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主人公，和前文“民國天才：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若不如此便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的傅斯年，還是不同的，前者很偏激，而他的“初心”還是好的。

他身上的標籤，很“多”。

中國現代著名詩人、學者、文學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社會活動家、劇作家、革命家，繼魯迅之後公認的文化領袖，中國新詩的奠基人之一、中國歷史劇的開創者之一、甲骨學四堂之一，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首任院長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首任校長 、蘇聯科學院外籍院士，中國共產黨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第二、第三、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

他在文化領域的地位，一度很“顯赫”。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歷史學，考古學等領域享有崇高的地位。他是繼魯迅之後，中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

他的感情生活，很“亂”。

風流才子，“生性浪漫”“多情” “放縱不羈”，那個時代很多人眼中的“男神”， 現代人給他打上一個“渣男”的標籤。 三任妻子，若干情人。一段段風流韻事，擱在現在妥妥的上頭條。

他的情商，很“高”。

正面看他“識時務”，反面看是“見風使舵”。許紀霖在《魯迅罵得最狠的人為什麼是郭沫若》說他：“一生都帶商賈氣，有冒險賭博的膽魄，有畏懼權力的怯弱，更有投機取巧的機敏。”

他曾是個醫學生。

1924年3月，畢業於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醫科，獲得了醫學學士學位。

他“棄醫從文”。

他的說法是，可恨的腸傷寒造成了“生理上的限制”（重聽），醫道不能學成便轉入了文學。

他是郭沫若。

1、棄醫從文：一場“腸傷寒”造成的生理缺陷

我在十七歲的時候，那時還在嘉定中學讀書，在中秋前後患過一次極嚴重的熱症。後來回想起來，很明顯的重症傷寒。病了一個多月，接著耳朵便受了波及，脊椎也受了波及。兩耳因中耳加達爾而重聽，脊柱因腰椎加列司而彎曲不靈。這兩項缺陷苦了我很久，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可能恢復。我的一生便受了這一次重症的極大的影響，我的學醫終竟沒有學成，就因為有了這生理上的限制。兩耳重聽，沒有可能把醫學、特別是臨床醫學學好，因此在大學中途的時候，又來了一次極端的苦悶，而終於逼著我走上了文學的路途。……

我把醫學的課程是學完了的。是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三月畢的業，從此便和學生生活告了別。雖然我並沒有行醫，但我覺得我的醫學知識比文學知識更有根底。我是衷心尊重醫學的一個人。唯其尊重它，所以我不敢行醫。我恨死一個不負責任的西醫，不負責任的中醫我也看成是一種罪惡。 (《郭沫若全集·文學編》12卷，14—18頁)

1908年的秋天，郭沫若正在讀中學，得了“極嚴重的熱症”“重症傷寒”。郭沫若在“我的五嫂”一文中提到“五嫂也患著熱症很危險。五嫂的熱症我想來也怕是腸傷寒罷”。也就是說，這次他得的是“腸傷寒”。

腸傷寒，是一種急性腸道傳染病。以高熱、全身中毒症狀、腹瀉或便秘、肝脾腫大、緩脈、皮膚玫瑰疹為主要症狀，嚴重的可伴有腸出血、腸穿孔等併發症。腸傷寒的臨床症狀常不典型，容易誤診。

