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40週年。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回望我黨歷史，在革命戰爭年代的關鍵和轉折時期，也曾進行過對外開放—主動與外國人接觸。在1936年紅軍長征到達延安後，為打破國民黨長期的政治“抹黑”和新聞封鎖，讓國際社會了解我黨我軍的真實現狀和實現民族獨立解放的偉大政治目標，爭取國際輿論的理解和支持，中國共產黨首次進行對外開放，發生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精彩故事。

實行對外開放反擊“抹黑”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轉戰陝北。

受到國民黨的圍追堵截和長期封鎖，中共與國際社會的直接接觸完全被切斷了，中國共產黨新的政治主張無法為國際社會所知曉。國民黨利用它控制的宣傳工具，將中國共產黨說成是基本上被消滅的、剩下的只是由“文匪”領導的一群“流寇”。在西方世界，中國共產黨被歪曲為蘇聯對外擴張、傳播共產主義的工具，成為“被整個世界遺忘”的、已經喪失實力的“共匪殘部”。國際社會無從瞭解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情況，只是從國民黨控制的報刊上，間或看到一些諸如所謂“共產黨匪幫”“土匪與共產黨騷動”一類的報道。於是，中國共產黨人被想象成“留著長鬍子”“喝湯的時候發出咕嘟咕嘟的響聲”“皮包裡夾帶土製炸彈”等等的“江洋大盜”。

為了打破國民黨的輿論封鎖，宣傳我黨的政治主張。1935年7月，在共產國際召開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中國共產黨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提出“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民族和國家，對一切對中國民眾反日解放戰爭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國家建立友誼關係”。《八一宣言》的發表是中國共產黨調整對外戰略的起點。

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國工農紅軍軍事委員會發表宣言，提出要與“對中國抗日的民族運動，表示同情、贊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國家，建立親密的友誼關係”。

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瓦窯堡會議，提出應當“執行靈活的外交政策”，要求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同一切和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賣國賊相反對的國家、黨派，甚至個人，進行必要的諒解、妥協，建立國交，訂立同盟條約”。

要實現政治主張，首先要與國際社會建立聯繫，使國際社會了解中共的真實情況，瞭解中共政治主張和各項政策，特別是要樹立起中國共產黨人的國際形象，爭取輿論的理解和支持，粉碎國民黨的政治“抹黑”。為此，中共中央開創性地實行對外開放的方針，決定從西方進步人士入手，主動邀請他們到陝北蘇區參觀考察，通過他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對外戰略，使國際社會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新主張。

斯諾應邀訪問陝北蘇區

斯諾是回應中共對外開放方針，應邀訪問陝北蘇區的第一人。

埃德加·斯諾是美國記者，1928年7月來到中國上海，任美國在遠東最有影響力的報紙《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對中國情況做過許多客觀真實報道，後兼任紐約《太陽報》、倫敦《每日先驅報》特約通訊員。1934年和1935年，美國蘭登書屋和英國《每日先驅報》囑託斯諾撰寫一本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書，並願意為他去共產黨根據地提供資助。但斯諾一度認為，進入蘇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寫作中的斯諾

1936年6月，斯諾在宋慶齡及中共北方局的幫助下，秘密踏上了通往紅色革命中心陝甘寧根據地的征程。7月11日到達延安。周恩來為斯諾開列了92天的旅程活動表，並同斯諾進行了長談。7月13日，斯諾到達保安(今志丹縣)，受到了熱烈迎接。群眾打出的歡迎橫幅上用中英文寫著：“歡迎美國記者來蘇區調查。”在保安，斯諾開始了他對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的正式訪問。

15日，毛澤東正式邀請斯諾到他的窯洞裡談話。毛澤東全面分析了國際形勢，指出可以結成一個反侵略、反戰爭以及反法西斯的世界同盟。一連數天，毛澤東與斯諾交談，話題有：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論持久戰、統一戰線問題、戰略戰術問題、組織和武裝民眾問題、內政問題、中共同共產國際以及蘇聯的關係。此後，斯諾又先後採訪了林伯渠、徐特立、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彭德懷、葉劍英、徐海東等數十位中共領導人和許多普通士兵與工人、農民。他還全面考察了紅軍的長征、蘇維埃社會、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影響。尤為珍貴的是，斯諾多次採訪了毛澤東，瞭解其個人歷史，僅採訪記錄就有約2萬字。此前，毛澤東從未被記者採訪過。

在斯諾筆下，毛澤東不僅是一位軍事家和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者，更是一位政治改革家。在他眼裡，毛澤東瞭解中國國情，瞭解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同時，毛澤東瞭解世界政治，瞭解歐洲社會和政治情形，真正瞭解美國新政和羅斯福的外交政策，對印度也有自己獨特的看法，極具世界眼光。毛澤東介紹自己，更多的是介紹共產黨，介紹紅軍，介紹長征，解釋中國革命的原因和目的。

