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目的在于信息学习、交流，非商业盈利用途。
期待穿越
将近４月的汕头春寒未退，上空的密云和潮湿的空气都在等待暮春第一缕阳光的穿透。
这也许是一种带有指向的描写，但它确切地源自于近日赢周刊记者在走访汕头企业界时所感受到的一种强烈情绪。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汕头经济在经历了一段长达十年的光环笼罩和随后数年的阵痛及失落后，开始进入反思期。为什么建造出一个个商界王国的潮汕企业，却无法在本土茁壮长大；为什么精明勤劳的潮汕人为中国乃至世界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却没能带来家乡的强大？
这样的自我质问热切而忧伤。无论是网文《潮汕的春天还会到来吗？》在当地媒体刊发所引起的各界大讨论，还是城市战略研究专家王志纲在当地演讲吸引了将近２０００名潮汕企业主前往的盛况，都让《赢周刊》深深动容。这是有着东方犹太人之称的潮汕族群的繁衍地，是中国改革开放所建立的五个经济特区之一，更是一大批中小企业生长聚集的地方。它的命运独特而令人瞩目，却又让人联想起在中国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中同样徘徊不前的城市与地区。
事实上，质问是渐进式的，企业与城市的命运有着永远的纠缠，企业竞争力背后的支撑是所在城市与地区产业环境的成熟。汕头的自我反思在《赢周刊》眼里有着典型的意义。
对于汕头，人们有着太多关切的质问。当我们试图去回答他们所说的历史、资金、人才资源问题的时候，却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有着共同的指向：汕头的定位。
反思过去是为了脚下的真理；然而，此刻的脚下是在何处？这真的应该是我们首先的设问。
在汕头最近的一次市委工作会议上，市委书记林木声在形容汕头经济发展的时候用到了“冷清沉闷”四个字，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那些困扰汕头已久的问题：企业外迁、产品外流，资金率低、民间资金分散。然而只要你稍微深入地了解，你会发现，汕头光盘复制和生产企业以及光盘生产线均列全国第一，音像生产企业及各类印刷企业的年总产值接近５０亿元人民币，将成为我国最大的音像制品及光盘生产基地；澄海区被授予“中国玩具礼品城”，玩具出口占全国玩具出口的４０％以上；潮阳区谷饶镇是全国针织内衣和电脑绣花产品主要生产基地，其针织内衣销量占全球总量的１／４以上。另外，包括化妆品、超声电子等产业的生产能力在国内也是占有很大比重。这样的数字有点难以想像，一个冷清沉闷的汕头背后竟隐藏着如此庞大的特色产业群落。这样的景象似乎很像当年的温州和东莞，但又似乎并不如此。
繁华？薄弱？
１８５８年，恩格斯在《俄罗斯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称：“汕头是中国惟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所以，汕头应该骄傲。三年后即１８６１年，汕头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八个国家在此设立领事馆，商业一时繁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汕头成为当时全国四个经济特区之一，享受国家一系列优惠政策，经济的高速发展一时瞩目。
那个时候，包括汕头在内的潮汕地区是多个全国性市场的所在地，也是一个全国性的物流集散地，潮汕人从事商贸生意的天赋有目共睹。“那时的旅店和饭馆天天挤满人，‘街车’（一种人力车）满街都是，客人一给就是１００元。”当地还流行着另一句话：“潮汕人没有三天好生意做。”潮汕人对市场需求相当敏锐，在当地只要有一个人找到一门好生意，三天之内就会有一批人一哄而上，使得某个行业的规模在数量上迅速铺开。
让人眼花缭乱的当地老板神奇创业故事以及家庭作坊遍地开花的热闹并不仅仅属温州所有。这个时候的潮汕地区也同样经历着温州模式的第一阶段，家庭企业从“小商品”的生产起步，并在社会化分工、专业化协作的基础上形成区域性规模经营的产销基地（专业市场）。只是潮汕人在这个阶段停留得太长时间了，以致在温州的家庭企业经历了向由多个业主共同投资经营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过渡再到向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特别是企业集团过渡的两个阶段、逐渐以一种生机勃发的经济强势区域的面目显现于世人的时候，汕头却在国家优惠政策的庇护和传统自我文化的限制下缺失了一个重要的生长周期。
