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豬肉暴漲，究其原因，主要和今年非洲豬瘟導致了生豬存欄量大幅下降等因素有關。散養戶大多手中已經無豬可售，如此缺豬註定了全國生豬價格大幅上漲，現在的豬肉價格相比今年一季度上漲了幾倍之多。
時下，豬肉更是成為消費者抱怨的對象，這時總讓人想起幾年前大批專家聲稱養豬汙染環境的說法，當年大量劃定禁養區，僅一年時間就關停了數百萬家散養場。
那麼，如果當年不拆這些散戶，今天缺豬是否能夠緩解呢？拆了這麼多養豬場，裡面有沒有搞“一刀切”呢？
由豬肉我們再談談違建。有專家表示：中央近幾年，特別是2019年要求穩就業和穩經濟，強調群眾利益高於一切。對個別別墅和大棚問題的處理，並沒有要求有關部門和地方將拆違極端化和擴大化。
而“一刀切”、擴大化的拆違，造成了創業、中小企業、就業、收入、GDP、居民財產、固體垃圾汙染等各方面的損失，也給社會穩定帶來了不安寧的因素。如果貿易衝突加劇，假如持久化，再帶來出口收縮、產業轉移、就業機會減少，內損外壓，會使這方面的局勢更加嚴峻。
“一刀切”拆違造成了多大的經濟社會損失？
首先，“一刀切”拆違，使創業和中小微企業關停數量較大。
從創業和小微企業看，建材農貿市場，以及在違章建築中的餐飲、小商店、中小加工廠，或封牆堵窗，或整體拆除，在這次折違中損失可能不輕。有時一個區縣，拆除一個建材市場，意味關閉數十百多戶建材銷售加工商；拆除一個農貿市場，意味著幾百個攤位業主停業；整治拆違一條街，可能數十家小店小鋪、飯館茶店關停。搜索百度，各地拆除違建數量報道也很多，如有一個區，拆除“違建267處、面積達11.38萬平方米”；有一個鎮對一個村在2天時間中，拆違面積達6000平米；某區在2018年11月9日1天中，拆除了5.2萬平米違建……2017年底，全國962個市轄區，363個縣級城市，1472個縣城，每個城區、縣級城市和縣城在這次拆違中，按照低中高數量，如果分別以關停200、300和400個不同規模企業估計，全國在城市和城鎮中被拆違關閉的企業數量低中高判斷，分別為56萬、84萬和112萬家。
我們再來看農村鄉鎮，這次拆違主要對象是農家樂、種植觀光等大棚、民宿客棧、中小加工廠等。這方面的報道也非常之多，如截止“2019年1月29日，某縣154棟一類大棚房全部拆除完畢。”如“某鎮有3000畝花卉種植面積，涉及主體49戶，看護大棚300多個，連日來集中開展了清理整治行動。”……那麼，全國農村鄉鎮，到底拆除了多少個“違建”農家樂、民宿客棧、種植大棚等，我們還是按照低中高粗略估計，分低、中、高為50個、100個、150個，2017年全國31647個鄉鎮和8241個街道（一些郊區街道大棚更多），因拆除關停規模達200萬個、400萬個和600萬個。
城鄉這次“一刀切”因拆除而關停的中小微企業，估計在480萬個左右，最少也可能在260萬個左右，而最多可能高達710萬個。
其次，這次由部門合力和地方擴大化的“一刀切”拆違，對中央的穩就業、穩收入、穩消費和穩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從筆者調查的情況看，一般一個縣城的建材或者農貿市場拆除，業主和員工，攤販，保安，運輸倉儲，裝卸等等，要減少數百到上千個工作崗位；農村鄉鎮民宿客棧、種植觀光大棚、小加工廠拆除，損失的工作崗位，少則10人，多達幾十人，甚至上百人。而一個城市中大中型建材、商品、汽配和農貿等市場拆除，涉及數千人的就業；一條街道整治拆違，關閉數百商戶店鋪，也影響成千上百人的就業崗位。我們就按照城市企業在拆違建中，數量損失為低和中等我們就按照城市企業在拆違建中，數量損失為低和中等水平56萬個和84萬個估計，就是每個企業平均容納10個人就業計算，城市中損失了低560萬個，中840萬個工作崗位；而農村鄉鎮，我們按這次拆違損失低200個，中400萬個農家樂、民宿客棧、小加工廠、種植觀光大棚計算，每個小微企業平均就是最保守按照3人估計，損失的就業崗位為低600萬個，中1200萬個。
