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前，位于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驶来了一支大船队，船上水手皮肤发黄，当地居民见之，既惊奇又害怕。惊的是，第一次见到同自己肤色不一样的人；怕的是，不知船队贸然进入的动机。几番交接后，当黄皮肤人手捧器皿献给酋长时，酋长身边的大臣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精致漂亮的器皿都是中国瓷器。他曾听别人说过，中国人的皮肤是黄色的，擅造瓷器，便将情况禀告给酋长，酋长听后，大喜，接过瓷器，以手势表达谢意，并好好地招待了这群外来者。

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船队带着非洲东海岸的特产浩浩荡荡回国不久，木骨都束遣使来朝，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起正式的官方关系。当年浩浩荡荡下西洋的船队便是由郑和带领，他们登陆的木骨都束就在今非洲东岸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带。

郑和抵达木骨都束时，当地已有人听闻过中国与中国瓷，从摩加迪沙考古发掘出的宋代瓷器和铜钱来看，摩加迪沙与中国的直接联系或许在12世纪或者更早的唐代即已产生。而摩加迪沙与阿拉伯半岛、印度等地的商业联系更早，可追溯到公元前。这不得不归功于摩加迪沙位于“非洲之角”南部（索马里半岛因呈犀牛角状伸向印度洋，得名“非洲之角”），濒临印度洋的优越地理位置。

“乳香和没药之邦”

索马里有“乳香和没药之邦”之誉，以出产香料为最。公元前1000多年前，一位埃及贵族曾受埃及法老派遣来摩加迪沙购买香料。此后，来自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印度西南部的商人和移民，以及中、葡等国航海家相继寻香而来。

从古代埃及人远航彭特（古代东非沿海的一个城邦）起，东非沿海一带就是古代西印度洋贸易区的重要部分。沿红海外航的船只，在获取更多香料、象牙等货物的刺激下，绕过“香料角”瓜达富伊角和哈丰角，不断向未知的南方航行。“印度洋上的贸易风，更使掌握了其秘密的阿拉伯半岛等地的人民自由往返于印度洋北缘和东非海岸之间”。

成书于公元1世纪前后的《厄里特里亚海巡航记》下称《巡航记》）记载了希腊船员们从亚丁湾驶出红海，绕过香料角（今瓜达富伊角），沿着东非索马里、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海岸向南行驶的情形。在此书出现更早的无数个世纪里，海员们沿着海岸历经艰辛，慢慢摸索着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学会利用印度洋季风，有了较好的船只后，海员们开始将沿海航程划分为若干公认的“站”,“站”里有着固定的停泊港和市场，也清楚地了解了每一港口和市场所能提供和需要的货物，有心者将其记录下来，写成《巡航记》一书。

按《巡航记》所述，东非沿海一带的人“具有海盗的习性，身材异常高大”。那里并不完全归一个国王统治，“每一个贸易城镇都分别由一个独立的酋长管辖”。“有些沿海的酋长是独立的，有些则臣属于南阿拉伯希姆亚雷特诸亲王”。沿海有“外来的阿拉伯船长和代理商，这些人同土著混得很熟，还相互通婚。他们熟悉整个沿海地带，懂得当地的语言。在穆扎（当时阿拉伯南部的一个城镇）专门定制的长矛，还有战斧、短剑、锥子，以及各种玻璃制品，都运到这一带的市场上来销售”。

因为阿拉伯人“从这一带地方输出了大批象牙、犀牛角、玳瑁和少量的棕榈油。”为了博得沿海土著的欢心，《巡航记》上记载，“某些地方还有少量的酒和小麦。”

阿拉伯人善于经商，正是他们开拓了东非与亚洲的商贸往来。知名地理学家克罗狄斯·托勒密在《地理学》中记录了公元2世纪，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上的贸易路线。他写道：“阿拉伯商人告诉我们，他们并非沿着子午线航行，而是偏西，当他们从拉普塔返回波斯时，则再次向东。这些阿拉伯商人常去香料角，阿扎尼亚和拉普塔（今索马里至坦桑尼亚一带）。”经过香料贸易集镇后，就到了被认为是摩加迪沙港前身的谢拉皮翁（ Sarapion）港，其位置大致在今摩加迪沙南部，在那里考古学家挖掘出了罗马时期的钱币。

每年的12月至3月，印度洋盛行强劲的东北季风，聪明的阿拉伯人利用季风变化规律，于12月后起锚开航，乘东北风直下东非，至7月后印度洋刮起西南季风时，又随西南风返回。“由于受季风变化的制约，阿拉伯人在东非的贸易活动集中于4至7月之间。因为东北季风在4月初逐渐消失，而西南季风则在9月底变得微弱。每年7月西南风骤起后，阿拉伯人就得准备打点行装启程，倘若他们错过了西南季风，那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在东非待上1年。受时间限制的贸易自然诸多不便，于是一些阿拉伯人开始在东非沿海地区定居，并建立起零星的商业据点。”

