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条位于潮州荒郊野外的幽深隧道，对于日本青年太郎来说，却像一条无情的时光隧道，它把隧道两端隔成了两个世界。这一端是通往潮州、广州，再延伸到日本的花花世界，而另一端却是似乎与世隔绝的潮州岭后村，这里偏僻、贫穷、闭塞，村里住着的都是年过七十患过麻风病的老人。过去几十年中，没有人愿意踏足这里，而原田僚太郎却在这里一住就是一年半，并且遇到了他生命中的另一半———潮汕姑娘蔡洁珊，他们的婚礼也在这个特殊的村庄里举行。
太郎是2003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优秀大学生，3年来他走遍了中国有麻风村的每个角落，和村民同吃同住，为每个麻风村的改变倾尽所有。
在广州家的工作营，记者见到了刚刚从麻风村办完婚礼归来的太郎和妻子蔡洁珊，他们正在电脑前忙碌着。眼前的太郎让记者吃了一惊，1.8米高的个子，穿着休闲T恤和牛仔裤，扎着头发，留一小缕胡须，耳朵上戴着个小耳环，阳光、帅气、时尚、前卫，这样一位来自日本的时尚年轻人，足可以去当演艺明星，怎么会跟中国的麻风村结下不解之缘呢？
太郎的家在日本属于中产阶层，作为家中的长子，从小就生活在父母的宠爱和厚望中。像许多生活在东京的大学生一样，他平时学习，周末约朋友打球、泡吧，日子过得多姿多彩。在大学三年级，一次偶然的机会，太郎参加了一个由麻风康复者主讲的讲座，这让他产生了加入友好国际工作营的冲动。“帮助他们，突然成为了我一个梦想。”
偶然机会与麻风患者结缘
由于日本的麻风康复中心相对来说比较完善，2002年，太郎和队友们一起来到了中国。从潮州市区去岭后麻风村，道路曲折漫长，要穿过一条宽4米长300米昏暗阴冷的隧道，再走20多分钟的山路，才到达麻风村。一路上，他们一行人说说笑笑，本以为目的地会是个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没想到一进去，大家全愣住了，杂草丛生，渺无人烟，危房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各个角落，与外面繁华的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当时村子看起来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孤岛。”太郎回忆道。
在一间破旧潮湿的瓦房里，一个老人正倚靠在墙边，眼神呆滞，从屋顶瓦片缝隙照射下来的一缕阳光打在他已经糜烂化脓的伤口上。由于麻风杆菌的侵袭，老人脸上五官紧缩在一起，疙疙瘩瘩，他一个劲地摇着头，发白的嘴唇一张一合地呻吟着：“爱死了，爱死了……”（潮州话：快死了）太郎看到这些，不禁流下了眼泪，他决定留下来。
在作出这个决定前，太郎还是取得父母的同意。“和爸妈商量归商量，但主动权还是在我。”太郎笑着说。
从繁华的日本东京到偏僻的麻风村落，刚开始的生活并不容易适应。由于地处偏僻，每天三餐是田地里自种的萝卜青菜，吃新鲜的鱼肉成为一种奢侈。白天苍蝇蚊子肆虐，一到晚上，尽管挂了蚊帐，山里又大又黑的蚊子还是避无可避，一咬就是好一个大肿包，奇痒无比。洗澡、上厕所更是成为了日常生活的难题。在日本，太郎最喜欢在家里又大又净的浴缸泡澡，而在岭后村，用砖头围起来四面敞露的厕所就是浴室，没有灯没有门。每次洗完澡出来，通身都是汗。对这一切，现在的太郎已经习惯了，“刚开始晚上睡觉听到周围田地里的蛤蟆‘哇哇’在叫，睡不着，后来它竟成了我的催眠曲。”
为麻风患者盖房屋做轮椅
太郎刚到麻风村的时候，村民们住的是危房，一到下雨天，屋顶漏水是常有的事情。有一个晚上，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电停了，一片漆黑。因为担心老人们出事，太郎握着手电筒打着伞挨家挨户查看，山路不好走，一不小心，踩进了泥坑里，弄了一身泥。那一刻，给村民集中盖新房成为了他最大的心愿。非典时期，他踩着单车用了1个多钟头去潮州韩山师院动员志愿者帮忙，并用从日本筹集的捐款买建筑材料，雇了几个建筑工人，自己也和学生们一起割草，修路，搬砖头，和水泥。有时大家实在太累了，太郎就带大家玩游戏，看谁搬砖头搬得快。三个月的时间下来，太郎白皙的脸晒黑了，每晚一躺到床上，浑身酸痛。但新房也总算建起来了，看着村民们欢天喜地搬进新屋，他高兴得像个小孩。苏老伯指着屋外一张木制的小轮椅，笑着偷偷告诉记者，他们都管它叫“太郎牌高级椅”。原来，太郎看到老人们行动不方便，便颇费心思地为他们每人做了一张安全又方便的轮椅。
