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路車開往那個地方。
你要是向路人打聽那個地方，他們大都會眉頭緊皺，身子後傾，眼神裡充滿好奇、疑惑，甚至還有一絲恐慌。
那是一個所有人都不願意叫出名字的地方。
高三學生孫中恩化學競賽失敗，說自己要提煉出仙丹，讓人長生不老，他被送到了那裡。
優秀醫生毛國慶在一天下班後，帶回了幾十本病例，連著抄了三天，他被送到了那裡。
餘懷和經常覺得旁邊的人對他有意見，說他壞話，於是抓起路人暴揍，他同樣被送到了那裡。
沒有人想去那裡，也沒有人願意把自己的家人送去那裡。
因為，去了那裡，他們一輩子都會帶著另一種身份，他們的家人也將陷入種種泥淖。
而還有很多人，去了那裡，便很難再出來了。
1
那些本該很優秀的年輕人
孫中恩本該很優秀。
作為高三29班的化學課代表，孫中恩高一時就加入了學校的化學競賽小組，目標直指清華北大。
校級資格考試，省考，國考，決賽。
如果他能獲得國家一等獎，就能獲得清北自主招生資格。
如果進入化學奧林匹克冬令營活動，清華北大會搶著和他們簽約。
為了這個目標，他將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化學上。
六個月的時間將高中、大學、研究生的化學題做了十八本。
化學成績突出，其他科成績一落千丈，年級排名也一路下滑。
家人和學校有些擔心，如果化學不靈了怎麼辦？
但孫中恩知道自己的優勢在哪裡，只要學好化學，付出這些代價也不算什麼。
家裡也賭上了一切。
媽媽把老家的幾畝地賣給別人種，來到城裡給孩子陪讀。
爸爸在工地上提灰桶，每次打電話都囑咐妻子，別心疼錢，什麼補身體買什麼。
牛肉、鱖魚、基圍蝦，雖然在父母眼裡，這些東西貴得嚇人；但買回來給孩子吃，他們一點都不心疼。
兩口子暢想著，等兒子考上後，帶著他們去未名湖兜風。雖然爸爸連湖的名字都記不住，常常叫成“
末名湖”。 但兒子學習成績確實優秀，這讓他們有了暢想的底氣。
小學升初中，全鄉第一名；初中考高中，全縣第五名，成功進入火箭班。
2016年5月，為了備戰國家級考試，媽媽將兒子的牛奶換成了更貴的，手機號換成了有兩個8的，去藥店買了避孕藥，因為諧音“避暈”，怕兒子考試時暈倒。
在兒子的感染下，媽媽將本來想擺的孔子像，換成了著名化學家瑪麗·居里。
她還去兒子學校跪拜了居里夫人的像，剛好被也想去跪拜的兒子撞見了。
昏黃的路燈照在媽媽臉上，看著自己最親的人，跪在他經常提到的那個石像前，那聲“媽媽”，他怎麼也沒叫出口。
他知道，成績是最好的、也是唯一能給她的回報。
8月29日，全國高中化學競賽開始了。
前一晚媽媽做了鯉魚，讓兒子把魚頭、魚身、魚尾各吃了一口。
第二天到了考場門口，他開始猶豫了。
先邁左腳還是右腳？出門前媽媽是怎麼囑咐的？
心跳加速，手心出汗，這關鍵的一腳，邁錯了怎麼辦？
伸出右腳，縮回，伸出左腳，縮回。
他想不起來了，媽媽明明說了三遍啊。
後面的同學沒有耐心了，他被推搡著進到了教室。
坐在考場上的他，雙腿發抖，他一定要想清楚這個問題，媽媽到底說的是邁哪隻腳？剛剛又是哪隻腳先進來的？
誰推我進來的？是無意還是外校的對手故意這樣做整我？
對他來說，那一腳太重要了，甚至重要到超過了自己眼前的考試。