斯瓦希里文明的形成

摩加迪沙真正兴起并成为索马里内陆地区与外界联络的要道，是在公元9世纪后发生的事。关于“摩加迪沙”（ Mogadishu）的含义，有两种说法，一种意为“（波斯）国王的帝国设座”（ Imperial seat of the Shah），暗示波斯人可能与城市的奠基有所关联。另一种说法认为摩加迪沙可能是斯瓦希里语“ mwyuwa”（最北之城）的错误发音版本，暗示了摩加迪沙是非洲东岸一系列斯瓦希里城邦里最北的一个。

东非沿海地区城邦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得益于7世纪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大约在公元前后从喀麦隆高原、贝努埃河上游波浪式向外迁徙的非洲班图黑人，自公元2世纪起向东迁徙。因为班图人开始在沿海一带出现，“他们比那里原先的居民更凶猛，武器也更精良，所以阿拉伯商人就更不想来了。直到伊斯兰教兴起，阿拉伯移民来到东非沿海，贸易才又重新兴旺起来”。

阿拉伯和波斯湾商人们来到东非沿岸进行商业贸易、定居。他们用南亚的布匹、珠宝，中国的丝绸、瓷器，东南亚的香料、贝币来换取东非的黄金、象牙、犀角和兽皮。许多在政治或宗教斗争中失败的人，也率领着自己的族人和部众，成批地来到“景色宜人的东非海岸”避难和寻找新的发展天地。

公元975年，波斯设拉子王子哈桑·伊本·阿里为躲避战乱，带着他的6个儿子来到东非沿海地区。到达初期，他们处境十分艰难。阿里及其家族用布匹换取了一块落脚地，还安排儿孙们娶土著酋长之女为妻，以获取当地人的信任。经过几代人苦心经营，阿里家族依靠知识、技术和文化优势，逐渐统一了北起拉穆岛（今肯尼亚境内），南至科摩罗岛的东非沿海诸岛，在东非沿海建立了以基尔瓦为首都的桑给帝国。桑给帝国建立后，吸引更多的阿拉伯人、设拉子人和印度人到桑给巴尔来定居和经商，一批又一批的班图人也涌向东部沿海。

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班图人长期共居杂处，使得阿拉伯穆斯林文明同东非班图文明逐渐融合为一体，形成具有鲜明商业特征的斯瓦希里文化。在此基础上，12世纪，一种新的斯瓦希里文明的城邦社会在东非沿岸建立起来，并相继进入繁荣阶段。

与此同时，蒙古人西征导致阿拉伯与波斯湾地区同北面的陆路交通和贸易遭到破坏，印度洋的海上贸易被更加刻意地经营起来。加之中国自南宋后对海洋贸易的依赖，两大冲击波强烈地影响到东非沿岸。“东非沿海各城邦从大陆吸取象牙和黄金，向海洋呼唤丝绸与瓷器，一时左右逢源，繁荣昌盛。到15世纪末，自摩加迪沙至基尔瓦，沿海城邦共计有37个之多。在这些城邦当中，前期以摩加迪沙独占鳌头，后期则以控制了索法拉黄金出口的基尔瓦称雄一时。其他如蒙巴萨、布拉瓦、马林迪等也都远近驰名。”

经济活跃，自行铸币

十四五世纪，先后有两位举世闻名的人物来到摩加迪沙，他们是来自摩洛哥的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和来自中国的知名航海家郑和，城邦摩加迪沙过去的繁荣和辉煌，在他们的笔下，得到再现。

伊本·白图泰1331年来到非洲东海岸时，摩加迪沙已经是一个发展得非常庞大的贸易港口，那里有很多富商，所生产的布料等物资，甚至外销输送至包括埃及在内的其他地区。据伊本·白图泰介绍，每当船舶驶入摩加迪沙的港口，摩加迪沙苏丹便会派人驾小舟上船，询问船只从何处来，船主是谁？船长是谁？载重若干？随来的商贾人等是谁？来船将一切报告苏丹后，苏丹量情予以接待。

一般而言，船上的外商会分别被当地的一些人（显然是城邦的坐商）接到自己家中款待。客商的一切销售及采买事宜完全由主人代办。如无主人在场，其他人与客商洽谈的一切购销协议，均被视为无效。这表明，当地已经存在相当发展的商业行会组织和不成文法。因为经济生活活跃，摩加迪沙还自行铸币，推动贸易往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对外贸易之所得构成了摩加迪沙城邦财富与繁荣的基础。

