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望我党历史，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关键和转折时期，也曾进行过对外开放—主动与外国人接触。在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为打破国民党长期的政治“抹黑”和新闻封锁，让国际社会了解我党我军的真实现状和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政治目标，争取国际舆论的理解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首次进行对外开放，发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实行对外开放反击“抹黑”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转战陕北。

受到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和长期封锁，中共与国际社会的直接接触完全被切断了，中国共产党新的政治主张无法为国际社会所知晓。国民党利用它控制的宣传工具，将中国共产党说成是基本上被消灭的、剩下的只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群“流寇”。在西方世界，中国共产党被歪曲为苏联对外扩张、传播共产主义的工具，成为“被整个世界遗忘”的、已经丧失实力的“共匪残部”。国际社会无从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只是从国民党控制的报刊上，间或看到一些诸如所谓“共产党匪帮”“土匪与共产党骚动”一类的报道。于是，中国共产党人被想象成“留着长胡子”“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等等的“江洋大盗”。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1935年7月，在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八一宣言》的发表是中国共产党调整对外战略的起点。

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要与“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瓦窑堡会议，提出应当“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要求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

要实现政治主张，首先要与国际社会建立联系，使国际社会了解中共的真实情况，了解中共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特别是要树立起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形象，争取舆论的理解和支持，粉碎国民党的政治“抹黑”。为此，中共中央开创性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决定从西方进步人士入手，主动邀请他们到陕北苏区参观考察，通过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战略，使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新主张。

斯诺应邀访问陕北苏区

斯诺是回应中共对外开放方针，应邀访问陕北苏区的第一人。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记者，1928年7月来到中国上海，任美国在远东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对中国情况做过许多客观真实报道，后兼任纽约《太阳报》、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1934年和1935年，美国兰登书屋和英国《每日先驱报》嘱托斯诺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并愿意为他去共产党根据地提供资助。但斯诺一度认为，进入苏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写作中的斯诺

1936年6月，斯诺在宋庆龄及中共北方局的帮助下，秘密踏上了通往红色革命中心陕甘宁根据地的征程。7月11日到达延安。周恩来为斯诺开列了92天的旅程活动表，并同斯诺进行了长谈。7月13日，斯诺到达保安(今志丹县)，受到了热烈迎接。群众打出的欢迎横幅上用中英文写着：“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在保安，斯诺开始了他对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的正式访问。

15日，毛泽东正式邀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毛泽东全面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可以结成一个反侵略、反战争以及反法西斯的世界同盟。一连数天，毛泽东与斯诺交谈，话题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持久战、统一战线问题、战略战术问题、组织和武装民众问题、内政问题、中共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此后，斯诺又先后采访了林伯渠、徐特立、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彭德怀、叶剑英、徐海东等数十位中共领导人和许多普通士兵与工人、农民。他还全面考察了红军的长征、苏维埃社会、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尤为珍贵的是，斯诺多次采访了毛泽东，了解其个人历史，仅采访记录就有约2万字。此前，毛泽东从未被记者采访过。

在斯诺笔下，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军事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更是一位政治改革家。在他眼里，毛泽东了解中国国情，了解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同时，毛泽东了解世界政治，了解欧洲社会和政治情形，真正了解美国新政和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对印度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极具世界眼光。毛泽东介绍自己，更多的是介绍共产党，介绍红军，介绍长征，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

斯诺深入红军队伍之中发现，那群经过长征的普通红军战士身上有一种令人惊异的生机勃勃的精神力量。他们参加红军，“因为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打地主和帝国主义”。斯诺看到了一支为大众奋斗的军队，看到了一群为求民族生存而奋斗不息的革命志士。

10月12日，斯诺离开陕甘宁根据地，投入到采访资料的整理工作。11月，斯诺在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上，分期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第二年，斯诺撰写的文章先后在国内外6家报纸刊登。此外，斯诺多次参加报告会，以令人信服的事实，客观准确地向世界各国政府与人民介绍了中共苏区的情况，使人们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毛泽东，了解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为此所做的种种努力，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1937年10月，斯诺根据采访记录写成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出版，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籍（此后，又被世界各地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时至今日，这本书仍是20世纪外国记者报道中国革命的经典之作。

斯诺的苏区之行得到国际舆论的极高赞誉，被称为是“西方对中国了解的一个新纪元”，是与哥伦布发现美洲一样“震撼世界的成就”，“起了具有重要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

八路军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

斯诺1936年的陕北之行取得了重大成功，它为中国共产党宣传自己的对外政策，让世界各国了解中国共产党，“唤起他们对中共事业的同情奠定了基础”。斯诺的成功报道，又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敞开了开放的胸怀。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是第一位访问延安的外国女记者。1929年初，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并赴各地进行采访。希特勒上台后，她改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记者。

1936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莱到达西安，等待被邀请前往延安。此间12月12日，驻守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5天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史沫特莱在与周恩来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之后，每晚开始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英语广播，评述西安事变的发展态势。她的报道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从此她被贴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美国报纸评论：“她背后有庞大的军队”，说她是一个“美国姑娘，赤色危险人物”。