這次全國“一刀切”和擴大化的拆違運動，總共可能損失了1160萬到2000萬個左右的就業機會。
從居民收入和消費看，這1160到2000萬個工作，即使每年每個就業者平均按照30000元收入計算，損失的居民收入就為低3480億元，中6000億元，與2018年經濟總量比，佔GDP的低0.39%和高0.7%。也就是說，“一刀切”造成的國民經濟損失，除了這部分勞動損失，再加資本產出損失等，為GDP的低0.6和中1個百分點左右。
我們一年減20000億稅，化這麼大的力氣，獲得的增長潛能也就是0.45%左右。當然，如果不減稅降費，可能企業會倒閉很多。假使年初就全面開打貿易戰，中國2019年GDP損失也就1.1個百分點。但是，如果擴大化的拆違繼續下去，二者相加，內外造成GDP2個百分點以上的損失，那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可能就太沉重了。
2018年農村居民收入消費率高達83%，這次拆違涉及的主要是農民工和農村居民的就業和收入，嚴重影響了這部分人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我們還是拿2018年比較，居民總消費規模為27.65萬億元，農民以收入為基礎消費能力的損失為總居民消費的低1.26和中1.8個百分點。這還不算城鄉業主的投資和創業收入及其消費。
2012年以來，我們遇到了勞動年齡人口收縮、出口佔GDP比例下降、國內產業轉移等因素對國內就業、收入和居民有支付能力消費需求這些客觀因素的影響。從未來看國際衝突的不確定性，或多或少地會進一步影響中國的出口，給中國產業向外轉移形成壓力，而且進口加大還會使國內產能會更加過剩。在這樣一種艱難時局中，千方百計鼓勵城鄉居民創業和就業，千方百計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農村居民的收入，千方百計增強國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千方百計凝聚和穩定民心，對於中國不亂陣腳、沉著應對貿易博弈衝擊，有著非常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不論從何種角度看，都應當立即停止城鄉“一刀切”的拆違。
治理城鄉：要不忘初心、執政為民、重在發展
中央領導一再教導，不忘初心，執政為民；並強調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中國投資、土地、規劃、建設、環保等領域中法律法規、各類文件、政府紀要、部門協議過多、過雜、交叉、衝突等是不爭的事實，審批繁多、時間太長、環節繁雜，規定太細又實際做不到，如果認真起來，很多建築物都可以定為違建。
深圳，敢說其發展過程中，建設指標、土地審批等等，都是合規合法的？深圳，最保守也有50%小產權和20%多其他不合規的建設。但是，深圳，作為一個學者，我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到今天為止，發展最好的城市。按照多少畝地的建設，要到中央土地部門審批，按照中央土地部門分配的那點可憐的建設用地指標，沒有“違建”，根本就不可能有今天和令我們驕傲的深圳。
中央領導一再強調，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待發展，不能用後面的歷史否定前面的歷史。條塊決策和執行公務等工作人員和領導，不能進了城了，進了現代化的辦公樓，拿著稅費中得來的穩定工資，就忘了中小微企業，以及農村、農民和農業的艱難；不能飽漢子不知餓漢子苦；不能以各種相互矛盾和朝令夕改的法律法規文件會議講話紀要去苛求他們辛苦的創業；不能數著各種亂七八糟的“典”而忘祖。