斯諾深入紅軍隊伍之中發現，那群經過長征的普通紅軍戰士身上有一種令人驚異的生機勃勃的精神力量。他們參加紅軍，“因為紅軍是革命的軍隊，打地主和帝國主義”。斯諾看到了一支為大眾奮鬥的軍隊，看到了一群為求民族生存而奮鬥不息的革命志士。

10月12日，斯諾離開陝甘寧根據地，投入到採訪資料的整理工作。11月，斯諾在對中國有較大影響的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上，分期發表了《毛澤東訪問記》。第二年，斯諾撰寫的文章先後在國內外6家報紙刊登。此外，斯諾多次參加報告會，以令人信服的事實，客觀準確地向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介紹了中共蘇區的情況，使人們第一次真正瞭解中國共產黨，瞭解毛澤東，瞭解中共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及為此所做的種種努力，在國際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1937年10月，斯諾根據採訪記錄寫成的《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出版，成為當時最暢銷的書籍（此後，又被世界各地譯成20多種文字出版）。時至今日，這本書仍是20世紀外國記者報道中國革命的經典之作。

斯諾的蘇區之行得到國際輿論的極高讚譽，被稱為是“西方對中國瞭解的一個新紀元”，是與哥倫布發現美洲一樣“震撼世界的成就”，“起了具有重要世界歷史意義的作用”。

八路軍第一個隨軍外國記者

斯諾1936年的陝北之行取得了重大成功，它為中國共產黨宣傳自己的對外政策，讓世界各國瞭解中國共產黨，“喚起他們對中共事業的同情奠定了基礎”。斯諾的成功報道，又使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敞開了開放的胸懷。

艾格妮絲·史沫特萊，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和社會活動家，是第一位訪問延安的外國女記者。1929年初，史沫特萊以《法蘭克福日報》記者身份來到中國，並赴各地進行採訪。希特勒上臺後，她改任英國《曼徹斯特衛報》駐中國記者。

1936年，在中共地下黨員劉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萊到達西安，等待被邀請前往延安。此間12月12日，駐守西安的張學良、楊虎城將軍扣留了前來部署“剿共”的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發生5天后，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到達西安，史沫特萊在與周恩來進行了簡短的交談之後，每晚開始在張學良的司令部進行英語廣播，評述西安事變的發展態勢。她的報道引起了不小的騷動，從此她被貼上了“中國共產黨的辯護人”的標籤。美國報紙評論：“她背後有龐大的軍隊”，說她是一個“美國姑娘，赤色危險人物”。

1937年1月，史沫特萊正式接到共產黨的邀請訪問延安。她的公開身份是到前線做戰地救護工作。在延安，史沫特萊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和彭德懷等人進行了多次交談。她給予毛澤東高度評價，“每一個其他的共產黨領袖都可以和另外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某個人物相比，但是毛澤東無與倫比”，“他的《論持久戰》《論戰爭新階段》和《新民主主義論》已經成為中國革命思想發展的里程碑”。她稱周恩來“是一位學識淵博，閱歷深廣，見解精闢，襟懷坦白，不存門戶之見，毫不計較個人的安福尊榮、權力地位的卓越領導人”。她與朱德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並徵得朱德的同意為其撰寫傳記。

抗戰期間，史沫特萊隨八路軍總部轉戰各地，成為八路軍中第一個隨軍外國記者，寫了大量介紹中國抗戰的報道。同時，她在國際上積極為中國抗戰籌集醫藥和其他物資。

史沫特萊撰寫了200多萬字的介紹中國革命鬥爭的通訊、報告、雜文和短篇小說。她撰寫的《中國的戰歌》《中國紅軍在前進》《中國在反擊》等作品，在中國青年中影響很大；撰寫的《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影響深遠。周恩來曾評價說：“這位偉大的美國人，在專心寫出更多更好的革命回憶錄和革命傳記文學作品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績，這些作品對中國革命的歷史是一個寶貴的貢獻。”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紅色延安成為全中國乃至全世界令人神往的地方。但由於國民黨政府長期的封鎖政策，很多人都無法到達延安。1943年11月，美國記者福爾曼率先向國民黨申請赴延安採訪。1944年2月，美、英、蘇等盟國記者給蔣介石寫信，提出要到延安等抗日根據地採訪的要求，並得到了各國駐華使節的積極支持。然而，國民黨當局極不情願，採取拖延辦法。中共中央得到消息後，對外國記者團訪問延安非常重視。3月9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發電報給駐重慶的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並轉外國記者團說：“我受毛澤東、朱德兩同志及中共中央委託，特向你們表示熱烈歡迎。”到了4月份，由於來自美國及各方面的壓力，國民黨只好同意組成一個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到敵後抗日根據地考察、採訪。

1944年6月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在延安會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