他終於想起來了：右進左出。
三個小時的考試結束後，他莊嚴的先邁出了左腳。
考試結果可想而知，媽媽在出租屋裡大哭三場。
兒子休學在家，陷入瘋狂的計算中，一個本子接著一個本子算。
休息的時候，他還要吃蘋果，因為居里夫人說，蘋果能滋養靈魂細胞。
他提煉仙丹需要數萬億的靈魂細胞。
送進醫院後，孫中恩仍然在不斷計算，說自己要提煉出仙丹，可以讓人長生不老。
他逢人就嚴肅介紹，你不認識我嗎？我是化學家孫中恩，等我提煉出了仙丹，分給你一顆。
在康復中心，他已經算完了68個本子。
有人在順境中被壓垮，有人在逆境中被逼瘋。
和孫中恩一樣，李敏也本該很優秀。
五個姐妹中，她讀書最聰明。
頂著當年計劃生育罰款的巨大壓力，父母兩人硬是生到第六個孩子是男孩，才覺得對得起家族先輩了。
四個姐姐前兩個沒讀完小學，後兩個沒讀完初中，就都被拉進了當地的棉紡廠。
家裡的條件一下子好了起來，鄰居們開始眼紅，自己當初怎麼沒多生幾個女兒。
李敏成績優秀，初中一二年級都擔任學習委員，不出意外考上了鎮裡最好的初中。
初二放暑假，棉紡廠又到村裡招工，工資、獎金、福利說得天花亂墜，父親動心了。
把李敏的書包從學校拎回了家裡，李敏不同意棄學，不吃不喝鬧了整整三天。
父親一氣之下把書包扔進了火裡，連同裡面的書一起化成了灰。
終於，家裡又多了一項收入來源，李敏卻越來越奇怪了。
“你看，到處都是蟲子，捉害蟲，捉害蟲。”
這個聲音不斷進入她的耳朵，於是她不停的在地上捉蟲子，但地上根本沒有蟲子。
捉不完，她就罵自己，往死裡罵；
村裡的人開始私下裡議論，那孩子，不會是……
但大家平日裡抬頭不見低頭見，還不好意思說得太狠。
碰見了李敏父母，立馬換一個換題，故意提高聲音，以此來掩飾我們並沒有議論你們女兒。
李敏父母也知道大家在議論什麼。
母親撞見了陪上笑臉，父親不願意再應付，撞見了不給好臉色，扭頭走開。
母親提議，帶孩子去看看吧，吃點藥可能就好些了呢？
父親衝著她大吼：
“我寧可把她關死，也不去。”
“你他媽的才神經病，看什麼看，丟人現眼，她有什麼病。”
一巴掌扇過去，母親躲開了。父親再提起腳踢，邊踢邊罵。
症狀更加嚴重了。
父親請來大仙，連夜做法。
冥幣燒了一堆，人民幣也給了大仙一堆。
李敏真的不哭了，但沒過幾天，症狀就更嚴重了。
大仙掐指一算，原來是爺爺的問題。
爺爺去世時沒給立碑，父親趕忙去立碑。
墓碑立了，李敏仍然時好時壞。
大年初一，憤怒的父親舉著錘子砸碎了自己給老人立的墓碑：“要這樣的祖宗有個屁用啊，後人都不保佑，是個什麼祖宗。”
李敏自己也談過對象，第一個被父親兩耳光扇走了。
後兩個父親大罵：“你不曉得自己有幾斤幾兩，是吧？給老子丟人現眼”，也都分了。
李敏自己跑出了家裡，一個人笑，一個人說話，一個人罵。
家裡組織了十幾個人找了兩天才找回來。
終於藏不住了。
家族成員一起動員，李敏被送到精神康復中心了。
孫中恩、李敏，前者是期望，後者是逼迫，但無論有意還是無意，好心還是傷害，沉重的壓力讓這兩個本該很優秀的孩子，都走進了這裡。
現在，他們有了一個共同的稱號：“瘋子”。
他們的遭遇是現實的一種映射，在中國精神障礙患者數量龐大。但因為公眾對精神障礙的認知率連50%都不到，能走進這裡接受治療的，只有
20%。而即便是有幸走進來，家庭也可能會因此陷入泥淖。
2
等待他們回家的人