鑑於這樣一種中國建設和發展歷史變動和體制國情，需要高度警惕目前已經發生和激化的“一刀切”拆違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損害，如果各部門各地方嚴厲要求追責，並繼續蔓延擴大下去，這肯定會給我國國民經濟的創業穩定、就業穩定、收入穩定、消費穩定、增長穩定，以及社會的穩定，均會帶來災難。加上外部貿易戰博弈壓力很大，內外都繃得很緊，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因此，筆者提出以下思路、行動和政策建議。
立即停止“一刀切”拆違
鑑於造成越來越緊張的幹群和政民等社會矛盾，對創業、就業、收入、消費和經濟增長造成了重大的損失，呼籲立即停止“一刀切的”拆違。
中央領導強調，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決策權。研究、思考、確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舉措，刻舟求劍不行，閉門造車不行，異想天開更不行，必須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研究。建議中財辦、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會、國家發改委、人社部、農業農村部、建設部、自然資源部、環保部、文旅部、市場監管、銀監、信訪辦、銀行，包括中紀委、監察委、高檢、高法、公安等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對這次“拆違”擴大化進行一次暗訪調查；政府各部門自報，統計“拆違”面積、項目、涉及人員、關停企業、關聯失業、損失資產、可能壞帳、新增上訪等數據；為了數據公正可靠，可委託第三方調查統計公司進行，並在中紀委、國務院政府、市場監管總局、人社部等網站，開設居民、業主有關企業關停、因拆失業、資產損失、被拆項目銀行貸款，以及工資、利潤、稅收等方面的損失。以使中央心中有數。
中央領導講，形式主義實質是主觀主義、功利主義，根源是政績觀錯位、責任心缺失，用轟轟烈烈的形式代替了紮紮實實的落實，用光鮮亮麗的外表掩蓋了矛盾和問題。官僚主義實質是封建殘餘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嚴重、權力觀扭曲，做官當老爺，高高在上，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中央領導還指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同我們黨的性質宗旨和優良作風格格不入，是我們黨的大敵、人民的大敵。
這次有關條條部門和一些塊塊地方轟轟烈烈推動的“一刀切”拆違，就是又一次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反彈。
中央領導講，我們必須認認真真講法治、老老實實抓法治。各級領導幹部要對法律懷有敬畏之心，帶頭依法辦事，帶頭遵守法律，不斷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對在“一刀切”拆違中，強拆正在居住的人數眾多居民小區而無家可歸的，就業規模損失在200人以上的企業關停，造成銀行貸款5000萬元以上的項目，中紀委應當以損害群眾利益、造成重大經濟損失進行立案調查，以紀以法追究有關部門和地方決策者和執行者的違規、違紀，甚至違法責任。對於不論是有什麼政府部門有關文件、紀要、領導視察講話等鼓勵、審批、許可的項目，以違建為由拆除的，應當讓受損人向涉事相關部門提出行政賠償要求，法院部門應當立案。以此制衡一些部門和地方還要繼續實施和擴大“拆違”的勢頭。
