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數字中國建設，歡迎 關注數字經濟智庫
李向陽：民粹主義與特朗普反全球化的內在必然性
作者：李向陽，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第3期；當代世界政治與經濟論壇
特朗普政府倡導反全球化，是對美國民粹主義訴求的呼應，具有內在的必然性。但從全球的角度來看，這並不意味著民粹主義和反全球化具有合理性。在民粹主義和反全球化的背後，是美國對喪失全球化領導權的擔憂和對現行國際經濟規則的不滿。這種不滿不僅體現在對多邊主義規則之上，而且體現在對區域主義規則之上。
對於反全球化的原因，絕大多數研究都會強調發達國家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分配不均、不同國家之間相對地位改變以及跨國移民等因素。本文強調的是，這些客觀因素被民粹主義者誇大或扭曲，進而被政治家利用，最終形成了反全球化的口實。在這種意義上，特朗普
政府倡導反全球化是對美國乃至西方發達國家民粹主義訴求的呼應。一、美國國內不同群體之間收入分配差距加大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美國國會研究服務中心（CRS）2016年提供的研究報告顯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主要體現為處於收入頂端群體的收入增速過快。比如，將處在收入頂端20％家庭的收入與處在收入底端20％家庭的收入進行比較，1975年前者是後者的10.3倍，2015年這一比率擴大到16.3倍。尤其是在2000—2015年，這一比率上升的速度明顯加快。但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首先是技術進步，其次才是全球化、工會化水平下降以及最低工資水平波動等。多數學者認為，全球化對美國工人工資水平不平等的貢獻程度只有10％—20％。全球化負面效應的另一個領域是美國就業崗位的喪失，但經驗研究顯示，全球化對美國就業崗位的替代效應微乎其微，儘管它對低技能（工資）工人的衝擊要遠大於對高技能（工資）工人的衝擊。
然而，普通民眾對全球化負面影響（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感知與實際結果相差很大。皮尤研究中心所做的問卷調查表明，大多數美國人在理論上相信全球化（87％的受訪者認同“貿易是個好東西”），卻不相信全球化的具體收益（只有47％的受訪者認同“貿易創造了工作機會”，31％的受訪者認同“貿易提高了工資”，28％的受訪者認同“貿易降低了消費價格”）。這種現象在其他發達國家民眾中同樣存在。
對此，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全球化是一個難以向公眾推銷的產品，它的收益是在大眾之間廣泛分配的，而損失則實實在在地體現在具體的企業或工人身上。這就是為什麼民粹主義者能夠放大全球化負面效應的原因。
既然全球化的收益大於損失，並且收益和損失的分佈存在不對稱現象，按理說，政府應該進行有效的收入分配調節。但實踐證明，政府並沒有發揮有效調節者的作用。
二、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相對地位的變化
過去20年間，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平均為37％，其中美國僅為22％。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下降與新興經濟體份額的上升形成了鮮明的反差。統計顯示，就美國而言，它與其他發達國家之間的相對地位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化，真正的變化是美中之間出現了此消彼長的格局，尤其是在中國“入世”之後，兩國間經濟規模的差距明顯縮小。因而，美國把中國的崛起歸結為中國參與全球化進程中的不平等競爭，並將中國視為對其全球領導者地位的最大威脅。
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中國威脅論”在美國的盛行始於2012年。此前，對中國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一直高於持負面看法；此後，這一關係發生了逆轉。多數民眾關注的議題是，中國經濟日趨強大，並開始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全球領導地位。特朗普執政後，美國一系列的官方報告也開始明確把中國確定為其最大威脅。很顯然，無論是美國民間還是官方都把中美兩國經濟增長速度差異與經濟規模變化視為一種威脅。它所反映的是民粹主義對事實和邏輯的扭曲。
三、跨國移民與文明衝突
跨國移民是全球化時代的一種自然現象。根據相關統計，2016年美國的移民數量（生活在美國、出生在國外的人口）達到了4370萬人，佔美國總人口的13.5％，其中非法移民佔大約1/4。與1965年相比，移民數量翻了近三倍，當時移民佔總人口的比例為5.4％。
移民數量的快速增長主要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到2013年增速開始放慢。這種現象在其他發達國家也同樣存在。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理論上勞動力應該和資本、技術一樣實現跨國的自由流動。但實際上這種流動從未真正實現過，也不存在保證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多邊貿易規則。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服務貿易總協定》為例，儘管在多哈回合談判中應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對自然人流動制定了相應的規則，但由於發達國家的抵制，所涉及的自然人只限於“服務提供者”，且相關規則不能與成員方的出入境管理、移民管制、就業法規相沖突。
對待外來移民，民眾的反應呈現出矛盾的態度。一方面，美國（及多數發達國家）多數民眾認為外來移民工作努力、受教育程度高而持肯定態度。例如，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有62％的受訪者認為外來移民使美國更為強大。另一方面，來自美國與其他發達國家的民眾對移民 的敵視正在成為反全球化的主要動力來源。同樣是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在2018年美國的中期選舉中，70％的選民認為移民是影響投票的一個重要因素。另一項調查顯示，在美國以外的十個發達國家中，反對移民的中位數比例達到58％，即使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印度、菲律賓、南非、俄羅斯），反對移民的比例與發達國家也相差無幾。這表明對移民的敵視已經成為一種全球性趨勢。全球化的發展歷史證明，對移民的敵視通常會成為全球化繁榮週期終結的一個重要標誌。
四、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方向
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和國際經濟規則的主導者，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的反全球化立場與再全球化目標必然會影響全球化的發展方向。
當今經濟全球化正處於十字路口：一方是特朗普政府所倡導的反映少數發達國家利益訴求的排他性全球化，另一方是中國所倡導的反映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訴求的包容性全球化。對於包容性全球化，國際學術界並沒有明確的概念界定。中國學者對於包容性全球化大致有兩種代表性的表述：一是把包容性全球化等同於“一帶一路”與（現有）全球化的結合。其核心內涵包括：國家應發揮好“調節者”的角色、解決資本市場“期限錯配”的問題、選擇適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保障各方平等地參與全球化以及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保護文化多元性等。二是通過對現有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行改革，構建新型全球化。其核心內涵包括：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平等參與，凸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的重要地位；改革和完善國際秩序與全球治理；奉行開放、平等、包容、普惠的理念；實現全民共享等。
經濟全球化的未來發展方向將取決於這兩種全球化模式的博弈結果，而影響博弈結果的因素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國際社會對兩種全球化模式的認同度。
第二，兩種全球化模式實現的可行性。
第三，兩種全球化模式能否找到最大公約數。
總之，特朗普政府奉行反全球化與再全球化政策導向會使全球化進入一個週期性的低谷。在兩種全球化模式的博弈過程中，短期內排他性全球化模式將處於優勢地位，長期內包容性全球化模式將是全球化發展的必然方向。
數字經濟智庫
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
為了更好的服務數字中國建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加強數字經濟建設過程中的理論交流、實踐交流。來自中國數字經濟以及“一帶一路”建設領域的專家學者們成立了數字經濟智庫，為數字中國的建設添磚加瓦。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擔任名譽院長，知名青年學者黃日涵、儲殷等領銜。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是數字經濟智庫旗下的專門平臺。
閱讀更多 黃日涵副教授 的文章
