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龔自珍 公元1815年）
吾聞深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觀其才。才之差，治世為一等，亂世為一等，衰世為一等。
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鮮君子也，抑小人甚鮮。
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戮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聲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權不告於君，不告於大夫，不宣於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於要領，徒戮其心，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漸，或三歲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才者自度將見）戮，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則蚤夜號以求亂。夫悖且悍，且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問矣。向之倫，聒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
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憂不才而庸，如其憂才而悖；憂不才而眾憐，如其憂才而眾畏。履霜之屩，寒於堅冰；未雨之鳥，戚於飄搖；痺癆之疾，殆於癰疽；將萎之華，慘於槁木。三代神聖，不忍薄譎士勇夫，而厚豢駑羸，探世變也，聖之至也。
我聽說對於《春秋》有深入研究的人，他們這樣談論歷史，他們說，有文字以來，社會分為三等；而三等的不同，都是從人才方面區分的。治世為一等，衰世為一等，亂世另為一等。
所謂衰世，表現是形式像治世，言詞像治世，歌吟談笑都像治世。
單調的黑白相雜代替絢麗的五色，好像治世原始的樸素無華；音樂的聲音混亂，五音的區分可以取消了，好像治世原初的無聲；道路長滿了雜草，田徑河堤都崩坍了，好似治世原始的自然平曠田野；人們全都心地糊塗，到處聽不到辨別是非的話，好像治世時的百姓不批評國事。
在朝廷內，左側見不到能幹的宰相，右邊見不到能幹的秘書；在城外，也見不到能幹的將軍；學校裡沒有能幹的讀書人，農村裡沒有能幹的老百姓，鋪子裡見不到能幹的工匠，街道上見不到能幹的商人；甚至里弄裡也沒有能幹的小偷，市場上也沒有能幹的市儈，叢林沼澤中也沒有能幹的強盜。——就是說，此時不但君子少見，而且小人也少見。
在那樣的世道里，如果有能幹的讀書人或老百姓出現，那就必然有百倍的庸夫俗子冒出來，監視他們，束縛他 們，甚至於殺害他們。殺害他們，不是用刀鋸，用水火，而是在文化上加以毒害，用名譽加以毒害，在日常談笑中（不知不覺地）加以毒害。而取得殺害的權力，既不用向君主請示、向長官請示，也不用在法場當眾佈告。即使向君主和長官請示，他們也不會授權和負責。實行殺害的辦法，用不著觸及腰頸，只殺他們的心。殺他們會憂患的心，會憤怒的心，會思考的心，會幹事的心，會發生廉恥的心，會消除雜念的心。殺害心靈的時候，又不是乾脆集中於一天，而是採取慢慢殺害的手段。或者花三年工夫殺害，或者花十年工夫殺害，或者花百年工夫殺害。
有才幹的人預感自己將被殺害，那就會從早到晚呼號，追求太平世道。追求太平，卻無法得到，他們中間強悍的叛逆者，便會從早到晚呼號，以求造反。那些強悍的叛逆者，橫眉怒目，只考慮這個世道對自己帶來好處就行，人才不人才的談不上了，以前那些人又有了說辭。可是到了這種程度，人們出來看這樣的世道，離開亂世也畢竟不遠了。
龔自珍，生於公元1792年8月22日（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卒於公元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9月26日，字璱人，號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晚年居住崑山羽琌山館，又號羽琌山民，晚清傑出的思想家、詩人、文學家和改良主義的先驅者。