對一些有嚴重違規歷史，民眾意見很大個別政府及部門超標豪華辦公設施，中央可以選一些典型，強令以“違建”而拆除，以使一些部門和一些地方政府能感同身受，從而培養和形成不忘初心、人民利益為上和對民寬容包容的善治。一方面，我認為，重偏要用重典糾。不採取嚴令和重措，很可能剎不住“一刀切”拆違繼續擴大化之車，使其越跑越遠越偏。當然，另一方面，我也認為和建議，如果能夠立即停止“一刀切”擴大化拆違，考慮部門、地方領導和有關執法人員當時的處境，民政和為貴，一切向前看，除非民憤極大和拆違中有不當利益的，應當不究過往的個人責任。
通過土地體制改革給農民一條創業致富的路
扶貧攻堅，振興農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目標就是在2035年實現5.6億農村常住人口，以及2.4億左右農村戶籍但在城鎮務工常住人口進入富裕社會。怎麼讓這8億人口從小康到富裕？不能不是中國共產黨考慮的大事。
1.種糧種菜、補貼、務工等都不可能使農民富裕
靠種糧種菜能夠富裕嗎？從目前的情況看，除去國營農場和東北等地相對多的地方，一般一個農業勞動力種5畝地左右，糧價低迷、農資價高，平均每個勞動力每年能夠掙2000到3000元錢（實際就就掙了個微薄的勞動收入）就很不錯了。僅種糧菜，沒有務工等，肯定會返貧。
財政能夠補貼農民致富嗎？目前還有2億農村勞動力在務農，2018年佔全部就業26%的農業勞動力只創造了7.1%的增加值，農業勞動生產率為非農業勞動力生產率的25%以下。政府補貼使8億左右的農村戶籍人口過上城鎮居民一樣的生活，國家財政肯定得破產。
到城鎮務工能夠使農村居民致富嗎？從近幾年的情況看，製造業過剩，加智能製造，並向東南亞等地轉移，或者回流發達國家，用工大量減少；城鎮開始排斥普通勞動力，並且通過拆除城中村，拆除建材和農貿市場，整治沿街店鋪，封牆堵窗等，也從城市向農村攆回了大量的勞動力。城市使農民務工的空間被壓縮。即使農民工能夠在城鎮穩定務工，其收入也與城鎮職工收入的一半，最多也就是2/3，也不可能致富。
2017年，5.7億農村居民、2.5億城鎮非戶籍居民、5.7城鎮戶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差為1︰1.83︰3.06，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和擁有財富之差更大，筆者估計為1︰12和1︰18。可以看出，2023年初步實現現代化，進入發達國家行列，農村戶籍的8億多居民，特別是其中的5.7億農村常住人口，是全國人民從小康到富裕的關鍵。
2.以地為本創業在城鄉間極不公平
從小康到富裕，種地、補貼和務工等，條條道路都走不通。也許天真地以為農民在農村創業與城鎮中創業一樣，申請得到土地，建個工廠？開發房地產、城鎮中招商等土地指標都不夠用，不可能給農民建設用地指標！開個大商店、辦個大飯館、建個大賓館，人流量不夠，一般的農村中，即使有錢投資也不賺錢！租個寫字間， 玩電腦、編程序、搞設計等，他們都是鄉村中普通的農民，不是城鎮中的大中專畢業生，沒有寫字樓，即使有租金也太貴，租金承受得了也沒有在寫字樓中創業知識儲備和技能。
農村居民有什麼？只有他們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耕地、宅地、林地、草地，以及村裡的其他建設用地！農民的知識儲備和技能，以及農村的市場環境，農民創業的資源只有土地！
城市裡的自然人、法人，他們居住、創業和投資，可以從農村低價轉移土地，可以建設工廠、寫字樓、商店、飯店、加油站、物流園，開發商可以建設住宅再賣，城鎮居民可以投資住宅再買賣獲利，城鎮居民可以抵押自己的住宅獲得貸款去創業投資，城鎮的土地可以入股於企業成為資產。
而農村的農民創業，卻得不到自己土地的所謂“建設用地指標”，卻不能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設自己的家園，卻只能將自己的宅基地低價賣給村裡人而不能價格高點賣給城裡人，卻不能在自己的宅地和其他土地上建設農家樂、客棧、小加工廠，卻不能在自己的耕地上建設一個大棚（連放個農具，守夜管田的床位都不能有），卻不能出售自己的一部分土地獲得財產性收入，卻不能作為資產入股、合資進行投資、創業而得不到創業收入。