近年来汕头历届政府的施政大纲中多次以工业化为口号，力图振奋汕头经济。此间的痛苦与困扰不言而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汕头凭特区的优惠政策进口来的商品和生产资料并没有用来发展实业，更多地是被倒卖到其他地方赚取差价；而潮汕人所信奉的“自己生意自己做，合伙生意不能做”的观念，使得一个个看似庞大的产业集群里挤满的是一个比一个小的个体户；潮汕人头脑敏捷，哪里有生意就到哪里去，大部分潮汕老板的投资方向往往分散而杂乱，多元化而非体系化，因此无法在自己的生意王国里构建起完善的结构。就这样，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迈入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进程并逐渐有意识地进行产业调整的时候，汕头却在相对封闭的系统中自我放逐，表面的光鲜无法改变最后的结果，便是实业软弱无力、大部分产业无法形成合理的结构和体系。
眼前的汕头，工业基础薄弱，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和支柱产业；全市１．６６万家工业企业中，规模以上的仅有８３４家，占５％，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近四成。根据汕头市市委书记林木声在最近一次市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指出，汕头的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全省和其他经济特区，经过１０年来的演化，汕头的主要经济指标占全省的比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全面下降。
有钱？无钱？
走在海滨路上，微微的海腥随风而至，此刻的汕头显得沉静而优美。９０年代初开始，汕头为了改变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利用多种途径筹集到大量资金，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据统计数字，汕头市在最近五年内投入基础设施市政建设的资金达２４０亿元，平均每年近５０亿元。而该市２０００年的财政收入仅为３８．３亿元。今天的汕头仍然是一座美丽而现代的港口城市，但是严重的财政及资金运作困难，已经使她开始焦躁不安。
林木声说，从即期增长看，去年汕头的ＧＤＰ、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增长速度排在了全省倒数第一。汕头大部分企业的日子仿佛并不好过。
据了解，汕头当地只有两家上市公司，里面没有一家是民营企业。事实上，汕头的民营经济应该是最为活跃，这里生长着一大批中小企业，他们大多都面临着二次创业的考验，包括资金的需求、管理的完善等等。汕头广东发展银行目前已经有了辅导企业上市方面的服务，并且针对汕头中小企业财务管理水平比较低的情况推出了财务顾问等服务，希望能够为企业经营提供战略决策、内部组织架构、财务管理等咨询，帮助它们获得银行贷款和提升企业自身素质。
然而，资金的缺乏并不是所有汕头企业的问题，甚至在某种意义来说也不是汕头的问题。不少汕头企业家告诉记者，汕头民间其实蕴藏了大量的社会游资。有人以澄海玩具业为例，从８０年代以来其一路高歌猛进，当中很多企业均有丰硕的积累。大大小小４０００多家玩具企业目前的富余资金，不下百亿元，拥有数亿元或近亿元资金的企业数据保守估计有数十家之多。但这笔巨大的资金只是真正的民间资产，其中极少数有银行的贷款。银行业无法介入其资金的管理或提供金融管理的服务。大多数厂家认为他们没有这种需求。他们的钱既不想在银行存定期也不想贷银行的钱，理由是我宁可用在采购物料时付现金或早点付给人家以换取多几个扣点，或多生产些货给别人赊购。因而这笔巨额资金的存在形式通常表现为私人活期户存款，原材料、配件的现金支付及对卖方客户的赊账上。这种内在系统独有的信用体系在实际过程中是缺乏有效监管的，近三年来在澄海卷款而逃的贸易公司有近十家。
对于汕头来说，恐怕已经不仅仅是要把社会游资、银行储蓄和商业资本转化为实业资本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转，协助一大批中小企业完成自我完善和自我提升，顺利长大；同时通过资金的健康流转盘活产业能量，并对产业分布和机构起到引导性的功能。
为什么离汕头而去
恐怕没有谁会相信，精明的潮汕人无法将自己的企业做大。对于汕头来说，如何解决企业外迁、资金外流的问题，也许要比解决汕头本土企业长不大的问题要迫切得多。
就在这几年温州纷纷出走的时候，不少经济专家曾认为，温州民资与企业的外流，是企业在更大范围里参与市场竞争、优化配置全国甚至全球资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表现行为。所以当企业所在区域所能提供的资源与市场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时，企业外迁是很自然的行为。
