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公司控制的媒體，作為美國富裕精英的領先財富和賺錢資產，與其擁有的地位一致，是為權力服務的，旨在讓美國公民服從於資本和美國帝國政府。它經常把美國描繪成民主和平等的偉大典範。它給人一種錯誤的印象，認為美國是一個富人因為勤奮和誠實的工作而享受富裕，而窮人因為懶惰和不負責任而變得貧窮的社會。每晚的電視新聞廣播、電視警察和法律和秩序電視劇都痴迷於美國黑人貧民區和拉丁裔區的暴力犯罪，但他們從不談論極端貧困背後，是種族主義、資本外逃、大規模結構性失業、資金不足的學校和大規模監禁等相互關聯的力量造成的。
占主導地位的美國主流媒體，經常誇大由美國兩個政治組織--民主黨和共和黨--候選人之間的差異和選擇的程度。它從來沒有注意到，兩個執政黨的共識遠遠超過他們的分歧，特別是當涉及到商業階層權力和美國帝國的基本和相關問題時。美國的新聞人想要維持職業生涯，就必須學習逃避的藝術。他們以高超的技巧繞過了報道中最重要的部分，提供了一堆垃圾新聞，充滿了太多的卡路里和沒有什麼營養。
美國媒體同行經常鸚鵡學舌，散佈這個帝國精英的錯誤外交主張，例如稱委內瑞拉是一個專制、腐敗的國家。事實上，美國的一些盟國才是地球上最殘酷和最反動的政府。在美國“主流”媒體中，華盛頓的目標始終是仁慈和民主的。它的客戶和盟友是進步的，它的敵人是邪惡的，即便有受害者也是偶然的。美國在國際舞臺上偶爾也會犯“錯誤”和“戰略失誤”，但其外交政策從來不是不道德的、犯罪的或帝國主義性質的。
就媒體而言。這與“美國例外主義”的學說是一致的，根據這一學說，美國在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大國中，從不謀求自私或帝國主義在國外謀取利益。奧威爾式的雙重標準在美國主流媒體對全球事務的報道和解釋中盛行。在其他國家，華盛頓認可的政客贏得了選舉，因為這些政客可以指望為美國企業和軍方的利益服務，美國媒體將這些政客描繪成良好和乾淨的競爭。但是，當選舉讓那些不想為“美國利益”服務的人上臺時，美國媒體就把競選描繪成“被操縱的”和“腐敗的”。
當美國人或與華盛頓結盟的人在國外被殺或受傷時，他們是“有價值的受害者”，並在媒體上得到極大的關注和同情。相反美國和美國盟友殺害、致殘、流離失所和以其他方式傷害的人，都是沒有名字只有數字的“毫無價值的受害者”，他們的經歷很少引起提及或關注。美國公民經常在世界各地看到對美國感到憤怒的人的圖片。美國主流媒體從來沒有認真討論為何存在這種憤怒。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被留在孩童般的無知中問道：“他們為什麼恨我們？我們做了什麼？”
從其多面性和偽造的現實中可以廣泛看到，美國媒體的使命，就是大規模製造的白痴，在希臘和雅典人的原始意義，“白痴”不是愚蠢，而是孩子氣的自私和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例如美國支持的皮諾切特以軍事政變建立獨裁統治，然後在文化和政治上將智利從一個積極參與的草根社區的國家，轉變為一個由脫節的、不關心政治的個人組成的國家。而現在美國其實也是這樣一個充滿白痴民眾的國家。
在美國，通過美國電影、電視情景喜劇、電視劇、電視真人秀、商業廣告、彩票廣告和電子遊戲中塑造出來的理想型美國公民，實際是一個典型意義上的白痴：一個只關心自己的幸福、消費和地位的人。這位高尚的美國白痴對美國為維持國內和國外的統治而付出的可怕的代價無動於衷。這種媒體文化的一個普遍主題是這樣一種觀念，即美國底層民眾的困哪都是源於“個人不負責任”。美國大眾媒體的工作是將社會從公共生活的語言中抹去，將”種族和社會經濟差距的問題“定義為私人問題，包括個性和文化墮落。
製造大眾白痴，是美國“主流”媒體的核心部分。這一點在美國企業媒體不斷湧現的速射廣告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早期資本主義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觀念之上的，即買賣雙方都足夠成熟理性，消息靈通，可以從事具有共同利益的交易。但是商業廣告使這個想法變得“落伍”。電視廣告致力於用完全不合理的主張來說服消費者。他們不依賴於證據和邏輯論證的合理呈現，而是依賴於暗示性、情緒化的，幼稚的操縱手段。。