對於郭沫若這次腸傷寒的診治情況，我沒有找到確切的資料。只看到秦川《文化巨人郭沫若》的一段文字，描述的比較具體，似乎是有所根據。

1908年秋天，中秋過後不幾天，郭沫若得了重症腸傷寒，頭痛、下痢、咳嗽、流鼻血、發高燒，來勢很猛。回到家中請中醫診治，未能對症下藥，反加重了病情，口舌眼鼻的粘膜都燒得焦黑，腦病也暴發出來，人就像發了狂一樣。他的父親本是無師自通，懂些中醫知識，平日給鄉親免費看病，此時卻弄得手腳無措。沒有辦法，只好請了巫師來降神。巫師在他床前殺了一隻雄雞，把雞心掏出來敷在他心上，也不奏效。到第四天，狂症消失了，人卻像死了一樣。這天請來的醫生看過病後，一反先前醫生的主張，說他的病不是陰症是陽症，全用涼藥，開了一劑分量很重的毛硝、大黃。因為遭到先前醫生的反對，父親不敢贊同。雙方從上午討論到下午四五點鐘，藥方還定不下來。幸虧醫生很有主見，又由母親做主，連吃了六付藥，兩天一付，差不多兩個星期病情才穩定下來。之後父親就不用這醫生的瀉藥，而用自己的處方，避免了腸穿孔出血的危險。

第一進正中是郭沫若父親給人看病開方的地方 鄧志慧攝

郭沫若的父親郭朝沛本是個商人，業餘的中醫。不知道是醫術不精，還是醫者難醫自己人，使郭沫若這次疾病的治療走了彎路。真應了那句“人參殺人無過，大黃救人無功”。經過了一番失治誤治，郭沫若的耳朵壞了。

就是耳朵的毛病很制了我,使我不能掌握聽診器,辨別微妙的心音和肺音的各種差別。……。醫道不能學成便轉入文學。但也由於耳朵有毛病的關係,於聽取客觀的聲音不大方便、便愛馳騁空想而侷限在自已的生活裡面。（《郭沫若選集》自序）

2、中醫需要“科學化”，中醫和我沒緣，我敢說我一直到死決不會麻煩中國郎中

1944年10月2日重慶《新華日報》副刊，載出郭沫若“中醫科學化的擬議”一文。他主張中醫科學化，“打破什麼‘國醫’和‘西醫’的界限，要立出一個現代化的中國醫學出來。”怎麼立出一個現代化的中國醫學出來？“不化則已，化須徹底”——拋棄中醫理論，用現代科研方法去研究中藥。

中國藥多半是些草根、樹皮、果仁、果殼之類，這些東西比較安全，而且這些東西也正富於維他命的，醫不好的病，誰也醫不好（例如肺癆，癩病），醫得好的病，不醫也會好，在這兒於是便有國醫的生命了，國醫所能醫好的病，反正是自己可以好的病。

固有的醫學呢，可以作為歷史的研究，而加以整理……但這不能作為必修科目……那只是文獻上的問題，而不是醫藥上的問題了。

關於國藥，如雲苓、貝母、橙皮、廣皮、杏仁、桃仁、桂圓、紅棗之類，有人要高興吃，就讓他每天吃都不要緊，但帶有克伐性的一些藥劑，那是須絕對禁止的。

最後郭沫若帶著濃重的個人感情色彩地說：“中醫和我沒緣，我敢說我一直到死決不會麻煩中國郎中的。”

11日，一個叫田舒的人，發表了“讀了中醫科學化的擬議以後想起的”一文捧場，大加附和。

中醫科學化五個字連在一起，是非常不科學的事。……。那不基於解剖和生理等科學的系統知識，而基於陰陽五行謬說的中國舊式醫術，哪裡談得上科學化的問題呢！……。現代衛生政策上，居然也列上中醫二字了，這就不僅是醫學上認識問題，而是孕育著民族的文化方面的嚴重的隱憂了。