5月17日，由21名中外記者組成的西北參觀團自重慶飛抵陝西寶雞。他們當中包括國民黨官方指派的2名領隊和4名隨員，另有中國記者9人、外國記者6人。外國記者是：美聯社的斯坦因、《時代》週刊的愛潑斯坦、《泰晤士報》的福爾曼、路透社的武道、塔斯社的普金和美國天主教《信號》雜誌的沙納漢神父。幾經輾轉後，參觀團於6月9日抵達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八路軍總部和陝甘寧邊區政府的熱烈歡迎。

6月10日，朱德為記者團舉行了歡迎大會。12日，毛澤東接見了記者團全體成員，他說：我們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侵略者和一切法西斯，全中國、全世界都在這個共同基礎上團結起來。在延安期間，記者們參觀了邊區的機關、學校和各生產部門，參加各種集會，訪問陝甘寧邊區的英雄模範人物、作家、藝術家以及各階層知名人士。當時正值中共七大召開前夕，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許多負責人都在延安。記者們分別採訪了周恩來、劉少奇、賀龍、陳毅、聶榮臻等。留在延安工作的外國朋友，如馬海德醫生、英國友人林邁可等，也都接受了採訪。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是抗日戰爭時期外國記者對陝甘寧邊區僅有的一次集中、大規模採訪，也是對國民黨近五年封鎖解放區新聞的第一次大突破。在一個多月的訪問期間，記者們拍發了大量電訊，及時客觀地報道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和根據地的真實情況，駁斥了國民黨的種種誣衊，揭露了日軍的種種暴行。一些記者後來還撰寫了系統介紹邊區的專著，如福爾曼於1945年出版的《北行漫記》、斯坦因於1945年出版的《紅色中國的挑戰》，以及愛潑斯坦於1947年出版的《中國未完成的革命》。這些報道和專著，不但在外國發行，而且大都被譯成了中文，在國內廣泛傳播。　

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開啟正式接觸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迫切需要中國戰場拖住日軍更多的兵力。但國民黨軍節節敗退，反倒是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引起了廣泛關注，成了美國正在尋找的將日軍拖在中國戰場的新生力量。

當時，一批身在中國戰場的美國有識之士，如駐華美軍司令史迪威、駐華外交人員戴維斯和謝偉思等，積極主張美國政府正確評估中共的力量，與中共合作抗日。1944年1月15日，戴維斯向羅斯福總統提出了派遣軍事代表團去延安的計劃，指出：“我們需要趁著還受歡迎的時候，立即派一個軍事觀察員代表團到共產黨中國去。”戴維斯的這個報告引起了羅斯福的高度重視。6月21日，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就派遣觀察員去延安的問題與蔣介石進行了直接會談，23日蔣被迫同意代表團去延安，但要求把“美軍代表團”改稱為“美軍觀察組”。

7月22日，以包瑞德上校為團長、外交官謝偉思和盧登為主要成員的美國陸軍駐延安觀察組抵達延安，成為“美國同中共領導之間正式接觸的開始”。美軍觀察組的到來受到了中共方面的高度重視和熱情接待。延安《解放日報》以“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為題發表了社論，指出：“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來到延安，對於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實有重大的意義。”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先後聽取了葉劍英、彭德懷、陳毅等高級軍事領導人所作的報告，對敵後戰場和抗日根據地有了基本的瞭解；他們也深入部隊，進行調查研究，對我軍軍事素養和作戰能力有了直接瞭解。除在延安附近活動之外，觀察組還不斷派出小組或個人到敵後根據地進行考察，惠特爾賽中尉還為此獻出了生命。

美軍觀察組將其在延安活動的所見所聞寫成報告提交美國軍方及國務院。內容包括邊區人民的生活、共產黨軍隊的作戰能力、共產黨的外交政策等，為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決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第一手資料。觀察組試圖全力推動美國政府對共產黨採取更靈活的姿態，而不是盲目支持蔣介石。但非常遺憾的是，觀察組的建議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美國政府的意圖是在最短時間內以最少犧牲打敗日本，並且還要防止蔣介石倒向日本。在這種情況下，羅斯福總統對蔣介石作出了妥協，以扶蔣反共政策代替了聯共抗日政策。1947年3月11日，美軍觀察組成員撤出延安，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從斯諾訪問延安到美軍觀察組撤出延安，毛澤東先後會見了史沫特萊、尼姆·韋爾斯、維克多·基恩、厄爾·利夫、托馬斯·畢森、歐文·拉鐵摩爾、菲利普·賈非等多批外國友人，闡明中國共產黨的外交主張，並通過他們傳播到全世界。這些去過延安的國際友人一致認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我黨歷史上的首次對外開放，打破了國民黨長達十年的新聞封鎖，使國際社會第一次比較真實全面地認識了中國共產黨人及其領導核心，瞭解到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還存在著一支生機勃勃、蒸蒸日上的政治力量，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更多國際朋友的理解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