同樣的技術毒害了美國的選舉政治。對欺騙性和操縱性的競選廣告的投資，通常決定著在商業包袱的候選人之間進行的大眾營銷的選舉競爭中的成敗，這些競選競爭像牙膏和除臭劑之類的品牌出售給觀眾和選民。恰如其分的是，這些政治廣告的鉅額成本是推動美國競選費用如此之高的一個主要因素，從而使候選人更加依賴大筆資金、公司和華爾街的捐贈者。
70年前，傑出的荷蘭左翼馬克思主義者安東·帕內科克就指出：美國媒體當然完全掌握在大資本手中。支配著美國人民的精神生活。最重要的事情甚至不是隱藏關於大型金融統治的所有真相，而是將民眾的注意力都指向粗俗，避免任何可能引起思考的事情。媒體上充斥著關於富人的家庭瑣事，性醜聞，黑社會的罪行，以及各種比賽的信息。全世界媒體上，把民眾的注意力從社會發展的現實上轉移開，沒有哪個地方像美國這樣徹底。
美國所謂的“自由”和“獨立”媒體作為向國家經濟和帝國精英進行大規模灌輸的一種手段，這一事實並不令人驚訝。媒體主要由代表富裕階層的巨型企業所有。目前在美國，只有六家大型的全球性公司--康卡斯特(Comcast)、維亞康姆(Viacom)、時代華納(Time Warner)、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新聞集團(News Corporation)和迪士尼(Disney)--共同控制著全國90%以上的印刷和電子媒體，包括有線電視、廣播電視、廣播、報紙、電影、視頻遊戲、圖書出版、漫畫等等。三十年前，50家公司控制著同樣數量的美國媒體。
當然有人不同意，他們會舉出“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WSJ)這些大媒體，因為他們製作了很多信息量大、質量高且往往坦率的報道和評論，思想家和活動人士通常會引用這些報道和評論來支持他們的激進和民主變革。但實際上，這些媒體目標並不是喚醒美國普羅大眾。這些媒體認為，普通的工薪階層和下層公民是“烏合之眾”，無法接受知識分子的長篇大論。這些人在社會中的重要作用是保持安靜，努力工作，被娛樂和購物。
這些大媒體，是給美國社會“聰明、仁慈、專業和負責任”的精英(實際上，他們對大蕭條、越南戰爭、入侵伊拉克、大衰退、全球變暖和ISIS國的崛起負有責任)來看的。這是20世紀美國領先的公共知識分子和媒體宣傳狂熱者沃爾特·李普曼的思路。這些精英包括公司高官、律師、公共行政人員和(大多數)終身大學教授。由於這些精英執行著關鍵的自上而下的社會任務，他們需要“紐約時報”這類嚴肅媒體，而不是製造白痴的媒體，來進行一種合理而真誠的精英內部政治和政策辯論，同時不會偏離美國狹隘的意識形態範圍。
當然，互聯網的誕生，使得美國民眾能夠接觸一個“主流媒體”控制之外的內容，但互聯網的進步影響很容易被誇大。因為美國主流媒體很快就擁有自己的互聯網。很難有東西能夠挑戰美國大公司控制的“娛樂”媒體宣傳力量。互聯網的技術基礎設施越來越多地被少數大公司所主導。像臉譜、谷歌等大企業經常鼓吹偉大的互聯網神話，聲稱美國公眾和監管機構不需要擔心他們的權力，它們更自由。但從愛德華·斯諾登、格倫·格林沃爾德等人的揭露中瞭解到，谷歌、雅虎、臉譜等公司已經與國家安全局合作，監視美國公民和活動家的私人通信。
不得不承認，美國企業在發展大眾說服和思想控制的技術、方法、藝術和科學方面，一直走在全球前列。在冷戰時期，美國官員和媒體從未將蘇聯的國家電視臺和電臺或其主要國家報紙稱為“俄羅斯主流媒體”，而是稱之為“蘇聯國家媒體”，並將這些媒體視為傳播蘇聯“宣傳”和意識形態的手段。沒有理由認為美國的企業和商業媒體比蘇聯主要媒體機構在他們那個時代更“主流”。它就像曾經的蘇聯國家媒體一樣，致力於推進東道國統治精英的教義視角--而且更加有效。
但另一方面致力於培養白痴的美國主流媒體，卻沒能完全成功地消除了民眾的抵抗。調查顯示，美國“千禧一代”(18-29歲的年輕人)認為“社會主義”一詞比“資本主義”更積極。美國精英利用媒體建立烏托邦，追求控制每一個美國人的心靈和思想方面的成功，不會取得成功，就像他們無法在華盛頓操控一個星球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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