龔自珍出生於浙江仁和（今杭州）東城馬坡巷一個世代官宦的家庭。祖父龔禔身，與同胞兄弟龔敬身同為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進士，官至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龔敬身曾任吏部員外郎，後任雲南楚雄知府，為官清廉，在當地頗有政聲。龔自珍的父親龔麗正，幼年過繼給龔敬身為子，是嘉慶元年（公元1796年）進士，官至江南蘇松太兵備道，署江蘇按察使。龔自珍家人非但為官顯赫，且都極有文學修養，包括他的母親段馴在內，都著有詩集、文集傳世。
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龔自珍，很難不受到薰陶。龔自珍自幼受母親教育，好讀詩文。從8歲起學習研究《經史》、《大學》。12歲從外祖父段玉裁學《說文》。他搜輯科名掌故；以經說字、以字說經；考古今官制；為目錄學、金石學等。同時，在文學上，也顯示了創作的才華。13歲，作《知覺辨》；15歲，詩集編年；公元1810年（嘉慶十五年），倚聲填詞，應順天鄉試，由監生中式副榜第28名。
公元1813年（嘉慶十八年）4月，龔自珍再應順天鄉試，又名落孫山，7月，妻子因誤診卒於徽州府署。
公元1814年（嘉慶十九年），龔自珍從徽州護送妻子的棺柩回到杭州，存放在湖西的茅家埠。著四篇《明良論》，第一次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見解，對君權專制進行抨擊，令外祖父段玉裁閱後又驚又喜，他欣然加墨批點，認為他的論述正中當今政治要害，是別具一格的見解。後回徽州後參與父親主持的《徽州府志》重修工作。
公元1815年（嘉慶二十年），龔自珍續娶安慶知府何裕均侄孫女何吉雲。祖父病逝後與家人回杭州守孝。兩年後返京，租住北京法源寺南。
公元1818年（嘉慶二十三年），龔自珍又應浙江鄉試，始中舉。
公元1819年（嘉慶二十四年），龔自珍應會試落選，在京師與魏源一起師事今文學家劉逢祿，研讀《公羊春秋》。
公元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龔自珍會試再度落第，以舉人挑選為內閣中書。
從公元1821年（道光元年）起，龔自珍又任國史館校對等官職，先後十幾年。其間，他閱讀了內閣豐富的檔案和典籍，勾索舊聞，探討歷代得失，以後又參加《大清一統志》的修撰，寫出了《西域置行省議》等有深刻見解的文章。
公元1829年（道光九年），龔自珍經過第六次會試，終於考中進士。他在殿試對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撰《御試安邊撫遠疏》，議論新疆平定準格爾叛亂後的善後治理，從施政、用人、治水、治邊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張。主持殿試的大學士曹振鏞是個有名的“多磕頭、少說話”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優等，將龔自珍置於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為內閣中書。
公元1839年（道光十九年）春，由於龔自珍屢屢揭露時弊，觸動時忌，因而不斷遭到權貴的排擠和打擊，他又忤其長官，決計辭官南歸。
公元1839年6月4日（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三）龔自珍離京，9月又自杭州北上接還眷屬，兩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龔自珍寫下了許多激揚、深情的憂國憂民詩文，這便是著名的《己亥雜詩》315首。
公元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春，龔自珍執教於江蘇丹陽雲陽書院。三月，父親龔麗正去世，龔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陽書院講席。夏末，他曾寫信給江蘇巡撫梁章鉅，準備辭去教職，赴上海參加反抗外國侵略的戰鬥。公元1841年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陽。
龔自珍《己亥雜詩》中的批判、呼喚、期望、集中反映了詩人高度關懷民族、國家命運的愛國激情。例如《己亥雜詩》中第一二三首，“不論鐵鹽不愁河，獨倚東南涕淚多。國賦三升民一斗，屠妞那不生栽禾。”寫出了作者對清朝政府不重視籌劃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鹽鐵生產、稅收和水利等問題，一味依賴東南的漕運，對江南人民加重剝削，致使農業生產凋敝，人民困苦不堪，危害國家經濟的現實進行了大膽揭露和批評。再如《己亥雜詩》中第八七首，“故人懷海拜將軍，側立南天未蕆勳。我有陰符三百字，蠟丸難寄惜雄文。”表達詩人對禁菸鬥爭的關注，對國家命運的關注。
龔自珍的許多詩既是抒情，又是議論，但不涉事實，議論亦不具體，而只是把現實的普遍現象，提到社會歷史的高度，提出問題，抒發感慨，表示態度和願望。他以政論作詩，但並不抽象議論，也不散文化。
