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衙役壓著一個犯人，氣勢洶洶的衝進他的屋子，開始翻箱倒櫃，所有人都知道要找什麼。

不久，他們找到那個本書，不僅是衙役們，連犯人也露出來釋然的表情。

他們都知道，可以結案了，因為這本書，犯人的罪名減一等。

這荒誕的一幕，頻繁的發生在十四世紀末的中國大地上。

有一本書，就能罪減一等，正是因為這本叫《大誥》的書中記載的一條：

家有《大誥》者，犯笞、杖、徒、流之罪減一等；無《大誥》者，加一等。

01

明太祖朱元璋，自述從登基以後就“寢不安枕，憂懸於心”，為的就是國家的長治久安（老朱家的千秋萬代）。

他精心的設計了各種鉅細無遺的典章制度，從不同等級的衣著服飾、房屋樣式，到具體職位的權責明細、操作要領，乃至還沒出生的子民的工作都一一安排好了（匠戶的兒子繼續幹匠戶，不許改行）。

朱元璋像對待莊稼一樣，精心照顧他的子民，而莊稼並不需要自由意志，只要定時上交糧食即可。

農民只能待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只要外出超過百里，就需要官方開具的路引，一旦被抓到私自外出，即刻充軍。如果有人不事生產，成為遊民，鄰里親戚必須拿他見官，否則就有連坐之禍。

官員們拿著是史上最低的工資，“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弱此者”，承受著最高的工作強度（最少時一年只休息三天），卻要面對殺戮成性的皇帝。

僅僅洪武四大案（注），被殺官員及家屬就超過十萬，開國的元勳宿將幾乎被一掃而光。

獲罪的官員太多以至於沒人幹活，不得不讓有罪的官員繼續辦公，導致出現了堂上官人，堂下犯人，都戴著鐐銬的奇景。

但是還不夠，為了創造一個超穩定的社會，讓子子孫孫永享富貴，朱元璋還要從思想上下手，而《大誥》就是控制人心，最巔峰和最極致的作品。

注：洪武四大案即明初四大案：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藍玉案。

02

大誥，語出《尚書》，原文是周公所作，武王伐紂時對臣民的訓誡，“陳大道以誥天下”之意。

十四世紀末的中國也剛經歷了朝代更迭，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在屍山血海中殺出，坐上了皇帝的寶座。

朱皇帝來自社會底層，對老百姓的困苦有著切身體會，所以他設計的法律制度，多是針對官員，維護百姓，甚至有如果百姓發現違法的胥吏，可以抓起來扭送上級單位的政策。（注）

但到洪武十八年，朱元璋發現《大明律》無法阻止層出不窮的貪官汙吏，“屍未移而人為繼踵，治癒重而犯愈多”，即使是殘酷的殺戮也無法阻止貪官們的前仆後繼。

他決心從源頭上制止貪官汙吏的誕生，相繼頒佈了《御製大誥》《御製大誥續編》《御製大誥三編》和《大誥武臣》（統稱《大誥》），記載了上萬個“官民過犯”典型案例和判決，意在“昭示福禍，警省頑愚”。

朱元璋的邏輯是這樣的：把違法的恐懼深深植根於百姓中，新晉官員也曾是百姓，他們也會因畏懼嚴刑峻法而不敢犯法。

所以同樣的罪行，《大誥》中處罰遠遠重於《大明律》。

《大明律》只有五刑：笞、杖、徒、流、死，《大誥》光是死刑就玩出了無數花樣：梟首、凌遲、剝皮、抽腸，刷洗、秤桿、鞭死、族誅……（為避免不適，不具體解釋，有興趣的可以自行搜索）

注：很多文章都說這條法律允許百姓抓貪官，但《大誥》初編原文“許城市鄉村賢良方正豪傑之士有能為民除患者，會議城市鄉村，將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閒之吏，綁縛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只寫了能抓吏，並不能抓官。

03

下面介紹《大誥》中一個的真實案件:

錦衣衛裡有個廚子叫王宗，犯了錯誤，他害怕連累家人，讓家屬找賣藥郎中王允堅買了一服毒藥，準備自殺。照《大明律》賣毒藥是死罪，事發后王允堅被抓起來判了死刑，只等朱皇帝勾決。

但是朱元璋不知為何，決定親自審訊。

皇帝端坐龍椅之上，王允堅被押入皇宮，如螻蟻般伏地，被命令吞服自己賣的毒藥。王郎中雖然怕死但更怕朱元璋，“顏色為之變，其態憂驚，猶豫未吞，久之乃服”。

等王郎中吃了毒藥以後，朱元璋（以下簡稱朱）問：“此藥用何料製成？”

王允堅（以下簡稱王）：“砒霜巴豆為主，以飯粘之成丸，裹以硃砂。”

朱繼續發問：“服後多久人會死？

”

王答：“半天光景”，說完淚下如雨。

朱問：“爾何以如此過淒涼之感？是怕死，還是眷戀妻子兒女？”

王答：“我一子在軍隊做事，一子出門在外，臨死不見二人，所以心內生悲。”

朱接著問：“此毒可以解嗎？”

王答：“可以。”

朱問：“何物可解？”

王答：“涼水、生豆汁、熟豆湯，可以解毒。”