在汕头，做到一两亿元的企业往往是先搬营销中心；再搬研发中心，如果是制造型企业，有的甚至把生产基地也搬出去。汕头向来人口众多，尤其是土地资源少，可开发的土地存量不多，这其实对发展工业造成很大的影响。而对于那些搬走了营销中心和研发中心的企业来说，通常感到的是本土市场容量不够和人才资源匮乏。
按照这样的情况，汕头能够对症下药的似乎只有人才。其实，仅从教育发展配套来讲，汕头其实有足够的能力培育自己的人才，如汕头大学一流的硬件设施，一直排在全省高考前列的高质量中学教育等。即便人们在批判潮汕文化排斥外来人才的时候，我们仍然觉得，无论进入哪个城市与地区的人才，文化的融合都是痛苦而必然的，比如内地人在香港，中国人在纽约。问题的关键是，他们是否愿意付出痛苦的代价而留下来。实际上，汕头本土人才也开始向外流失。汕头作为一个平台，对人才的吸纳能力逐渐在下降。从来，资源以及人才的流向都最能反映出该地区的综合水平。
汕头仿佛有点迷茫了。难道，汕头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吸引力了吗？这就是那个被称为“粤东门户，华南要冲”、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交融最彻底的大陆城市吗？这就是气候宜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吗？就是那个拥有３８０公里海岸线、建造２０多个含有１０万吨级码头泊位港口能力的港口城市吗？
汕头，重新出发
这样的拷问，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汕头，思考它的生存能力。
“起大早，赶晚集。”这一句话在当地相当流行，用来形容１０多年来汕头经济戏剧而又尴尬的发展轨迹。商贸起家的潮汕人以无比敏锐的市场头脑抢占了经济发展的先机，却在随后的工业化热潮中被远远地抛离，幡然醒悟的时候却永远错失了最精彩的一幕。
这样的教训刻骨铭心，潮汕人时刻提醒自己：我们是不是还会再赶一趟晚集？什么样的城市战略才是汕头能够杀出的“血路”，构建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才能最大限度地整合汕头的现有资源，汕头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在这一场自我反思中，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始终激烈。
这是一场合着时代节奏的舞蹈，任何尝试滞后与超越节拍的行为都是危险的。不只是汕头，就连在２０世纪末成为典范的“温州模式”，也在２１世纪之初遭受挑战。资本企业的迅速外流、外资引进几乎为零、２００３年７、８两月，温州ＧＤＰ增长落到了浙江省倒数第一、温州经济发展不断下滑，温州也同样遇到汕头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敏感地感觉到，又一个时代即将过去。如果汕头的反思仍然停留在“补课”而不是重新出发的阶段，也许，它赶的又是一场晚集。
目前，当地普遍企业家对汕头未来走工业化的战略表示担忧：
“我们能够真的承接东南亚、港澳台、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产业转移吗？它们为什么要往我们这里转移。如果这样，汕头优越的环境资源会不会遭受毁灭。汕头是个非常适合居住和生活的城市，休闲、旅游、医疗保健产业是大有作为的。汕头拥有多家三甲医院，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多一点专科医院、康复医院。我们甚至可以考虑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事实上，汕头的各种服务业已经超过了大中城市。”“目前，全世界像中国这样征收产品税，也就是征收对象为产品制造厂商这一方，只剩下九个国家了，都是发展中国家。两会给了我们很明显的信息，整个国家的税制改革马上就要出台，政府的收入在未来的五年会发生改变，不是工厂开在你这里就可以收税，而是有贸易有流通在这里你才收到税。而汕头的优势正是在商贸流通领域，营造一个好的环境，吸纳采购企业、物流企业以及电子商务企业，将会为汕头带来很大的拓展空间。做一个城市的定位，一定是三年五年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去营造一种在未来可以吸纳税收的环境，营造交税企业的生存氛围，那么我们的赢利模式就是有问题的。”
事实上，这两个潮汕企业家的思考渗透了多年来他们对于自身生存环境的深切关注。一个城市与地区的战略定位，的确不只是政府的事情。
閱讀更多 潮汕鏟史官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