问起在村里最开心的事情，太郎摆着手说，太多了，数不过来。新房子建好后，他和老人们住在一起，每天帮他们做完护理，就搬张凳子和大家围坐在房子前的空地，喝潮州功夫茶，听老人唠家常，虽然有很多听不懂，但太郎还是点着头听他们说下去。有时候潮州电台午后会播放潮剧，老人们会跟着和上几段，他们也让太郎学着哼上一曲。在和记者的交谈中，太郎缓慢但还算流利的普通话中明显夹杂了点潮州口音。
好心赢得潮汕姑娘的爱
在这个偏僻的村落，太郎也邂逅了他的爱情。
“我喜欢他对麻风村人的那份爱心，照料他们的仔细。”太郎新婚的妻子蔡洁珊有点腼腆地说。当时洁珊就读于韩山师范学院外语专业三年级，在太郎去他们班动员后不久，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本来只是想在大学的最后阶段找点事情做一做，没想到一做就坚持到现在。刚进岭后村，洁珊发现那里就像荒漠，麻风病患者连亲人都不搭理，几乎与世隔绝，日子太苦了。好几次，想搭辆摩托车进村子都被拒绝了，司机一听就掉头，扔下一句：“那鬼地方，雇多少钱也不去。”
尽管如此，课余时间洁珊还是和同学一起去村里帮忙，跟村民们聊天，晒被子，洗衣服，做饭，有时候还当一下太郎的老师和翻译。接触中，太郎渐渐发现，这个女孩与其它的女孩不同，跟坐在轮椅上的村民聊天时，其它人都是站着，但洁珊却很自然地蹲下去跟他们说话。这个无意的动作，打动了太郎，他俩在麻风村擦出了爱的火花。
这段恋情刚开始受到了洁珊父母的强烈反对，洁珊是家里的独生女，家在澄海，毕业后也顺利找到了一份当高中英语老师的稳定工作，如果嫁给一个日本人，父母将来怎么办？而太郎从事的工作是义务的，当时的支出都要依靠家人的供给，更何况养家糊口。面对父母和亲友的不理解，洁珊却很坚定，她清楚，能够对病人像亲人一样照料的太郎，是可以值得她依靠的。
在他们两个人的努力下，洁珊的父母渐渐地改变了想法，看到太郎为老人洗脚，护理那些已经糜烂化脓的伤口，蔡妈妈的心软了：“看到那些伤口都很想呕，可是太郎却能帮那些老人家做护理，洗脚。很难得的孩子。”
与患者结下兄弟般情谊
今年8月，太郎和志愿者到广西河池南丹甲坪村开展工作。在村里，一个70多岁的老人因为脚溃烂截肢后安了假肢，由于假肢很重，他不敢走路，同去的志愿者耐心地教他怎样安假肢，怎样走路。有时候忙完工作，太郎也会拿着一瓶啤酒和两个杯子去他房间跟他聊天喝酒，见面先跟对方敬个礼，这成为了他们两人独特的见面方式。尽管彼此都听不懂对方说什么，但房间里总能传来老人开心的笑声。
结束工作营工作的那天一早，太郎去跟老人道别，没想到隔壁的村民说老人去找他了。太郎一听吓了一跳，因为他们住的地方相距有几百米的山路，老人穿着假肢第一次走那么远，肯定很辛苦。“赶回的路上，烈日下，我看到那个熟悉瘦小的背影正慢慢地往前挪。每走一步，就停一下，用手擦了下额头，再继续走，突然，我觉得他很强壮。”太郎赶上去搭住他的肩，老人转过脸笑了，气喘吁吁地说：听说你要走了，我来送你。那一刻，太郎的眼睛模糊了。当记者提到帮助别人的快乐时，太郎一次次的表明，他并不觉得这是在帮助别人，也不认为他们是弱势群体，他喜欢的就是那种把他们当成自己家人的感觉，喜欢他们见到他就像见到家人见到老大哥的那种温馨。
他希望那个长长昏暗的隧洞，不再将村里和村外隔离开来。让村民从自卑到自信，从哭泣到微笑，从绝望到重新点燃希望，是他最幸福的事情。太郎说，岭后村是他的另一个家，老人们有事没事都喜欢亲切地跟他打招呼：“太郎太郎。”每次一泡功夫茶，村长都会拄着拐杖邀他过来一起喝茶聊天，有刚摘的龙眼或香蕉，也会给他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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