗经·大雅·荡》，全诗八章，每章八句，其主要内容为托周文王作以自儆并刺王室。其中第五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
有人这样翻译：文王开口叹声长，叹你殷商末代王！上天未让你酗酒，也未让你用匪帮。礼节举止全不顾，没日没夜灌黄汤。狂呼乱叫不像样，日夜颠倒政事荒。
从当代研究看来，殷人嗜酒为真实的史事。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殷王亲临视察酿酒的记载：“丁丑卜，壳贞，王往莅蘖。”甲骨文中还载有“小蘖臣”、“鬯小臣”，他们是专门负责酿酒的官吏。
殷人酿制的酒，从甲骨文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至少有3种，即酒、醴、鬯。酒是指用黍酿成的酒，类似后来人们酿制的黄酒。醴是稻谷加少量的酒曲，经短期发酵酿成的甜酒。鬯是用黑黍加香草郁金香酿制的香酒，是殷人在举行祭祀时的专用酒。
殷人酿制的酒，不但种类多，而且产量也很大。殷人崇尚鬼神，经常进行祭祀活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在各种祭祀活动中，酒是不可缺少的神圣之物。每次用酒量也很大。
胡厚宣先生研究发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单为妣庚一人就举行了4次祭祀，每次用酒都是“鬯卅”，共达120卣。卣是专门用来盛鬯的酒器一般可容酒2—3斤。 殷人祭祀用酒量最多时，一次竟用120卣，百卣就有二三百斤之多。
殷人酿酒虽发达，但殷商六百多年，并非从开头就嗜酒成性。武丁以后，由于奴隶和平民的辛勤劳作，农业、手工业等各种生产的迅速发展，统治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加以边境相对稳定，殷人就肆无忌惮地喝起酒来。
特别是到了纣王帝辛时期，汉孔安国为《酒诰》解题时说：“康叔监殷民，殷民化纣嗜酒，故以戒酒诰。”这说得很客观。
历史文献上有关殷人嗜酒的记载很多：
《商书·微子》中说：“我祖底隧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
《史记·殷本记》中也说：“帝纣……大最乐戏于沙邱，以酒为池，具肉为林。”
《正义》引《六韬》云：“纣为酒池，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
正是由于统治者的嗜酒，上行下效，殷民才渐渐形成嗜酒风俗。殷人不论贫富都有饮酒嗜好，郭沫若研究发现：“在殷墟一带，甚至连普通的平民的墓葬中，觚、爵也都成为不可缺少的殉葬物。”
周公旦鉴于殷亡国的教训，这才有了《酒诰》一篇文告。《酒诰》中禁酒令可归结为:无彝酒，执群饮，戒缅酒。（不经常饮酒、不准聚众饮酒、不酗酒。）
“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
“只有祭祀时才可以用酒。上天降下旨意，劝勉我们的臣民，只在大祭时才能饮酒。上天降下惩罚，因为我们的臣民犯上作乱，丧失了道德，这都是因为酗酒造成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的灭亡，也没有哪个不是由饮酒过度造成的祸患。”
“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
“不要经常饮酒。并告诫在诸侯国任职的子孙：只有祭祀时才可以饮酒，要用道德来约束自己，不要喝醉了。”
对于周人饮酒，“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
对于殷遗民，则要求：“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惟工则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
“孝敬和赡养你们的父母亲；父母亲一定很高兴，会自己动手准备丰盛的饭菜，这时你们可以饮酒。”
“殷人如果沉湎于酒，也不要杀死他们。”“可以慢慢教育他们。”
康叔到卫国后，根据周公旦的教导，访问当地的贤豪长者，向他们询问治国安民之策。康叔兢兢业业，勤于政事，体察民情民意，依法治理国家，国内很快出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治世：成康之治。
04
历史上之所以会有最早的成康之治，史家基本的看法是周初以周公旦为首的统治者的“殷鉴”意识。
在中国传统中，上天是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存在，“君权天授”是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基石。
夏商周三代君主提倡自己与天命有关，是由上天赐命，使他们统治天下的。汤在讨伐夏朝桀时曾说：
“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尚书·汤誓》）。统治者借“君权天授”增加统治的合理性，他们代民向天进行祭祀，以示自己是上天派来统治大地的，皇帝自称天子亦是这个原因。
秦始皇的玉玺上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可看出皇帝们视自己的权力由上天所赐。直到汉朝的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仍认为君主是上天选择的，如果君主有过失上天会降罪。明清两朝皇帝在天坛祭天亦是这个原因。
然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说明天对万事万物都一视同仁，没有偏爱。如果一个人的言行符合上天对君主的要求，他就会获得上天的保佑。一旦他的言行偏离了上天的要求，上天也会通过天灾等方式进行警告。如果君主不知反省，完全背离了上天的要求，就会失去天的保佑。改朝换代由此发生，旧的君主被推翻，新的君主产生。而新的君主同样要确保自己的言行符合上天的要求，从而希望自己的朝代能够延续。
周代以前的夏、商统治者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夏桀荒淫无度，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不惜民力，大兴土木。史书上说他修建倾宫、瑶台，“酒池肉林”，放饿虎于市中，欣赏人们惊恐逃命的样子等等。百姓对夏桀恨之入骨，歌谣这样唱道：“江水沛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薄兮，薄亦大兮。”
这首歌表明夏朝已经失去民心。有人把这首歌念给夏桀听，夏桀竟说：“这是妖言。我有天下，就像天有太阳一样。天上的太阳完了，我的国家才会灭亡。”百姓听说后，就指着天上的太阳说：“太阳啊，你什么时候灭亡，我们愿意和你一起灭亡。”（时日曷丧，予及如偕亡！）这便是成语“时日曷丧”的由来。
夏亡于殷，然而，殷人并没有吸取教训。殷商末年，帝辛沉湎酒色、穷兵黩武、重刑厚敛、拒谏饰非，成为与夏桀并称“桀纣”的典型暴君。
《尚书·商书·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西伯攻打黎国，帝辛的大臣祖伊听说后既怨恨周国，又非常害怕，于是跑到帝辛那里去报告说：天子！上天已经断绝了我们殷国的寿运了。纣王竟如此回答： “我生下来做国君，不就是奉受天命吗？”
纣王无此无道，才招致上天的惩罚，才灭国亡命。
正是因为“殷鉴不远”，所以周朝初年，以周公旦为首的政治家，终于领悟到一个治国理政的经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
“上天对人不分亲近远疏，只帮助那些有德行的人；民心不会永远忠于一个君王，只有对自己有恩惠，百姓才会归附他。”
周公旦以禁酒从而要净化社会风气，改变习俗。要“修德”、“敬德”。如何做到这一点？《酒诰》里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不要用水当镜子，要用百姓当镜子。周代初年还没有铜镜，人们看自己的脸只能通过水。现在周公号召用百姓当镜子，就是要听从民众的意见，从百姓嘴巴里了解自己。这是最的“民本思想”。
周公旦等并没有否认“天命”一说，他们的进步在于：把“天命”和民心相背结合在了一起。可惜的是，后来的大多数的皇帝们，依然自命为“上天之子”，并没有把民心入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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