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堪称“兵圣”者仅有四人，即姜子牙、孙武、吴起与韩信。

其中姜子牙辅助姬发，以弱周（国）而灭强商（朝），辅佐执政周公旦镇压叛乱，建立成康之治，《淮南子》“文王举太公望、召公奭而王”，可以理解为，姜太公以东夷兵钳制商军主力，助周国牧野之战突然袭击，最终定鼎中原，使其建立东方强藩齐（姜氏）国。

孙武著《孙子兵法》，“佐吴伯（阖闾）助伍员（伍子胥），破郢都，几灭强楚”吴楚柏举之战，吴国仅三万兵力，战胜楚国十余万精锐，进兵占领南疆霸主楚国郢都，是以《尉缭子》高度赞扬其神武，“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标点为方便阅读自行添加）

萧何月下追韩信，挽留韩信这员战将，韩信加入刘邦阵营后，挽救汉军颓势，东征灭魏、破代、平赵、下燕、定齐，潍水杀龙且，垓下十面埋伏，乌江逼死项羽，为汉朝建立首功，被称之为“国士无双”，其与汉高祖刘邦探讨军事，自言用兵“多多益善”，为其引来杀身之祸。

吴起据其自己写的书《吴子·图国》“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这样的功绩当得起兵圣之称，但问题是其巅峰代表，秦魏河西阴晋之战，于后世竟然没有明确记载，且除河西以外，北为赵国（盟友未开战），东为齐国（打却并未夺土地），南向楚国（无领兵征伐的记载），因此其辟土四面也成为槽点，堪称兵圣争议最大之人。

古人常说四战之地，其实总结起来就是，附近必定有资源，有利可图才会拼得头破血流，否则西伯利亚为何没有人争？河西便是如此，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又是交通要冲，所以占据河西就有粮食，也就引发秦国与晋国交战百年。

笔者查过资料，很多时候都是秦国主动挑衅，毕竟秦国地狭民贫，对粮食的需求更急迫，而晋国向中原扩张，比之河西还要富庶，因此对河西以防御为主，不丢城失地保全颜面就好，否则以晋国巨无霸级别，想要收拾日渐衰弱的秦国，那是易如反掌的事。

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正式准许韩虔、赵籍、魏斯三家（大夫）晋级为诸侯，便是“三家分晋”，也预示着春秋时代落幕，战国时代混战开始，在此之前魏斯（文侯）便攻打秦国河西，没办法，魏国的封地，日后的都城在安邑（今山西运城），必须将秦国打服，增加西线的防御纵深，才能腾出手去争夺中原霸权。

自秦穆公以勋贵百人殉葬，令中原贤者再也不敢踏足效命，反馈到军事领域便是，与晋国争河西百年败多胜少，反馈到文化领域便是，秦国春秋时期史料缺失严重

，诸如《战国策》毫无记载，连历史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也只介绍吴起，却没提及河西之战。

原本寄予厚望的《史记》，依然没有记载，传闻中阴晋决战，双方近60万兵马，太史公连郑国伐许都有记载，且汉朝都城长安就位于关中平原，考证相对比较容易，究竟是视而不见，还是未有其事？笔者猜测很有可能被儒家删减了。

吴起人生很重要的污点是“母亡不奔丧，杀妻以求将”，即在鲁国求学期间，母亲病故却不奔丧，也不守孝，为了能够担任将领反击齐国，杀死田氏宗女妻子，被儒家伦理所不容，被驱逐出儒家，史记成书之时，汉武帝已经推行“独尊儒术”，如同很多书籍，被删减再正常不过。

通常认可秦始皇时期，中国人口总数近三千万，战国初年约为两千万左右，然后据此推测，晋国晋悼公时率先达到万乘的天子之势，至晋国鼎盛的晋平公时达到25个军，保守估算晋国末期有两万乘兵力，才能够同时对齐国、楚国、秦国进行打击。

而每乘所配备的士卒有很大不同，四匹马为一乘，因此拥有战车数量，与战马存栏量有着巨大的关联，文献记载楚国每乘战车，辅助步兵高达100人，晋国为每乘辅助70人，但根据陕西兵马俑2号坑的出土，战车80辆对应兵马俑2300比例为30倍，晋国与秦国相邻近，比例应该近似，笔者暂时以实物为依据。