2013年，蒙棟良去一家餐館打工。平時裡負責的就是掃地抹桌子這些事。
只做了兩天，老闆就給他父親打電話，孩子明天不用再過來了。
是他做得不認真嗎？您讓他重新做，扣他工資。
不是，我們這裡人手夠了。
父親變得有些結巴了，您……您……做點好事。
老懞，你這是害我。他不是抹得不乾淨，他抹得可太乾淨了。一張桌子趴在上面，橫著抹過來，豎著抹過去，來來回回十幾遍。抹完了還要用嘴吹一吹。掃地掃得太乾淨了，掃了一遍接著掃，掃了一遍接著掃。客人來看見他這個樣子，誰還敢來吃飯？
他……他不會傷……傷人。
他們這種人，就是個犯人，被判了終身監禁，還想出來做事？
在這之前，蒙棟良也在一家KTV做引賓小生。
做到第三個月，他迎來了一群女孩子。
他本該走在前面給他們帶路，卻回頭笑著抱住了其中一個女孩。
從2006年開始，蒙棟良精神開始出現異常，多疑，懷疑同學說自己壞話，議論自己。
他說有人要把自己裸照貼在身份證上，毀壞自己名譽，因此要求家人幫他辦假身份證，更換姓名，讓別人找不到自己。
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入院治療，出院服藥，病情處於能控制的狀態。
28天后，母親來接他出院。
刮鬍子、換新衣、穿新鞋、戴新表。一眼看上去，能看到的只有一個精神的小夥子。
他問母親要筆和紙，要把自己的微信號QQ號寫給病友，讓他出院後找他去玩。
父親拎著藥，母親拎著衣服，和醫生護士們打完招呼後離開了。
門口等著的哥哥有些不耐煩了，吼了母親一頓。
他知道，自己回去晚了，要被老婆罵。
蒙棟良得病後，嫂子提了一堆意見，“你憑什麼說他沒有暴力，萬一要是有呢？傷著我們孩子怎麼辦？反正我不和這種人住一起。”
沒辦法，哥哥一起搬到了妻子孃家，開了個早點鋪，戚秀芹也一起搬過去，照顧孫子仔仔。
到家後，母親叮囑蒙棟良，要聽父親話，按時吃藥。
蒙棟良很喜歡自己的侄子，他問母親，仔仔好不好？他想去抱抱他。
母親應付著，好，都好，媽媽下次帶你去看。
哥哥已經騎上了摩托車，再次吼了戚秀芹，讓她別磨蹭了。
妻子警告過哥哥，不准他接蒙棟良出院。
蒙棟良讓哥哥等一下，從自己的小包裡，翻出一根火腿腸，“哥，你帶給仔仔吃。”
母親和哥哥消失在了遠方。
母親也不敢得罪自己的大兒媳。
因為大兒媳還允許她每十五天回去一趟，照顧小兒子，但回來後，要洗澡，換上新的衣服，才能抱孫子。
她得平衡好這之間的關係，照顧好自己孫子，也要照顧好自己的小兒子。
從大兒媳那回來了，她就給兒子一點錢，讓他去買吃的，買衣服，其實是讓兒子去那種地方。
兒子有生理需求，母親沒有辦法，想出了這個下策。
她還讓蒙棟良哥哥買一些健康類的雜誌，丟在蒙棟良屋裡，讓他翻著看，也讓他明白，要戴安全套，別染上病。
她還會拐彎抹角提醒兒子，去稍微貴一點的地方，安全。
誰都知道，這事是犯法的。
“他生個男人身，不和女人那個，不白活一場？一個男人有正常的生理需求，難道有錯？他是不是人，他該不該那個？”
戚秀芹望著青春靚麗剛剛放學的大學生情侶，盯著他們看了好久好久。
慢慢地，她眼眶紅了，“我上輩子作了什麼孽？”
大部分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大概有兩個，一個是母親，一個是妻子。
