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下午，带着票房直奔30亿的国庆档热门电影《中国机长》，出品人于冬、导演刘伟强和主演张涵予一行走进了上海大学伟长楼，为师生们放映一场《中国机长》，并作观影交流。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同学们和主创的交流足足进行了一个小时。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机长》的幕后，看看这部电影的创作秘辛。
观影大合照
因为看到一只冻红了的手，决定投拍《中国机长》
2018年5月14日，关于川航备降成功的新闻报道轰动全国。博纳影业总裁于冬也看到了新闻照片——“已经降落完了之后那个驾驶舱，我印象很深，已经被掀起来了，有一只手被冻红、冻伤的照片。就是那样一张照片，让我们有了很大的冲动，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拍成电影的题材。”
万分之一的可能，飞机安全落地。这航空史上的奇迹触动了于冬。
其实《中国机长》不是于冬第一次拍主旋律电影，曾经的《智取威虎山》翻拍自红色经典，也取得过好口碑和票房8.8亿元的双丰收。当年的导演是徐克，而现在的导演是刘伟强，都是香港人。
出品人于冬
编剧于勇敢
圈内人对于冬说：“红色经典你都敢碰，还让香港导演来拍，你给内地导演也留口饭吃啊。”
但是于冬还就瞄准了“主旋律商业大片”这种复合模式——《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建军大业》《烈火英雄》，一直到《中国机长》，走的都是“主旋律+商业”的类型。
他说自己不想赚快钱：“《爸爸去哪儿》综艺改编大电影，三天半就拍完了，票房7个亿。”但是都这样的话，电影一定会被玩死。
他觉得主旋律在年轻人中也会有市场：“我们年轻的时候看美国电影，那是特别向往电影里的生活方式，《风月俏佳人》，一身西装一穿，太帅了。但是现在的年轻观众，已经是不迷恋美国生活方式的一代人。他们想看情感的回归，叙事的回归，讲述时代人物的情感共鸣。”
他找刘伟强，因为觉得香港导演拍类型片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中国机长》改编自真实故事，过程总共只有30多分钟，结果是怎样观众也都知道，所以在这样知道过程结局的情况下，怎么才能留住观众，是一个任务。我们对标的是《萨利机长》，在技术上，不会因为是国产片就放低标准。”
张涵予：这个角色不好演
“为什么不好演？因为首先你演的是一个全国人民都知道的这么一个真实存在的机长，大家上网都能查到刘传健，演完之后，观众不免拿你跟真机长做对比，如果有一点不靠谱，那骂你的声音你就接着吧，这个是第一。”
“第二，坐在驾驶舱里，表演空间非常小，基本上是把你绑在座椅上，很长时间没有台词，甚至戴上氧气面罩以后也没有脸了，对你的表演被限制住了，不可能生成很多外化的东西，来夸大你的表演。”
演员张涵予
张涵予给中国机长一个表演关键词：克制。
“这个克制非常重要，从开始接这个戏的时候，我就想，刘传健机长的表演一定要非常克制。首先得有共性，飞行员的共性是什么？接触过很多的民航飞行员，包括跟刘传健他们打交道体验生活，发现个共同点：非常冷静。而且很自律，这个是他们的共性。
克制的目的是什么？包括导演，包括我们所有演员，电影克制的目的是尽量真实，让观众有代入感，让观众更加相信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结局，最后平安降落，但是不知道玻璃爆了之后，这34分钟发生了什么，我们就把这真实地还原给观众。”
飞机遇险之后，按照程序张涵予要完成36个动作，错一个，就机毁人亡。
编剧于勇敢、演员张涵予和导演刘伟强被聘为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为了演得像机长，他在模拟机上训练了很久，“第一次练的时候，手从来没出过这么多汗，太恐怖，模拟机跟真的一样，云彩、山是一样的。如果没停稳落地的话，跟飞机砸在地上也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好多的驾驶员要到模拟机上去训练，时不时到模拟机去训练，所有的仪表全是一模一样的，一比一的。”
到了实拍的时候，还原的空客驾驶舱非常小，还埋了12根气管，来模拟机舱失压后的气流涌入。
“各个不同的角度，天上、脚下，一声令下，刚开始那个管子冲着我的眼睛喷气，流眼泪没法演，我说这个管子得挪一下，为什么？因为玻璃破的是副驾驶，我这块的玻璃并没有破，我说风是这么进来的，所以这个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每一个镜头都在考虑是不是真实。”就这样，在每天12、13级的大风里完成了演出。
导演刘伟强
事后于冬笑说应该给刘伟强发一个最佳摄影奖，因为全片在那么小的飞机舱完成拍摄，很多时候机位都很难摆，“4000多个镜头，你看刘伟强的镜头里有一个人脸部变形吗？没有吧？这就是导演的功力。”
到现在《中国机长》的票房已经直奔30亿元而去，纵然早早知道了结局，观众仍然被感动，不少人流着泪出电影院。“我想他们哭是因为在电影里看到了平凡人自己的影子——那是在平凡的岗位辛苦工作，日复一日，突然有一天被人点赞的感觉。”于冬说。
交流会后，来自上海、四川、重庆多地的电影学者汇聚在一起，对《中国机长》展开了一场深入的学术研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机长》拆掉了主旋律电影和商业片的一堵墙，可为未来的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创作提供借鉴。
与电影学者学术研讨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上海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贾磊磊教授：
“《中国机长》做的事情是拆掉了中国主旋律电影和类型电影之间的那堵墙，使这两大类题材进行了组合。于冬这个团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原型，比如说《湄公河行动》《十月围城》，框架都可以置换，提供了商业原型，这个是这个团队特别重要的贡献。
从《十月围城》到《智取威虎山》，到《建军大业》，一直到《中国机长》，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商业电影或者说类型电影、主旋律电影之间的墙，这堵墙一步一步被我们拆掉了。观众走进电影院，不是说看美国电影是找娱乐，看中国电影是受教育。国家品牌最终是由一系列的作品来支撑的，中国的电影越来越能满足观众基本的诉求。”
上海大学电影学院副院长程波教授:
“我自己的感受，首先这是一个爽片，电影院的观影效果特别好。其次，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这部电影其实是把一个关于国家的叙事内化到了一个人物身上，这个人可能是机长，也可能是这些普通人，在灾难面前，大家拧成了一股绳，把一个个体的东西，拧成了一个人性层面上的共同体。所以《中国机长》既有灾难片的类型，实际上又是一个超越灾难的献礼片，凝聚民族精神，把个体的感受和所谓的国家、民族、群体的感受打通。”
上海大学电影学院刘海波教授:
“博纳给我们创造了一种主流媒体的新美学：一个是从煽情美学变成了真情美学，第二个是从宏大美学变成了微观美学，或者是宏大叙事变成了微观叙事。由于这个片子有大量的专业真实性，有高还原度，有身边人物的真实情感和反应，使得它在观众之间建立了非常稳定的认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这部电影不是一部情节电影，是一部细节电影，是要看的，而不是讲。好在哪里？情节讲不出来，要去看每一个细节，这些是看完了以后口碑自然发酵，体现在评分上，再带动下一批的观众走进电影院。这会对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提供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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