文献与实物的差异很好理解，兵马俑坑并未出现奴隶俑，春秋战国是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节点，奴隶（劳役）并不计算在兵员，但也出现在战场协助，因此两万乘兵力，通常是指高达60万作战兵力，及相辅助60万杂役，以此计算总计120万兵卒，依此估算，符合晋国千万人口规模。

三家分晋以魏斯为首，魏氏自晋献公起数百年未出变故，不似赵氏孤儿惨剧，也不似韩氏崛起时间短，因此魏氏占据最富饶的区域和最多的人口，保守估计（不计算杂役）总兵力超过25万，除去边境驻军及预备役，可调动兵员就减少到10万左右，因此魏国采用步步蚕食，成功遏制住秦国对魏国的威胁。

而秦国经变法夺河西，占巴蜀，灭义渠，伐楚国，至长平之战时，秦国总人口约600万，赵国总人口约440万，然后我们做减法，减去扩张占领区，再减去总人口比例，得出推断，阴晋之战时秦国总人口，应不超过200万。

如果人口推测接近，秦国所拥有兵力也就不会超过30万，加上秦国也需要驻守及后勤，所以能够调动20万兵力已经是极限，如果50万是农民起义般拖家带口，则战斗力必然受到影响，如果只是如曹操虚张声势，以7万号称80万，也不值得吹嘘。

但笔者愿意相信，秦国所发为倾国精锐30万，毕竟河西是关中的门户，除去粮食补给的因素，失去河西将无法抵御魏国的进攻，比荆州对东吴还要重要，因此放手一搏，集全国精锐还是很有可能，毕竟周边部族可以用收买的手段安抚，即便丢失土地能夺回河西也是值得。

阴晋之战吴起能够取胜，并非依靠战国最强重装步兵“魏武卒”，而是从未上过战场的民兵中，挑选5万人为主力，由魏武侯增派战车500乘，以及骑兵3000人（出自《吴子励士》），之前计算过每乘约30人，因此实际调拨为18000人，合计约为7万人，

《尉缭子》对此也有所评论“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尉缭子据传是魏惠王时期的隐士，若传言属实，佐证阴晋之战双方的军事对比，极有可能便是这场，决定秦国与魏国走向的阴晋之战，此战后秦国衰落，而魏国则称霸中原。

吴起能够取胜，首先便是取信于民，无数史籍都记载过，吴起与士卒同甘共苦的事迹，使其获得河西百姓的拥戴，并提高军功者待遇，使民众听到战事爆发竟欢呼雀跃，奖励耕战的手段被商鞅全盘复制，最终打造成威震天下的“秦锐士”。

其次阴晋之战，被称为魏国反击，也就是说秦国初期取得胜利，但这个胜利很可能是吴起下的圈套，吴起时刻关注秦军动向，在秦军攻势稍止并有退缩之意，吴起抓住时机全线反击，而给与新兵建立功勋的机会，为魏国打造“魏武卒”奠定良好基础。

再者吴起能够因势利导，民兵未经训练，很难进行统一的调度指挥，若是强行指派战术，相互间难以配合反成掣肘，所以吴起在胜局已定时，令步兵，车兵，骑兵全线出击，诸军为富贵荣华奋力杀敌，战果比统一指挥更为辉煌，此战过后，吴起横扫关中平原，秦国则陷入动乱。

其实，吴起能够‘选择’以新兵出击，也就说明魏武侯手中，还掌握着经验更丰富，战力更强的老兵，有可能便是最新编练的魏武卒，所以，阴晋之战只是吴起的练兵之战，即便受挫，最终的胜利依然属于根基深厚的魏国。

阴晋之战，充分展现了吴起“审时”与“度势”的能力，没有局限于单场战争的胜负，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诱使秦国深入河西，既分散其兵力，又泄其锐气，最终一鼓作气将其击败。

在保证最终胜利的情况下，充分给予士卒实战锻炼的机会，择其精锐编入赫赫威名的魏武卒，其余则通过实战，加强对战争的理解，拉拢河西军民对魏国的拥戴，强化对河西的守备能力。

所以古代先贤，总结中国的四位兵圣，皆不局限于战术，更能够宏观统筹战略，而吴起在阴晋之战，还是之后的协助楚悼王变法，都证明吴起武圣之名，当之无愧。

《尉缭子》《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