和蒙棟良不同，一直在等待餘懷和出去的，是他的妻子。
在這裡，還有妻子這件事，讓餘懷和很是驕傲。
1996年，在上海交通大學讀大二的餘懷和坐在宿舍門口唱歌，一首接著一首。
不能停下來，一旦停下來，就有無數只蟲子鑽進他的身體，鑽得他渾身又癢又疼。
他只能一直唱，
唱到嗓子啞了，唱到咳出了血。沒有辦法，只能休學，一年後，他又考上了天津大學，這對他來說從來都不是什麼難事。
但那些“蟲子”還是會不斷鑽進他身體裡，住院、吃藥、陪讀，總算畢業了。
分到國企工作後，餘懷和整天沒有精神，那些藥物早就抽走了他的全部精氣神。
領導和同事開始提醒他：不像個年輕人，不思進取，不知好歹。
他的脾氣也開始上來了，雞毛蒜皮的小氣都要和廠裡大鬧。
餘懷和的母親來給兒子請假，沒有醫生診斷證明，就是身體不舒服，工會主席大概也猜到了，沒說什麼，就讓他回家休假了。
2010年，母親開始給兒子提親。
女方叫汪海霞，大餘懷和6歲，沒有工作，結過三次婚。
餘懷和母親把這些問題都攬了下來，並承諾兩人結婚後再給他們20萬。
汪海霞第一任老公，是塑料製造廠的一個小組長。結婚兩年，兩人沒能生了孩子。
去醫院檢查，原來是男方的問題。小組長大義凜然，手擬離婚協議，不能耽誤汪海霞。
汪海霞看著這個借酒澆愁的男人，心軟了，大不了我們去抱養一個。
可在這之後，廠裡的人見了她都變了臉色，在背後議論紛紛。
汪海霞這才知道，小組長見人就說妻子是個石頭，生不出孩子。
汪海霞去和小組長對質，小組長大怒:“我一個大男人說我不行，我還活不活？”
甩過來就是一耳光，掐著汪海霞的脖子:“你敢在外面說老子不行，老子就掐死你。”
以後的日子裡，小組長更加喪心病狂：翻手機，翻包，聞衣服。
看見汪海霞和單位男同事說話，衝過去就是一巴掌。
汪海霞下決心要離婚了，她要證明自己，能生出孩子。
然而第二次，第三次婚姻，小組長全部找上門來，給汪海霞潑髒水，把汪海霞以前和自己的床照發給她現任老公。
兩次婚姻都被攪黃了。
到了第四次，小組長還是追到了他們家鄉，但打聽到餘懷和的現狀，他收手了。
婚後的日子過得並不順利。
汪海霞看電視發出笑聲，餘懷和問是不是在笑他，是不是電視裡的人指使你笑我。
他抄起椅子，砸碎了電視機。
汪海霞這才明白，自己的老公是個精神分裂症患者。
他把汪海霞做的一桌子菜掀翻，在小區裡追著汪海霞打，頭被打破縫了5針。
為什麼不離婚呢？
每次發病後，餘懷和都會一遍遍道歉，削水果，給汪海霞洗頭洗腳。
打破頭的那一次，他對汪海霞說，你要離婚也可以，這本來就是我的錯，但是你別搬出去，
搬出去租房子還要花錢，我自己搬出去。這是父母的房子，我不能送給你，但是你可以住一輩子。我還想給你洗一次頭，說完就去燒水了。
汪海霞眼淚嘩嘩流，再也不想離婚的事了。
這也是讓精神障礙患者痛苦的一點，等病情穩定後，他們會為自己的攻擊行為道歉、愧疚，但發病時仍然不受控制。
起初，汪海霞努力讓餘懷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把家裡的地板傢俱擦得錚亮，房間收拾得整整齊齊。
他也做得很好。
但婆婆有怨言了，你讓一個病人來服侍你，你怎麼能讓他來做飯，燙著了怎麼辦，累著怎麼辦？
二十萬的存摺結婚後確實給到了汪海霞手裡，但兩年後哥哥要買房子，婆婆說你拿出來付個首付吧。