在龔自珍的詩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飛”、“爪怒”、“靈氣怒”等等，習見的景物變得虎虎有生氣，動人耳目，喚起不尋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寫落花，使引起傷感的衰敗的景物，變為無比壯麗的景象，更高出尋常的想象之外。
龔自珍寫得多的還是五七言“古體侓詩”，七言的“近體詩”，而以七言絕句為大宗。一般趨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縛，自由運用，衝口而出。這也以七言絕句表現得最突出。
龔自珍詞大部分還是消閒之作，抒寫纏綿之情，成就遠遜於詩。晚年他發現自己詞的缺點，也寫了一些抒發感慨懷抱的詞，抒發孤獨而自豪的感情；與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實現的感慨；與袁琴南兒時同上家學的情景；思想上劍態和簫心的矛盾，有志於作為，又思退隱，留戀山水。龔自珍的詞沒有擺脫傳統詞的影響，偏重於詞的言情本性。
龔自珍的詩中有瑰麗，也有樸實；有古奧，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股自然清麗，沉著老練，有杜韓的影響，有些篇章由於用典過繁或過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帶來艱深晦澀的缺點。龔自珍先進的思想是他許多優秀詩篇的靈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藝術的獨創性，使龔詩別開生面，開創了詩的一個新的歷史時代，不同於唐宋詩，實開近代詩的新風貌。龔詩在當時欣賞的人不多，它的影響始大於晚清，主要由於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與思想政治內容結合，又不落於以文字、學問、議論為詩。
作為古文大家，龔自珍更為有名。其散文也與其詩歌的主要精神相一致，或“以經術作政論”，或直接批判揭露現實，或借題發揮，或通過論文、論事、記物、記名勝形勢對封建統治的腐朽、黑暗作批判諷刺，思想內容豐富而深刻。而表現方法也十分多樣，或直率，或奇詭，散行中有駢偶，簡括中有鋪陳，語言瑰麗古奧。
龔自珍散文的表現方法一般很簡單，而簡括中又有鋪敘誇張，有的直率，有的奇詭。他的散文語言活潑多樣。有的散行中有駢偶，有的瑰麗，有的古奧，甚至偏僻、生硬、晦澀。龔自珍散文區別於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兩漢古文的一個獨特的發展，開創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風氣。
《乙丙之際箸議第九》作品介紹
《乙丙之際箸議》是龔自珍青年時代所寫的一組傑出的政論文，《乙丙之際箸議第九》是其中的一篇。“乙丙之際”是指清嘉慶二十年乙亥（公元1815年）和二十一年丙子兩年間，“箸議”就是論述的意思。
龔自珍生活在封建社會即將解體的前夕，看出了清王朝的腐朽和危機，極力主張把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聯繫起來，進行社會批判，宣傳社會改革。因此，他的政論文往往以經通史，援史論今，具有批判精神。梁啟超說龔自珍“往往引《公羊》議識切時政，詆排專制”，主要就是指他的政論文而說的。
《乙丙之際箸議第九》以人才的升降作為衡量社會盛衰的主要標準，根據公羊學派（即文學派，以《公羊傳》為中心學說）的三世說進行發揮，概嘆當時那個哀世，表面上似乎還和治世一樣，但骨子裡卻已經腐朽不堪，一切全是死氣沉沉的，到處都沒有人才，而一旦有“才士與才民出”，又要受到殘害，對於當時社會扼殺一切聰明才智的罪惡作了無情的揭露。作者清楚地看統治者的這種罪行必然要引起反抗，冷峻地提出了亂亦不遠的警告，並且用一連串形象的比喻，對那個貌似穩定而行將解體的社會實質作了生動的描繪。這些都是他認識比較敏銳、觀察比較深刻的地方。但作者還是以他自己的階級觀點來看待、分析社會問題的，他的基本立場也沒有脫離統治階級，他所以要求改革，反對扼殺人才，根本目的還是為了調和社會矛盾，避免人民“求亂”。至於他把人才問題作為社會盛衰的一個根本問題，則還是唯心史觀的表現。而且企圖以援引《公羊》義來改革時政，對當時也起不了很大的作用。
《乙丙之際箸議第九》通篇從人才問題上著眼，思想內容與《病梅館記》有一脈相通之處，在藝術上也帶有雜文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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