朱道：“此解不快，何法可以快解藥毒？”

王答：“

糞清插涼水”。

朱元璋命人取來涼水半碗，又用蛋殼裝來糞清，置於一旁，並著急不給王允堅解毒，而是頗有興致地等待這位賣藥郎中的毒藥生效。

不久，毒性發作，王允堅在地上扭曲呻吟，不停用手撫肚，上下抓撓。

朱元璋從容走到王身旁，問道：“毒發時是何感受？”

王艱難回答：“五臟不寧，心熱血升。”

朱又問：“這種毒藥入體，傷摧哪種經絡？”

王已是腹如刀絞：“五臟先壞，斃命後，全身發黑。”

朱仍然繼續發問：“幾時可解，過多久不可解？”

王掙扎著回答：“過了三個時辰，就不能用解藥救治了。

”

眼看王允堅中毒益深，痛苦得滿地打滾，朱元璋才命人把解藥灌入這位郎中的口中，立刻上吐下瀉、大小便失禁，才得以不死，“人復如初”。

朱元璋證明了毒藥是真的，王允堅說的話也是真的，最終宣佈判決：“押入死牢，明早鬧市，梟首示眾！”

一出貓耍耗子的戲，朱皇帝玩得盡興，王郎中難逃一死。

04

要知道《大誥》前後四編，洋洋數十萬字，記載的都是類似的案件。

《大誥》採用的是古文少有的第一人稱記述，全文皆以“朕”，即朱元璋的口吻，娓娓道來，為了方便販夫走卒都能明白，書中語言十分口語化，但述說的內容令人毛骨悚然。

《貞子》即使從電視裡爬出來，也不恐怖，因為我知道那是假的，但是《大誥》即使只有文字，依然冷氣森森，因為我知道那都是真的。

可以想見，當時的中國，從官場到民間，被籠罩在怎樣的恐怖氛圍中。

為了推廣《大誥》，朱元璋不僅將《大誥》列為科舉必考內容，百姓中熟背書中案例者，還可以得到賞賜，甚至做官，在京城組織《大誥》學習報告會，凡是參與的人都報銷路費。

本文開頭那條“有《大誥》罪減一等，無《大誥》罪加一等”的法律，同樣也是為了推廣。

那麼婦孺皆知的明正典刑，有沒有起到“警戒頑愚”的作用呢？

05

再看一個《大誥》中記錄的案件：

嘉定縣的百姓沈顯二響應朱皇帝的號召，找了鄰居周官二幫忙，把為禍鄉里的里長顧匡捆了，準備送去京城。

走到蘇州時，當地耆宿曹貴五出面讓他們講和，依照鄉里自治的傳統，這並不違法。沈周二人畢竟農民，見錢眼開，收下15貫銀鈔，一匹綢緞和一些銀首飾，當場就把顧匡給放了。

但顧匡回家之後，左思右想，認為自己被抓一事，肯定瞞不住，決定豁出去，去京城自首，爭取寬大處理。

曹貴五得到這個消息，大驚失色，因為他是勸和人肯定會被牽連，於是決定與顧匡一同去自首。周官二知道後，也表示願意一起去自首。

等到沈顯二得到消息，三人已經出發，沈顯二連忙追趕，終於在淳化鎮趕上“自首團”。

沈顯二也想同去自首，但其他三人卻將他綁了起來，打算把沈顯二當作“害民豪強”押往京城。

等進了南京城，沈顯二找機會逃跑了，沒了嫌疑犯沒法交差，周曹二人只能又把顧匡綁了——原本他就是真的“害民豪強”——交給負責管理上訪的通政司。

但通政司收到的上訪報告裡，顧匡是原告之一，現在卻跪在堂下，成了被告，明顯“貨不對板”。

盤問之下很快露餡，周曹二隻好將事情的原委如實招來。

收到報告的朱元璋大怒：“似此奸頑四人，皆梟令示眾，籍沒其家。”

最後的結果是四人被殺，一個都沒跑了，好一齣荒誕鬧劇。

06

一個正常的社會，各個階層互相牽制，彼此制約，但又能保持一定的流動性。

但在《大誥》籠罩下的明初中國，人與人之間沒有信任，只是被恐懼驅使，而最終的裁決者朱元璋又雄猜多忌，無論罪行大小，往往以殘酷的死刑收場。

隨著《大誥》散播到民間的，還有告密之風的盛行，以及錦衣衛為代表的特務網，將所有人都牢牢束縛，不得自由。

很少被人提及的是，洪武年間有多達120起的農民起義，這在歷朝開國時都絕無僅有的，如果不是高壓統治，又有誰會想造反？

必須承認，《大誥》從主觀上減少了貪官汙吏，使得明初的社會得以快速恢復，但是客觀上，給整個民族套上了枷鎖，讓後來的統治者窺見，原來如此加諸殘酷，人民還是會逆來順受，只要有暴力手段，就可以肆無忌憚。

三百年後，從白山黑水間走出的愛新覺羅們，接手的不僅僅是大明的花花江山，更有馴服漢人的酷虐手段：特務政治製造恐怖，剃髮易服順服人心，文字獄囚禁思想。

曾經意氣風發昂揚奮進的中國人不見了，代之以五體投地的“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