存摺再也沒有回到汪海霞手裡，婆婆每月給他們2000塊生活費，讓汪海霞把賬記下來，到月底看這些錢夠不夠。
記賬要精細到什麼程度？每個月月底，哪怕是幾塊錢交待不清楚，婆婆也要過問。可是隨手花出去的錢誰能把每一分都記住呢。
汪海霞後來忍不住了，對婆婆說您願意給就給，不願意給就算了。
婆婆說好，那以後的菜我來幫你們買。
汪海霞不碰錢了，看病也要憑醫藥單報銷。
餘懷和去醫院排隊看病，排得時間太長，他找到醫生，報出自己弟弟的名字，他弟弟也是個醫生，他覺得醫生之間都互相認識，會給個面子。
醫生一臉茫然，沒有理他，他瞬間暴怒，再也不是那個有氣無力的人了。
他把醫生掀翻在地，打破了他的肝臟和脾臟。
他在路上聽見有人咳嗽，覺得對方是在警告自己，衝過去抓住衣領，拳頭就揮上去了。
就這樣，他先後六次入院。
但讓他自豪的是，相比別人，他還有妻子來看他。
2016年，餘懷和又被接出去了。
他擔心妻子和自己離婚，表現得很好，做起了家務。
汪海霞把餘懷和照顧得很好。開始考初級會計師，只是婆婆還管著錢。他和餘懷和
沒法出去散步，兩人沒有夫妻生活。離婚的念頭會偶爾跳出來，但汪海霞知道，她沒有力氣再離了。
餘懷和的妻子，蒙棟良的母親，他們窮盡一切，為病人做著最後的努力。
但是他們要面對病人治療和家庭矛盾的兩難境地。
反覆的發作和高昂的治療費用，隨著時間拉鋸的加長，讓一些家庭的內部矛盾爆發，甚至出現關係分裂。
那個最親的人夾在中間，無法破局。
3
無家可歸
毛國慶覺得院長要害他。
他害怕被院長跟蹤定位，把電話卡拔出來扔在一邊。他用鐵絲將家裡的門和窗戶纏了一遍又一遍，手裡握著菜刀蹲在窗下，身體不停發抖。
1992年，毛國慶從上海一所醫科大學畢業，進入川城某醫院。
此後的數年裡，他的人生一帆風順。
從進入醫院開始，他幾乎包攬了所有榮譽：優秀工作者，學科帶頭人，神經內科主任，省文明醫生。
病人排隊掛他的號，可以排一個月。
1997年，單位給他分配了一套110平米的大房子；2000年，他和相戀八年的女友結婚。
職場情場，雙雙得意。
直到2000年。
10月4日晚上下班，他帶回了幾十本病歷，全部抄寫在信紙上，連著抄了3天。
妻子意識到可能出現了什麼問題。
毛國慶開始出現心慌氣短胸悶等症狀。
他緊張的告訴妻子，院長要陷害他，說他在病人的處方里下毒藥。
他要把這些病歷抄下來，送到衛生部，給自己討回公道。
妻子這才知道，8月份，醫院開始競選主管業務的副院長，毛國慶僅以一分之差和這個崗位失之交臂，而選上的那位醫生業務能力並沒有比他強。
毛國慶三天沒去上班，醫院聯繫不上他，電話打到了他妻子這裡。
妻子還沒接完電話，就被他奪過來摔到了地上，大聲呵斥，不能用手機，院長會跟蹤定位的。
他被送到了精神康復中心。
三個月後，幻聽幻覺消失，毛國慶離開了這裡。
原單位仍然接收了他，但不再擔任神經科主任，被調到了藥房部給病人發藥。
離開後的這段時間，毛國慶堅持不服藥，作為曾經的神經內科主任，現在卻要服用抗精神病的藥，在這種羞恥感他沒有辦法承受。
半年後，他將本該只發一盒的藥發成了十盒，袋子扎得嚴實，嚴肅的交到患者手上，鄭重地告訴他，這藥是救命的。
之後的五年裡，他反覆進出醫院九次，每次出院後都因為不服藥受到刺激犯病。
2005年4月19號，他第十次入院。
直到現在，再也沒有出去。