3.切實改革體制給農民創業富裕開通一條道路
我認為，耕地上什麼都不能幹，要把18億畝耕地消極地守住，讓農民安心種5畝地保證國家糧食蔬菜供應安全，在種糧種菜上解決溫飽，實現小康，甚至讓致富；製造業不景氣、城市要國際化、產業向外轉移、貿易戰開打等等時，讓農民回鄉，5畝地作為他們的保障，保持社會穩定；在文化知識水平低，人力資本缺乏，特別是農村農業收益小於城市非農業收益而不能收回教育投資，戶小、地少、分散的農村中，不可能再走回傳統的集體經濟，也不可能找到千百萬個有能力的人力資源願意在農村和農業中，即使合作經濟這兩年的實踐看80%以上是形式和造假，以新型合作經濟為名騙取政府的各種補貼；而行政性方式的振興農村，給農村派人、給補貼、投資建基礎設施等總歸不能使他們可持續發展，而口號上的鼓勵農民回鄉創業，最後農民真在上述夾縫中創業，卻遭到了行政治理上“寧可錯殺三千，也不放過一個”擴大性拆違的重創。
如果要使農民真正從小康邁向富裕，唯有放開讓他們創業；而要農民真正能夠創業，上述農業時代的思維定式、傳統的行政所謂做強農村農民農業的做法，基本是差之千里，背道而馳。
我們真要認真地想一想，怎麼才能讓農民能夠創業，讓他們靠自己的努力，創業帶動就業，加上城鄉間資金、勞動力、人口、土地通過市場自由地流動助力，而富裕起來？
首先，從深層次看，徹底解決這一問題，要加快農村土地體制改革的步伐。
農民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不變，確定農民的土地使用財產權，村中其他建設用地也應當按股份作為資產分配給每個村民，耕地999年歸農民使用，宅地500年歸農民使用，農村企業用地300年歸法人使用；廢除對農村土地的徵用體制，如果將農村集體土地變成國有土地，一定要等價交換；農村所有土地，與城鎮國有土地一樣同地、同權、同價均可在全國城鄉統一競爭性的市場上公平交易；農戶的土地使用財產權，除了交易，還有出租、入股、抵押和繼承等方面的權益。
農業，要形成規模較大的家庭農場，要資本下鄉辦農場，農民一部分要進城，一部分要變成農業工人，一部分要在農業從事非農業。這有賴以農村土地通過市場方式退出和集中。都以目前的體制耗著，農民一萬年也富裕不起來。
其次，要改革農村土地的政府收益和管理體制。
一是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現代財政體制，建立起土地收益分配和地方政府收入來源機制。廢除行政寡頭壟斷的土地市場，改革和取消徵地補償和土地出讓金體制，各類土地在城鄉統一的市場上公平交易，政府以稅收的方式獲得分配；逐步改革五級政府向三級政府過渡，縣市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收入，逐步由房地產稅源來替代。
二是土地和建設的民主和科學規劃管理。減少上一級政府對下一級政府城市規劃的干預，鄉村規劃給以村民更大的自主權力；城市規劃由本級政府、人大、政協、專家、徵求轄區內公眾意見和進行社會聽證等方式，民主和科學形成；多規合一，土地用途按規劃管理，符合規劃用途的土地分配，由土地使用財產權集體和個人，用地者和供地者雙方自願同意相互協商按市場規則交易。政府不能強制指定交易對像。
三是給農民以自己的土地上建設的權力。擁有土地使用財產權的農民，在用途和規劃管制下，有以地為本和為基礎的投資、入股（以地為本）、建設權，政府不得干預農民在自己的建設用地上改造建設房屋自住（包括建設別墅），不得干預農民宅基地與城市居民合資（農民出地、城市居民出資）建設共用住宅、農家樂、客棧等；不得干預農民在自己的耕地、林地建設合理的田間管理設施；鼓勵農民建設大棚，用以觀光、休閒和其他高附加值生產服務經營；加油站等這樣的設施，只要符合規劃，可以由農民直接供地，或者投資建設；鄉村社區的建設管理，由政府部門指導要求，村委組織，村民協商，對道路、排水、照明、衛生、供水等設施建設進行管理。
對停止和善後拆違“一刀切”一些政策建議