1937年1月，史沫特莱正式接到共产党的邀请访问延安。她的公开身份是到前线做战地救护工作。在延安，史沫特莱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她给予毛泽东高度评价，“每一个其他的共产党领袖都可以和另外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某个人物相比，但是毛泽东无与伦比”，“他的《论持久战》《论战争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发展的里程碑”。她称周恩来“是一位学识渊博，阅历深广，见解精辟，襟怀坦白，不存门户之见，毫不计较个人的安福尊荣、权力地位的卓越领导人”。她与朱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征得朱德的同意为其撰写传记。

抗战期间，史沫特莱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各地，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写了大量介绍中国抗战的报道。同时，她在国际上积极为中国抗战筹集医药和其他物资。

史沫特莱撰写了200多万字的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通讯、报告、杂文和短篇小说。她撰写的《中国的战歌》《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等作品，在中国青年中影响很大；撰写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影响深远。周恩来曾评价说：“这位伟大的美国人，在专心写出更多更好的革命回忆录和革命传记文学作品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绩，这些作品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一个宝贵的贡献。”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色延安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令人神往的地方。但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的封锁政策，很多人都无法到达延安。1943年11月，美国记者福尔曼率先向国民党申请赴延安采访。1944年2月，美、英、苏等盟国记者给蒋介石写信，提出要到延安等抗日根据地采访的要求，并得到了各国驻华使节的积极支持。然而，国民党当局极不情愿，采取拖延办法。中共中央得到消息后，对外国记者团访问延安非常重视。3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发电报给驻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并转外国记者团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向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到了4月份，由于来自美国及各方面的压力，国民党只好同意组成一个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采访。

1944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延安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5月17日，由21名中外记者组成的西北参观团自重庆飞抵陕西宝鸡。他们当中包括国民党官方指派的2名领队和4名随员，另有中国记者9人、外国记者6人。外国记者是：美联社的斯坦因、《时代》周刊的爱泼斯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路透社的武道、塔斯社的普金和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的沙纳汉神父。几经辗转后，参观团于6月9日抵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热烈欢迎。

6月10日，朱德为记者团举行了欢迎大会。12日，毛泽东接见了记者团全体成员，他说：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侵略者和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在延安期间，记者们参观了边区的机关、学校和各生产部门，参加各种集会，访问陕甘宁边区的英雄模范人物、作家、艺术家以及各阶层知名人士。当时正值中共七大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许多负责人都在延安。记者们分别采访了周恩来、刘少奇、贺龙、陈毅、聂荣臻等。留在延安工作的外国朋友，如马海德医生、英国友人林迈可等，也都接受了采访。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是抗日战争时期外国记者对陕甘宁边区仅有的一次集中、大规模采访，也是对国民党近五年封锁解放区新闻的第一次大突破。在一个多月的访问期间，记者们拍发了大量电讯，及时客观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的真实情况，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诬蔑，揭露了日军的种种暴行。一些记者后来还撰写了系统介绍边区的专著，如福尔曼于1945年出版的《北行漫记》、斯坦因于1945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于1947年出版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这些报道和专著，不但在外国发行，而且大都被译成了中文，在国内广泛传播。　

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开启正式接触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迫切需要中国战场拖住日军更多的兵力。但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反倒是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了美国正在寻找的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的新生力量。

当时，一批身在中国战场的美国有识之士，如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驻华外交人员戴维斯和谢伟思等，积极主张美国政府正确评估中共的力量，与中共合作抗日。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派遣军事代表团去延安的计划，指出：“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事观察员代表团到共产党中国去。”戴维斯的这个报告引起了罗斯福的高度重视。6月21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就派遣观察员去延安的问题与蒋介石进行了直接会谈，23日蒋被迫同意代表团去延安，但要求把“美军代表团”改称为“美军观察组”。

7月22日，以包瑞德上校为团长、外交官谢伟思和卢登为主要成员的美国陆军驻延安观察组抵达延安，成为“美国同中共领导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受到了中共方面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延安《解放日报》以“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为题发表了社论，指出：“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来到延安，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先后听取了叶剑英、彭德怀、陈毅等高级军事领导人所作的报告，对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有了基本的了解；他们也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对我军军事素养和作战能力有了直接了解。除在延安附近活动之外，观察组还不断派出小组或个人到敌后根据地进行考察，惠特尔赛中尉还为此献出了生命。

美军观察组将其在延安活动的所见所闻写成报告提交美国军方及国务院。内容包括边区人民的生活、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能力、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等，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决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观察组试图全力推动美国政府对共产党采取更灵活的姿态，而不是盲目支持蒋介石。但非常遗憾的是，观察组的建议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美国政府的意图是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少牺牲打败日本，并且还要防止蒋介石倒向日本。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总统对蒋介石作出了妥协，以扶蒋反共政策代替了联共抗日政策。1947年3月11日，美军观察组成员撤出延安，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从斯诺访问延安到美军观察组撤出延安，毛泽东先后会见了史沫特莱、尼姆·韦尔斯、维克多·基恩、厄尔·利夫、托马斯·毕森、欧文·拉铁摩尔、菲利普·贾非等多批外国友人，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主张，并通过他们传播到全世界。这些去过延安的国际友人一致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我党历史上的首次对外开放，打破了国民党长达十年的新闻封锁，使国际社会第一次比较真实全面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核心，了解到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还存在着一支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政治力量，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更多国际朋友的理解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