這期間，他的父親母親相繼離世，他沒能出現在葬禮上。
儘管他的症狀已經消失，但沒人敢接他去，害怕他又一次受到刺激。
妻子和他解除了婚姻。
十六年的時間裡，外面的世界沒有給他留下什麼，只剩下這世上唯一的親人哥哥。
哥哥為了毛國慶，幾乎耗光了一切。
2005年之前，哥哥帶著毛國慶幾乎跑遍了全國著名的精神病醫院，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積蓄，放棄了相戀五年的女友。
“我沒有辦法了，沒有了。”
2005年，毛國慶再次入院後，哥哥做了上門女婿，賣掉了妻子家的老房子，以及自己和毛國慶共有的宅院，換了一套一百二十平米的新房。
妻子許下承諾，會給毛國慶付一輩子住院費。
從那時開始，哥哥每年國慶來交一次住院費，也順便探望弟弟。
他害怕探望弟弟：“每次見國慶，我一個星期都睡不著覺，就像死過一次。”
2015年國慶他來探望，毛國慶趴在地上抱著哥哥的腿，哭成了孩子。
但哥哥不想、也不能接他出院，住在哪兒，誰來監護，都是擺在面前的現實問題。
毛國慶也沒有能力訴訟，更沒有辦法維護自己的權益。那套120平米的房子，有沒有一間是屬於他的呢，他不知道，他也沒有能力知道。
2016年的中秋夜，護士查室將毛國慶掉在地上的毛衣撿起來，毛國慶驚醒，隱約之間，護士聽到他在低語：我還是想你，媽媽。
無家可歸，即使有家也回不去；到最後，精神康復中心成了他們最後的家。
像毛國慶這樣的不在少數，程春梅，醫院裡的人都叫她程大俠。
入院二十四年，資格比院裡絕大部分工作人員的資歷都老，早就成了所有女病友心中的工會主席。
她是個忙人：打掃清理、寢室值班、帶領大家做健身操、洗澡時督促大家換衣服。
有人賴著不肯洗澡，她要幫忙拉去洗澡間；去了不肯脫衣服的，她會幫忙脫衣服；脫了不抹肥皂的，她要幫忙抹。
她還幫女病友們手洗內衣：“洗衣機怎麼洗呀，不衛生。”
在程大俠身上，你看不出任何問題，配合治療的積極程度甚至讓醫生愧疚。
別人送她東西，她一定先拒絕，實在拒絕不了，話也說得禮貌得體：“謝謝你啊，要你花錢，真不好意思，我不願意佔別人便宜。”
可大家還是願意給她送，家裡帶來的吃的惦記著給她留一口，好用的東西自己捨不得用要送給她。
這麼一個人，到底有什麼問題呢。
懷疑，她懷疑所有人。
別人送的東西，她表面上感謝，轉身就扔了：熱乾麵被倒在了垃圾桶裡，葡萄乾被倒在了垃圾桶裡，圍巾用來抹廁所地板。
一個外人，憑什麼給我東西？你有什麼目的？是不是要陷害我？這些問題在她的腦子裡揮之不去。
那一年，她還沒被送到康復中心，她和姐姐兩個人在廚房吐槽住在對面的同事。
第二天路上碰見那個同事，他不理自己了。
程春梅懷疑他聽到了自己的吐槽。
可他是怎麼聽到的呢？和姐姐說話時明明窗戶是關著的啊。
一定是姐姐，一定姐姐偷偷打開了窗戶，好讓同事聽到。
因為姐姐嫉妒她，嫉妒她丈夫英俊，嫉妒她工作更好。
後來那個同事升職了，她的工作卻遲遲沒有變化，她覺得這一切都是姐姐讓那個同事聽到了自己說他壞話，同事現在成了自己的上司，她肯定沒法再調動了。
身邊的一切人，姐姐、父母、老公，都被她列入了深度懷疑的對象。
在院裡，她表現優秀，有時會被送回去，可是一出去，她還是到處懷疑，所有人都會被她纏上。
送到醫院後，她卻就像變了一個人一樣，把大家的日常事務指揮得井井有條。