這次幾乎是全國性的“一刀切”拆違造成了一系列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如何善後和處理。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1.保護創業者和居住者產權，進行合理的賠償。只要有政府某一部門鼓勵、允許、審批和許可的項目，這次被“一刀切”拆除的，以及與村集體有協議的，有有關文件證據的，應當學習日本（屬於資本主義國家）20世紀後半期關停耗能大、汙染嚴重、技術落後等等企業，以及拆遷需要規劃建設之民居的補償做法，為了體現我們的社會主義為民的優越性質，由事主向當地，或者上一級民政部門登記，由所在地政府出資，負責給以合理的賠償。
2.妥善和合理地處理由拆違造成的銀行貸款壞帳。政府有關部門有鼓勵、審批和許可文件的農村農民創業項目，這次在“一刀切”拆違中被拆，只要有政府文件背書，銀行貸款的，事主和放款銀行向當地金融辦和銀保監部門登記，或者由拆違當地政府還本付息，或者由人民銀行對這次“一刀切”拆違形成的銀行不良資產，進行統計加總，在鑄幣收益中進行核銷。其壞帳不應當由貸款的農村農民，或者到農村的其他創業貸款者承擔。當年我們以大規模核銷和剝離的方式，處理了國有企業造成的銀行呆壞帳，而農民和在農村創業投資者，絕大部分沒有能力償還被“一刀切”拆違損失的貸款，他們不是主觀惡意久款，而是由於部門和各地政府“一刀切”擴大化拆違造成的，遇到不可抗拒力情形，因而不論怎麼講，也不應當由被拆者承擔損失。特別是為了不引起大規模的上訪、民告官等方面的社會不穩定，最好中央批准，由人民銀行負責，對這次“一刀切”拆違造成的銀行呆壞帳，進行統一核銷。
劃定農民農村和城區創業及房地產貸款風險區。對於極端“一刀切”擴大化拆違，造成當地有關銀行發生呆壞帳嚴重的縣區市，可由人民銀行、銀保監部門，劃定為農村農業創業及房地產貸款發放高風險區，對其貸款進行額度和發放設立警示提醒。
3.對於這次“一刀切”拆違中，民眾失去居所的，凡是有政府有關文件所建設而被拆的，當地政府負責安排居住，按照當地合理租金標準，支付其租住的費用，或者提供廉租房保證其能夠居住；對於專賣店封牆堵窗、街道整治、拆除店鋪而失去從業崗位的居民，由政府提供失業救濟，或者提供民政低保，以保障他們的生活；對於拆遷造成無就業家庭的，政府安排公益就業崗位工作，使他們生活有所保障。
中央領導對過去已經出現過的“一刀切”曾經作過糾正，強調“在安監、環保等領域微觀執法過程中避免簡單化，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執行政策不能搞‘一刀切’”。
筆者要說的是，也有福建等許多地方，一些城市居民，或者一些企業家返鄉，與農民合建了別墅，有農家樂，發展旅遊，為什麼就沒有遭到大規模強拆？說明這裡的領導和部門，沒有將中央對個案的處理精神曲解，不忘初心、群眾利益高於一切，保護和鼓勵城鄉創業就業，真正落實中央提出的振興農村戰略。因事制宜，包容發展，與“一刀切”、擴大化兩種截然不同的工作作風，體現了誰在真正做實事，聚民心，為群眾，謀發展，真心實意地維護中央的領導。
一些地方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極端地進行“一刀切”的拆違，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抑制創業就業、擴大失業群體，造成社會不穩，不能名為堅決執行，而實在給中央玩“高級黑”。
“一刀切”拆違，無論如何，也應當立即休矣！
(本文主要內容作者介紹：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來源：21世紀新思維 周天勇秦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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