除香料外，象牙也是吸引亚洲各国商人前往摩加迪沙一带贸易的主要产品。约于915年访问东非海岸诸地的麻斯提在《黄金草原》中说：“象在黑人土地（即东非海岸包括索马里一部）上是极其普遍的，不过它们都是野象，没有一个是畜于家的。本地人并不用它们作战，也不用它们作其他的事，他们猎象仅仅是为的要杀它们，大象牙就是从此地取得的，大多数象牙都运到阿曼，再从阿曼转运到印度和中国”。

早先东非海岸的香料、象牙输入中国，多以阿拉伯或印度尼西亚人为中介，辗转运输。古代中国对象牙、香料需求量大。象牙不仅能制造各种器皿和工艺品；而且“在中国，国王和文武百官都使用象牙轿子”。至于香料，因宫中及贵族都有薰香的习俗，香料还可用于化妆品、调味品和药用等，至明代，香料已进入寻常百姓家。远航东非，绕开中介商，“将阿拉伯船在非洲对华贸易中的中介地位减小到最低程度，构筑起一个具有中华特色的印度洋贸易网”，也是促使郑和一行下西洋的另一主要目的。

四抵摩加迪沙，留下很多传说

郑和下西洋期间，船队曾4次航抵非洲东海岸，访问了摩加迪沙、布腊瓦、朱巴、马林迪等城邦。随员费信所著《星槎胜览》和《明史》“外国传”“西域传”都留下了生动的记载。关于摩加迪沙（当时叫木骨都束），费信写道：

自小葛兰（今印度奎隆）顺风二十昼夜可至。其国濒海，堆石为城，叠石为屋四五层。厨厕待客俱在其上。男子卷发四垂，腰围梢布。女人发盘于脑，黄漆光顶。两耳挂络索数枚，项带银国，缨络垂胸。出则单布兜遮，青纱蔽面，足履皮鞋。山连旷地，黄赤土石，田瘠少收。数年无雨，穿井甚深，绞车以羊皮袋水。风俗嚣顽，操兵习射。其富民附舶远通商货。贫民网捕海鱼，晒干为食，乃喂养驼马牛羊。地产乳香、金钱豹、龙涎香。货用金银、色缎、檀香、米谷、瓷器、色绢之属。其酋长效礼，进贡方物。

根据费信记载，可以清楚看出摩加迪沙城邦宗教信仰情况，妇女“出则单布兜遮，青纱蔽面”，这显然是伊斯兰教国家传统的习俗。石头建筑则是东非沿海城市共同特征。半个世纪后，当葡萄牙人在东非沿海各城邦看到相似情形时，对其用石头和泥灰盖的房屋赞叹不已，它们“色泽洁白，十分美丽，相当合体地排在街上”。

由于郑和不止一次访问东非沿海诸国，而船队之大（200多只），人员之多（27000余人）以及宝船之长（最长达44丈多），在当时都属世界第一，所带物品又极其丰富。如此大规模第一次访问非洲，对东非沿海人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至今那里还流传有许多郑和来访的故事。

有一则说的是摩加迪沙酋长对郑和船队送来的瓷器十分喜爱，想占为己有，就同谋士商量用酒将他们灌醉后，趁机杀掉。哪知中国船员们酒量都很大，酒都喝光了也没人醉倒，倒是酋长和大臣们，一个个醉得东倒西歪，袭击计划未遂，等酋长清醒，郑和船队早已扬帆远去。不过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大宗商品的瓷器倒是很好地留在了东非沿岸。

瓷器海外贸易虽然较丝绸要晚得多，但至晚到唐代后期就已输入非洲。从埃及、苏丹、索马里等地出土的中国瓷片、瓷器来看，中国瓷器运往非洲分为两路：一路沿亚丁湾，进入红海与地中海，再由红海与地中海西进，运往北非、西非与欧洲；另一路则南下沿非洲东海岸输往东非沿海各地。在非洲东海岸，发现中国瓷片、瓷器最多，“沿海和基尔瓦岛……中国瓷器的碎片可以整铲整铲地铲起来”。野外考古工作所发现的，几乎从亚丁湾到桑给巴尔的整个东非海岸都有中国瓷器的碎片，而索马里境内所见尤多，在摩加迪沙也发现过宋瓷、明瓷。

非洲人对中国瓷器非常喜爱。吃饭用它，喝茶用它，装饰用它，有些地方的非洲人还以中国瓷器作为陪葬品，当然也有聪明商人以瓷易物，难怪有考古学家表示：“中世纪的东非史可以说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

郑和远航非洲是完全秉承明成祖朱棣“共享太平之福”宗旨的。可就在郑和下西洋终止半个多世纪以后，葡萄牙殖民者来到非洲，筑堡垒，建商站，开始掠夺奴隶和黄金，他们之后，荷兰、英国、法国、西班牙殖民者接踵而来，东非沿岸和摩加迪沙不太平的序幕由此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