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入行的05/06年恰逢宏观大年，彼时全球处于“美国消费—中国制造—资源国提供原材料”的“金色魔环”、中国碰到城镇化、工业化向上突破的拐点·· ·那几年，实际GDP可以腰斩、CPI可以年内从8.7%转负，寒暑轮转、世事变迁，投资时钟的框架很好地解释了当时大类资产和行业轮动。那几年，人人都是经济学家，大到宏观策略、小到强周期的研究员，甚至一些TMT和消费品的行业，都成为行业轮动的配角。那几年，我们开发各种指标体系和调研指数，希望能提前感知宏观的冷暖。
渐渐，宏观的波动开始收敛。2012年后，资产变迁和行业轮动依然剧烈，但已非宏观所能解释，关于此点参见本公众号首篇文章《与投资时钟无关》。虽然策略分析员还是会惯性地思考宏观、宏观分析员还会预测数据，但GDP慢慢下滑、CPI始终在一个狭小区间，争论6.3还是6.2显得有点无聊。强周期品越来越不受待见，仅在2017年由于供给侧改革有所反复；稳定类品种渐成主流，被冠以“龙头”、“核心”之名，行业和周期的界限变得模糊；TMT和科技在期待和失望中剧烈波动。宏观和自上而下成为一种故去的东西，甚至连我这样一个“宏观策略”出身的投资人都多年不看宏观数据了。而当前大部分2012年后才入行的基金经理更觉得宏观和自己的组合无关。
历史无数次告诉我们：除非你拥有一笔无比长期而稳定的资金，否则宏观和周期是永远绕不过的槛，而未来一段时间或许又是其大放异彩的时刻。道理很简单：未来至少两个季度，我们可能面临实际GDP破六、CPI高于四的困境，对于资产配置和行业选择，这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比外资流入、科技破局、龙头效应都更加重要。这是一个我们从未碰到的局面，即便是2008年初和2011年上半年的通胀，也只不过是经济过热的产物，所以央行的行为变得简单、股跌债兴、行业轮动有条不紊。但现在是“滞”和“胀”并存。
或许有人说“经济即将企稳”、“通胀只不过是一头猪”，我认为这种看法过于乐观。GDP从2018年年初的6.8%到现在的6%，房地产还没有下滑，这是个巨大的隐患。从03年到08年，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大于地产，而经过08年的次贷危机，全球的模式都在调整，过去十年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不断萎缩、反之地产的影响不断强化。所以一旦地产开始下滑，对经济的压力还是很大的。至于通胀，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08年那次是外贸带来基础货币的飙升、2010年是“四万亿”的结果，而这次很可能是地产下滑的伴随品。中国向来有“超额货币供给之谜”，这么多年M2超越实际GDP的货币超发并没有引发通货膨胀。易行长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做研究的时候，将这种“货币消失之谜”解释为中国市场化过程带来的“货币化进程”。（具体参见易行长90年代的一些论文）而过去20年，这些超额货币依然没有引发通胀、也没有导致股市整体上涨，这其中房地产对货币窖藏作用无疑很大。所以，一旦房地产摆脱二十年的向上周期，一方面会带来经济的“滞”，同时多年窖藏货币的流串也可能会带来“胀”。
事实上，美国当年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大家津津乐道的70年代滞胀，当然和两次石油危机有关，但其根本原因也是“主导产业缺失”的结果。美国在50年代以后受益于全球战后复苏和“马歇尔计划”，股市主流品种也是“四个轮子”和工业品种。但是到了70年代，这种战后红利开始消退，经济开始下滑，但同时货币开始流串、无处吸纳、形成通胀。后来保罗·沃尔克强力加息、严控货币供给，虽然导致通胀迅速下滑，但通胀压力始终存在，直到80年代美国找到新的主导产业。而股市先于实体探索经济转型的方向，60年代末的“电子科技泡沫”和70年代初的“漂亮50”就是明证。但最终都破灭了，直到1982年时隔16年再次突破1000点才步入历史长牛。
关于美股这段时间的经济、货币政策额股市变化，非常值得研究，因为这可能就是中国的未来。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自此也分道扬镳，在这之前，共同基金多有明显经理，此后越来越产品化。对冲基金众生百态，各有应对。曾经风光无限的曼哈顿基金（蔡志勇）解散；芒格和惠勒的基金在1973和1974各跌30%后于1976年解散；巴菲特解散了合伙人公司，躲过了1969年电子股泡沫破灭，但1972年以“伯克希尔·哈撒维”入市，承受了“漂亮50”的破灭，但以其独特的商业模式撑过了整个熊市，在80年代一跃成神；索罗斯1973年和罗杰斯合作靠做空“漂亮50”赚了第一桶金，后面参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带来的宏观对冲机会和军工股机会；达里奥在1982年下注滞胀，赌要吗滞（持有债券）、要吗胀（持有黄金）的组合，最终美国以无通胀的形式复苏，达里奥几近破产，最终促使桥水的转变，而这个案例至此他仍津津乐道。
这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序曲，充满变数，需要我们有更大的视野！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我们会拥有一切、我们也可能一无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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