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点：“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仕途之路，十五年恍然一梦

大家好，这里是喵喵阐史，今天给大家聊一聊苏轼的仕途路。“乌台诗案”之后。在改革派将去未去、保守派将起未起之时，作为新生力量的代表人物苏轼被轻度警告了一番，以作为时局未得大变的明证。当然对其仕途而言，影响还是很大的。之前，苏轼远离派系斗争，之所以反对变法并非从人事出发，而仅止于政见不同；但“乌台诗案”之后，他作为一个标签式的人物，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派系斗争中不断地被迫浮沉，成为帝国命运多舛的一个缩影。但偏偏作为一个文人，其书生意气与派系倾轧的冲突显得无比激烈，令人痛心。

苏轼

时局在不断地变化。苏轼在黄州书生意气依旧，写下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名作，很有借古人情怀浇心中块垒的意思。苏轼在黄州呆到第五年年底的时候，一道意味深长的旨令传了下来，令他从黄州团练副使改调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团练副使。汝州离京师较近，对于仕途敏感人士而言，这或许是接下来进一步升迁的暗示。但苏轼自“乌台诗案”后，对仕途浮沉已有所戒备。他北行至常州时，向皇帝上《乞常州居住表》，想在常州居住下来，不敢再往北走。神宗同意了。这是发生在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年初的事情。

宋神宗

苏轼的仕途及人生晃荡在半空中，将上未上，将下未下，可谓前途未卜，祸福难料。毕竟神宗真的想重新启用苏轼的话，是断不会让他在常州居住下来的。他等于是发出了一个含义模糊的旨令，在用与不用苏轼之间自个在那里纠结。的确，“乌台诗案”后，苏轼作为标签式的人物，发生在他身上的哪怕细微变化，都标志着政策风向标的可能转向，从而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时局大变。在这一点上，神宗皇帝显然很小心，不敢贸然行事。

苏轼

但世事的吊诡之处在于，不是所有的谜面都暗藏一个谜底。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苏轼刚刚在常州居住下来，神宗就去世了。京师的巨变悄然发生，哲宗皇帝继位，而后面的操盘手却是宣仁太后。她开始了垂帘听政。这其实是路线之争，也是人事之争。司马光上台，出任宰相，变法派人物吕惠卿、章惇、蔡确、吕嘉问以及吕大防、梁涛、刘安世等王安石的追随者被罢黜，文彦博、吕公著、刘挚、王岩叟等支持司马光路线的人士顶替了前者的位置。“元祐更化”开始了。

王安石

得益于这个时代的人物当然还有苏轼。在神宗去世两个月后，苏轼就感受到了来自京师的异动，他先是被命知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做了登州市市长。可到任才五天功夫，朝廷的红头文件下发，令他火速回京任礼部郎中；十五天后，火速提拔为起居舍人，这起居舍人是记录皇帝日常行动与国家大事的官，是为天子近臣。一百天后，苏轼升为中书舍人，随后再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与皇帝的距离走得更近了。第二年，苏轼又被宣布任为皇帝的老师，在仕途上的发展势头，一时无两。

苏轼

当然，就像没有无缘无故的罢黜一样，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提拔。在苏轼火箭般升迁速度的背后，有两个人物起了关键作用。一是宣仁太后。她在解释个中缘由时说：“此先帝（神宗）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卿耳。”另一个人物便是司马光了。司马光组阁，需要一大批得力的人才。在当时，赵彦若、傅尧俞、范祖禹、粱焘、韩宗道、朱光庭、王存、赵君锡、唐淑问等人都被他推荐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而苏轼则是其中的重要一位。前文提及，苏轼在徐州诗赠《独乐园》给司马光，虽然让后者也受了一点处分，但恰恰说明两人在政见上还是相同，可以一起共事。

司马光

只是接下来的桥段却在意料之外。苏轼竟然要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的政治主张。这一点让司马光大跌眼镜，因为王安石时代，苏轼是一直反对免役法的，现在司马光上台，“拨乱反正”，苏轼应该大力支持才对，可苏轼却认为免役法虽然有一些问题，但到底推行了十几年，取得一些实效，加以修正后还是可以继续采用的。在司马光的政事堂，中书舍人苏轼据理力争，做着只有一个纯粹的书生才可能做得出来的事情。

接下来苏轼我行我素，在司马光之外硬是搞出了《给田募役法》，并且建议宣仁太后在河东、河北和陕西三路试点，看看可否推行。司马光冷眼旁观苏轼的我行我素，碍于自己的身份不便强行反对，但他的追随者侍御史王岩叟、右司谏王觌、殿中侍御史孙升和监察御史上官均等人纷纷站出来指责苏轼变乱成法，居心不良。这其中王岩叟认为苏轼《给田募役法》存在十个方面的弊端，不同意在河东、河北和陕西三路试点。宣仁太后不置可否，这事也就这么拖了下来。苏轼到底是不懂政治，所作所为既见恶于旧党，也不容于新党，实际上他的位置很尴尬。

王岩叟书法

恰在此时，学土院风波发生，蜀洛党争成形，进一步加剧了苏轼的尴尬处境。实际上在学土院风波里，苏轼只是一颗被利用的棋子，在新旧两派的权力博弈中充当催化剂，从而使他开始被边缘化，为其再一次离开中央到地方工作埋下伏笔。这场风波的起因其实很简单，缘自于苏轼为“试馆职”考试拟定的一道策问题，而左正言朱光庭望文生义，断定苏轼有影射仁宗、神宗两朝皇帝业绩之嫌。他建议宣仁太后“正其（苏轼）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但右司谏吕陶站在了苏轼一边，上书弹劾朱光庭，认为他的发难是因为苏轼曾经戏谑过朱光庭的老师程颐，此举为公报私仇，也是“乌台诗案”后又一次文字狱的发端，必须严正视听，勿使忠良受诬。

事情到了这里，本来可以告一个段落了，但谁知学土院风波愈演愈烈。司马光的支持者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等也纷纷上书，强烈要求治苏轼之罪。这里头其实有一个背景存在，那就是朱光庭和傅尧俞、王岩叟一样，都是忠于司马光的势力。朱光庭能做左正言这一官职，是司马光推荐的结果。他任职后也知恩图报，提议罢去提举常平官、保甲青苗等法；弹劾蔡确为臣不恭、章惇欺罔肆辩、韩缜挟邪冒宠，为司马光定调时局立下大功。而现在他弹劾苏轼折戟沉沙，傅尧俞、王岩叟等人自然不同意。至此，党争逐渐成形，傅尧俞、王岩叟跑到宣仁太后面前攻击苏轼和吕陶不法，而苏轼为避嫌，不再去翰林院上班，并且上书太皇太后，请求解除职务。

苏轼

总结

这场党争的结果是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知杭州，再次从中央贬到地方去工作了。苏轼在杭州写下一首意味深长的诗说“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十五年恍然一梦，终点又回到起点，看似匪夷所思，其实一切自有缘由。这个仕途上的书生真是不懂政治，将书生理想与人事规则对立起来，结果是自己很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