隨後一些醫界人士站出來發聲，在思想上、理論上、方法上，或者用實例上做了一定的回應。因為，在這裡不講論理、辨理的內容，僅撿觀點一二。

1945年3月19日《新華日報》刊登了2篇相關文章。一篇是西學中的程榮梁《函郭沫若先生——關於“中醫科學化”問題討論》一文，贊成中醫科學化，反對重西輕中。

我覺得先生的批評西醫，還有不夠深入的地方，而對於中醫和中藥的估計，也未免有過於輕忽的毛病。我原是一個西醫，七年以來，我又熱心的研究中藥。……科學不過是一種整理經驗的方法。它的生命是方法，它的作用是整理，它的材料是經驗。不管是中醫西醫，不管是中藥西藥，總是以應用的經驗開始，而理則是整理繼之。所謂科學化，就是經驗的理則化。整理的價值，在於它可以提高經驗，強化經驗而增加其應用的效力。至於經驗的本身屬於哪一方面，看來還並不重要。一般說來，愈是雜亂的東西，便愈是需要整理。愈是不易整理的東西，其整理所得也愈有價值。這就是我贊成的中醫科學化的理由，而同時也是我不贊成先生一重一輕的理由。（原載1945年3月19日《新華日報》/《 郭沫若在重慶》：440-442.）

一篇是32歲的年輕中醫顏公辰，寫的《再致郭沫若先生》，他贊同中醫科學化，但是主張在“選擇批判”的基礎上保留部分中醫理論。

先生對中醫無信仰，對中藥認為大有研究價值，與鄙見一致。……完全拋棄中醫理論而不知選擇批判的作研究上的參考，也不是正當的。……古人治病雖不明生理解剖，因其見症施治，並不違反醫學原則。……故不明生理解剖，並不妨害疾病的治癒。……至於中醫有一部分理論因受時代思想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原載1945年3月19日《新華日報》/《郭沫若在重慶》）

同時，顏公辰又提起了“胡適的病與中醫”這段公案(前文已經寫過，此不多言)，說胡適之先生自身受到中醫的恩惠，確切的事實證明中醫的治療價值，何以胡先生不加以倡導，這可說明胡先生太奴於歐化而失掉了自信力。”

任應秋先生在1944年第1卷第5期《中國醫藥月刊》發表《修正沫若駁斥田舒——關於中醫科學化問題》長文，也是贊成中醫科學化，但對郭沫若、田舒的諸多外行話，分別予了“修正”和“駁斥”。

沫若先生雖對於中醫認識太淺，未免外行，惟於字裡行間，尚不失其學者風度，若田舒者，不獨外行，而且幼稚。……。沫若先生主張科學化須化得徹底，與夫醫學根本不應有中、西之分，這兩點，與我們最近之努力，均屬一致，今沫若先生以其文學家之立場出而鼓吹，吾人亦極端愛戴。……沫若先生是文學家，而不是醫學家。正因為沫若先生不是醫學家，也就有修正之必要。……正如沫若先生之以文學見稱，而不以醫學見長也。（《任應秋醫學全集》）

我院的方藥中前輩，那會兒還是個23歲的青年，剛剛在重慶開業行醫。他敏銳地看破了當時“中醫科學化”的真實面目不過是“西洋化而已”，其實質是“中醫西醫化”或“西醫用中藥”，對中醫來說不是什麼好事，而是一場危機。

硬把洋服穿在長衫的外面。或主張中藥西用，先檢定其病原體，再以中藥治療，把中醫學理一腳踢開，棄而不談，好象醫學中，只有西醫才是科學，中醫就不是科學似的。於是西醫的皮毛，成了我們一般自命為“科學中醫”的寶典，論病固然滿口化學細菌，而處方用藥，依然寒熱溫平，於是乎治療與病理脫節，口中和筆下相反；口若懸河之上，往往舉乎殺人，滿腹陰陽的老醫，每多藥到回春。而此科學中醫，反而動輒批評，某人昏憒腐敗，某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治療成績，則謂之僥倖，如此科學，嗚呼痛哉!