那時還有丈夫和兒子來看望她，丈夫英俊，兒子既可愛又禮貌，誰見誰喜歡，這一度讓程大俠很自豪。
她申請了針和線，為兒子織毛衣，等到他們再來看望她時，就可以給兒子穿上新毛衣。
五一到了，沒有人來。
五月過去了，沒有人來。
六月過去了，沒有人來。
她的毛衣已經織到了第三件、第四件，還是沒有人來。
秋風起，北風颳，兩個季節過去了，程大俠望眼欲穿，還是看不到人。
套頭衫、毛褲、毛襪子、圍巾，櫃子裡裝滿了這些針織品，還是沒有人來。
1996年底，丈夫終於來了，卻是來辦離婚手續。
那些織出來的衣服怎麼辦呢，丈夫說全部不要了，徹底斷了念想吧。
丈夫轉身就走了，程大俠接著織，根據時間的推移，判斷兒子的身高與體重，不斷調整衣服的大小。
一直織到了2006年才停下來，織了10年，她不打算再碰了。
就這樣直到今天，她在這裡待了二十四年。
她還有家嗎？兒子現在長多高了？什麼模樣？
她不知道，她什麼都不知道。
似乎只有在這個地方，她才可以放下戒備，信任別人。
如果出了院，她還能去哪裡呢？
被人放棄，無家可歸，成了一部分精神障礙患者面對的困境，精神康復中心成了他們最後的歸宿。
即便已經恢復正常，毛國慶和程大俠已經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兒了。
尾聲
“下一站，精神康復中心”，這是17路公交車的最後一站。
2016年3月5日到2017年4月5日，中國作協會員、湖北省文學院簽約作家周芳，以義工的身份進入川城精神康復中心。
三百多個日夜裡，她在那裡觀察、記錄、採訪，與那裡的人交談，最終成書《在精神病院》。
在那裡，她說她看到“人”的存在，“即便他們被冠以‘那樣’。我仍舊渴望看到愛，自由和尊嚴。”
在生活中，我們很少看到精神病人的存在。
其實不是沒有，而是在眾人的灼灼目光中，他們很難正大光明地站在陽光下。
根據國家衛健委疾病預防控制局公佈的數據，截至2017年底，我國精神障礙患者達 2億4326萬4千人，總患病率高達 17.5% ；嚴重精神障礙患者超過1600萬人，發病率超過 1%，而這一數字還在逐年增長。
因為壓力，因為遺傳，因為生活中的種種意外，這1600萬人產生了不同的嚴重症狀：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礙、偏執性精神病、雙相(情感)障礙、癲癇所致精神障礙......這些，我們很少能分清。
於是大家統稱他們為“精神病”，或者“瘋子”。
常年的積累，反覆的消耗，往往把一個個家庭壓垮。最終，精神康復中心成了他們最後的家。
有人幾次被送回去，狂吐不止，送回醫院後，又恢復正常。
在這本《在精神病院》裡，我們可以看到那些人為什麼會成為現在的樣子，可以看到一個家庭的苦難與抗爭，可以看到在這種疾病面前，親情模糊不清的面目和讓人流淚的溫存。
1600萬個人背後，便是1600萬個苦苦掙扎的家庭。
如果說，他們是上帝的筆誤，那誰來彌補這個失誤？
精神康復中心，是17路公交車的最後一站，住在裡面的那些人，他們的下一站在哪裡，而他們的家人又何時才能抵達終點？
閱讀更多 酷玩實驗室Coollabs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