……。我不反對中國醫學需要整理，但我反對‘中醫科學化’。我更不反對中國醫學應該儘量利用西洋醫學來幫助我們迎合時代，在學理上能作積極的解釋，但是我卻不贊成西法檢定病原，中醫施行治療，西醫用中藥的主張。因為這不是我們利用別人，而是別人利用了我們。（胡曉峰《民國時期“中醫科學化”論證之回顧與思考》/《中醫藥發展與人類健康》:378）

方藥中先生的文章，我沒有看到原文。是從胡曉峰老師文所載摘出。有時間，定會尋一尋原文。方藥中先生不愧為“大家”，這一番言論，年紀輕輕的他就足以令人折服。

70多年過去了，彼“目前”與此“目前”面臨的境況，仍然是那麼的相似。

1945年3月19日，郭沫若在《新華日報》又發表了一篇《申訴關於中醫科學化的問題》，主旨仍然是“廢醫存藥”，反對中醫理論。但是，他也說到“對於這個問題，我自己要來參加討論，實在還不夠格。我自己雖然學過幾年的近代醫學，但我並未繼續鑽研，而且已經拋棄了多年了。至於對中國的舊式醫術，我更沒有獨到的研究。”

不知是表面的謙虛之詞，還是進步了，有那麼一點點意識到自己行外人的身份了。但是他還是不懂“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人微言輕，但郭沫若的身份又多又高，言似乎就有點“重”了。

3、桑枝酒療腿疾：“我敢說我一直到死決不會麻煩中國郎中”？！

1959年，郭沫若身患右側肢體活動不便，求治於中國中醫研究院（現更名為“中國中醫科學院”）的老前輩鄭卓人。鄭老開出了“桑枝酒”為郭沫若治療。據說，郭沫若連服三個月，病就好了。

桑枝酒

炒桑枝100克、當歸60克、蒼朮30克、菊花60克、五加皮60克、地龍30克、

絲瓜絡15克、炮附子10克、川牛膝25克、夜交藤30克、木瓜12克、木通10克。

上藥配黃酒5斤，密封於罐內10天后把黃酒分出。將藥焙乾，取藥研末，裝入膠囊，每粒0.3克。每日3次，每次服3粒，用酒15到20毫升送服，以微醉為度，上半身癱瘓飯後服，下半身癱瘓飯前服，兩個月為一療程。（高允旺《名醫名方發掘研究——追憶嶽美中、鄭卓人大師》697-698頁.）

郭沫若為表示感謝，寫了一幅字送給鄭卓人。書雲：

從民間來到民間去

結什麼果種什麼田

更具有諷刺意味的一件事

南陽市東關溫涼河畔的張仲景“醫聖祠”，還是郭沫若先生1959年所提。這也是一種“緣分”吧？

醫聖祠

吆喝了“中醫科學化”，喝過了“桑枝酒”，題了“醫聖祠”，怎麼和中醫“沒緣”呢？

後記：

“那個時代”的名人與中醫的那些往事，寫到了第5位，計劃中的一半了初衷是彌補和修正自己對這段歷史的認知，如果能得倒一點點過去的經驗和教訓，也不枉此舉。做為一個受過現代醫學教育的、科研和臨床的中醫，自認為還是相對客觀而包容的，一不小心引發中西論戰，不是我所願。各個陣營的“戰士”“鬥士”，還有“噴氣士”，中西醫又不是敵對雙方，何苦呢？寫東西是件苦事，熬夜多了，閒時少了，無辜引來論戰，大國“小醫”我很無奈。但是，

既然開了頭，就會堅持。魯迅、胡適、章太炎、傅斯年、郭沫若，想好了下一個“王國維”。還剩4位，不知各位有何建議……

前文目錄：

民國天才：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若不如此便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他是國學泰斗、民國先覺，業餘中醫，卻說：我是醫學第一

民國兩大醫療懸案之一：胡適的病與中醫

民國兩大醫療懸案之二：魯迅父親的病與中醫、藥引與引經藥

參考文獻：

《中醫藥發展與人類健康》編委會編. 中醫藥發展與人類健康 上[M]. 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 2005.

王永炎，魯兆麟，任延革主編,任應秋醫學全集 卷十.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5.

秦川著. 秦川文集 2 文化巨人郭沫若.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2016.

高允旺.名醫名方發掘研究——追憶嶽美中、鄭卓人大師.著名中醫藥學家學術傳承高層論壇，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